第一节
经济社会系统发展极限与生态文明转型机遇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层次沿着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向上提升，单纯的社会经济产品与服务的增加已经难以满足人们对于美、绿色、健康等的需求，人们对于生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传统城市的社会经济福祉的提升是以生态福祉的削减为前提的。 ^[1] 纵观整个城市发展史，不难看出，传统的城市发展路径都是基于一种“技术经济”的理念，即通过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资料范围、提高生产资料的组织效率等手段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的典型代表是工业城市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技术经济的极限性。技术经济终归是建立在对能源、资源的消耗和环境容量的侵占基础上的，会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容量的稀缺而面临提升的极限。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由“空”到“满”的世界的转变 ^[2] ，建立在资源和环境消耗基础之上的工业化技术经济已经无法持续性地改善人类福祉，我们必须寻求另外一种福祉改善的方式。

在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不断逼近生态系统的边界的极限状态下，建立在工业化技术经济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难以应对诸多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的生态问题和社会矛盾，也难以承担起引领人类走向持久、繁荣、公平发展的重任。库恩认为，当现有的知识和经验都无法解释我们当今面临的矛盾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现有认知所基于的范式需要进行革命的时候。 ^[3] 对工业城市的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催生了诸如“田园城市”“花园城市”“山水城市”“生态城市”等新兴的城市概念。这些新兴城市的概念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大背景下，其本质还是在工业文明价值观倡导下对城市技术经济的优化，没有从根本上思考和应对城市发展的问题。

2007年，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启动向生态文明整体转型的进程。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践行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了我国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认识。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我国城市化进程走了不少违背规律的弯路，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的干扰。202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64.72% ，超过3/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因此城市在我国实现生态文明转型这一目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节能减排”“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或实现碳中和”等具体发展目标的成败也与城市的转型与否紧密相关。要从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我国2060年前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要从当前的100亿吨减至基本清零，按每年GDP 3%—4%的增速目标，意味着GDP增长与碳排放不仅要绝对脱钩，而且要加速度脱钩。这么艰巨的任务仅靠农村和农业的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城市以及城市增值模式必须实现转型。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成都天府新区视察时要求，“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这一创新性“公园城市”的理念是在我国推进生态文明转型的大时代背景下关于城市建设的创造性论述，为我国践行新发展理念、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方向，在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公园城市”这一全新城市理念的构建，将给我们带来难得的机遇，但也让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城市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城市的演化和人类文明的演化相互交织，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演化逻辑，城市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塑造者。面对“公园城市”这一新生事物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既需要谨慎地回到历史中去找寻演化逻辑、总结经验，又要突破禁锢，大胆前瞻。 ZjpsUawVOWg0eHjTK1P9bxsAxXfYQd/ehnRrYYKLD6ghHC5qmaNwZzWkUEhAcO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