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对象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中观层面的行业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及个体。为了使本书的结论具有较好的拓展性,样本将涵盖国有、民营以及外资企业,在规模上将包含大、中、小型企业,在行业上将涵盖多种类型的行业,在地区上将包含制度基础设施发展较高和较低的区域。正是这种多样化的背景以及不同的地区和行业环境给予企业创新不同的影响。
图1-1 本书的研究框架
研究的总体框架如图1-1所示。研究思路从自上而下的垂滴(trickle down)过程与自下而上的涌现(pop up)过程两个链条跨层次展开。在整合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本书将运用多种方法开展研究,从宏观营商环境、中观产业环境到微观企业技术创新,再到中观产业升级乃至宏观制度创新。在闭环过程中,涵盖垂滴和涌现双向互动;在微观企业内部,致力于揭示企业家推动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的机制,并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多方面的战略与政策启示。
本书的技术路线如图1-2所示。后文各章节安排如下:
图1-2 本书的技术路线
围绕技术追赶理论、制度基础观以及高阶理论等,为研究如下内容提供借鉴:中国经济追赶与技术创新的初始条件——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以及地方官员效应、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后发国家技术追赶与创新的路径及其影响因素、政府与市场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多重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家塑造创新环境的机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案例研究,构建创新型企业的培育和提升路径的理论模型。
一方面,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技术创新的演进与特征化事实。比如,以中国知识产权变化的三个事实管窥中国经济追赶的三个阶段,以全球创新指数为例反映中国国家技术创新的演进,以中国世界500强企业相关数据反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基于世界银行等大规模问卷调研获得样本数据,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假设、修改模型。通过实证数据的统计分析,重点探讨新技术环境下宏微观整合视角的创新型企业构建机制。
一方面,本书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行业——技术密集型的移动通信行业开展案例研究,探索从3G标准到5G标准的竞争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市场(包括企业和企业家)共同构成的举国体制在关键技术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本书还选择滴滴打车和支付宝等平台型创新企业为案例,探索制度企业家自下而上推动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路径。
运用政策分析方法,本书一方面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策文件,分析新中国科技进步战略与道路的转换,并将其分为向科学进军、科学的春天、科教兴国、自主创新、科技强国五个阶段;另一方面,基于既有的案例与定量研究,从优化营商环境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追赶和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