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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2021-2025年）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更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面对国际贸易竞争日益加剧、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挑战，国家审时度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
2021年3月发布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具体规划。
2022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进一步要求“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企业是创新的重要主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陈劲和李佳雪，2020）。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之一便是勇于创新。2017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而，在宏观经济转型和产业创新升级的背景下，从政府（制度、官员）和市场（行业、企业、企业家）两个方面及其互动入手，研究技术创新的多层影响因素和多阶段动态机制，以及企业家推动制度创新的路径，成为企业乃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紧迫要求。
任何创新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行动者，另一个层次是行动者所嵌入的环境（Gupta，Tesluk & Taylor，2007）。因此，需要从多层次和跨层次角度分析企业的创新机制，以深入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许庆瑞等，2018；林润辉、张红娟和范建红，2013；张红娟和谭劲松，2014）。
过去四十多年，中外学者对企业创新或创新能力做了大量研究，从不同视角聚焦于创新的多个研究议题（综述请见：Garud，Tuertscher & Van de Ven，2013；魏轩、陈伟和林超然，2019）。然而，这些研究往往从宏观或微观视角把创新现象割裂开来。宏观层面上的创新研究关注包括社会信任、政府、法治、金融等在内的制度环境，以及市场结构、合作网络紧密度、创新成果可占有性等在内的行业环境。与宏观层面的研究不同，微观视角关注个人、团队和组织层面的创新动因。将创新的宏观与微观动因割裂开的研究范式，未能为业界和学界理解制度环境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乃至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的路径提供清晰答案。
鉴于此，未来研究应综合考虑宏微观层面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的路径，从而实现在理论创新上开辟新路。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以及对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演进与发展现状的把握，本书致力于探索如下五个核心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追赶与技术创新的初始条件——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何特点？
第二，从政府与市场的互动看，中国情境下宏观环境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第三，从政府与市场的协同看，中国举国体制的演进如何推动技术创新升级？
第四，自上而下地，中国的制度环境和经理自主权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第五，自下而上地，企业家推动产业升级与制度创新的路径是什么？
为回答上述五个问题，本书致力于运用文献研究、政策文本分析、统计与计量分析、案例研究等，采用多层次研究方法，考察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演进与发展现状，分析中国经济追赶与技术创新的初始条件，回顾中国情境下宏观环境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互动研究，检验中国制度环境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与边界条件，并探索企业家推动制度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