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积极应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战略机遇期。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更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面对国际贸易竞争日益加剧、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严峻挑战，国家审时度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确定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并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一系列配套政策。那么，在中国经济追赶过程中，制度和领导如何作用于技术创新？

为了历史地、辩证地回答上述问题，本书基于对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演进与发展历程的把握，开展如下五个探索：（1）中国经济追赶与技术创新的初始条件——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何特点？（2）从政府与市场的互动看，中国情境下宏观环境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如何相互作用？（3）从政府与市场的协同看，中国举国体制的演进如何推动技术创新升级？（4）自上而下地，中国的制度环境和经理自主权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5）自下而上地，企业家推动产业升级与制度创新的路径是什么？

运用文献研究、政策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统计与计量分析等方法，我们获得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科技进步战略与道路转换经历了五个阶段。无论是知识产权、国家创新指数还是企业创新能力，中国技术创新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确立了作为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当然，中国的制度指标相对于其他指标仍处于劣势，尤其是监管环境表现较差，亟待完善。

第二，地方政府积极主义以及政府的领导力，是中国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众多初始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其中，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基于高阶理论的逻辑框架，中国地方官员静态特征的效应涉及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专业背景、性别五种人口统计特征的作用；动态过程的效应包括其来源、工作经历、去向、交流、更替和晋升竞争六个方面的影响。

第三，中国情境下2012-2021年的宏微观结合研究中，对宏观因素关注程度由高至低依次是：政治、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技术因素；微观因素则依次为：微观企业结果、财务战略、研究与开发战略、公司治理。其中，宏观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效应包括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三类，并以主效应为主，较少涉及中介效应；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方面。

第四，在推动中国移动通信产业技术标准经历“3G突破、4G同行、5G引领”的技术追赶过程中，举国体制发挥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积极作用。（1）技术标准制定的新型举国体制以市场为主导，发挥多主体协同创新优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发挥支撑引领作用，产业联盟通过组织创新发挥技术标准促进作用。（2）中国从3G到5G技术标准的发展中，企业逐渐主导了标准化过程，其作用日益突出；政府的角色从主导到引导，在标准的国际化中不可替代；产业联盟沟通了企业与政府，在传递资源和信息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3）技术标准的举国体制呈现出“政府主导”→“政府与市场并重”→“市场主导”的演变过程。

第五，制度环境和战略领导作用于企业创新的路径如下：（1）地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如政府干预与保护程度、司法公正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灵活性、民营化程度和外商投资水平、社会信任等，均会对总经理自主权产生影响；（2）总经理自主权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而与研发投入波动负相关；（3）总经理自主权中介了制度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第六，在“制度不完善”环境中，制度企业家可以通过“先嵌入，后突破”的行动路径，来推动制度“从有到新”的变革；在“制度空白”的环境中，制度企业家通常采取“先投资，后证明”的模式实施创新，实现制度“从无到有”的转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制度企业家在平衡国家与企业利益的过程中，尤其应考量国家安全诉求。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未来可从以下六个方面开展研究和政策实践：其一，发挥地方政府积极主义优势，规范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其二，完善地方官员治理，推动官员领导力研究；其三，推动宏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创新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其四，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关键技术创新；其五，完善影响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其六，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