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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创新影响过程体现在企业对制度和行业创新环境的塑造上。外部环境不仅形成了企业创新的条件和约束，而且也被企业所影响。制度和行业环境能否充分反映企业创新需求，从企业角度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影响外部环境发展的能力（Macher & Mayo，2014；Oliver & Holzinger，2008）。一些同样处于创新环境不够良好的企业，能够利用对环境的塑造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
在解释企业如何应对制度压力时，社会学及组织理论领域的学者惯用制度理论来解释并侧重于研究企业能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服从（DiMaggio，1988）、退耦（decoupling）（MacLean & Behnam，2010；Westphal & Graebner，2010）以及主动操纵（Oliver，1991）。比如，黄冬娅（2013）对中国企业家影响地方政策过程进行了探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倾向于利用利益集团理论解释企业如何影响制度环境：利益集团能增强其成员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North，1991；Spiller & Liao，2006；Henisz & Zelner，2005）。战略管理学者主要依赖企业政治行为理论来解释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企业政治行为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行业环境是社会各种利益团体（包括企业）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平衡的结果（Shaffer，1995；Mahon & McGowan，1998）。企业可以通过财务刺激、信息游说、社会力量动员等非市场战略影响制度环境（Choi，Jia & Lu，2014；Hillman，Keim & Schuler，2004；Hillman & Wan，2005）。
可见，企业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企业对行业环境等创新生态系统的反馈：第一，竞争效应，如果企业的创新水平很高，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就可能并购其他企业，改变行业的竞争规则；第二，示范效应，其他企业很有可能在制度压力等因素作用下模仿该企业的创新战略等组织架构和设计，或者与该标杆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改变行业的网络结构，从而影响行业环境、制度环境等创新生态系统。
学界将能够推动制度创新的企业家称为“制度企业家”。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企业家扮演了重要的促进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比如，邵传林（2015）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群体在中国市场化制度变革中更多地扮演着正面角色，其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群体促进了中国式制度变迁进程。从更广泛的范围，张维迎（2013）认为，人类社会博弈的游戏规则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而不是计划设计的产物，但有一些“制度企业家”对社会规范和法律的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汤邦锐（2017）指出，制度变迁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制度结构会影响企业家行为，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家也在推进制度变迁；中国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既是一个制度的模仿与自发、局部与系统变迁并存的过程，又是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融于企业家行动中的随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