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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别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中的制度环境、产业环境、企业所有制、战略领导四个层面，论述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目前学界对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式制度要素的探讨，主要聚焦于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情境。在国际情境下，Barasa等（2017），Maksimov、Wang和Luo（2017）分别研究了转型国家的制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Wu和Park（2019）检验了国际制度复杂性与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的创新。Szczygielski（2017）表明，政府支持对私有企业创新的支持作用在制度完备的情况下更有效。Xie和Li（2018）则验证了制度发展水平对于新兴市场中企业出口和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在中国情境下，整体而言，良好的市场化环境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Qu，Qu & Wu，2017；鲁桐和党印，2014；王立清等，2011；张杰等，2011）。以下分别从三个方面梳理正式制度因素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
第一，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作用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服务（廖开容、陈爽英，2011）、政府减少干涉（顾元媛和沈坤荣，2012）以及政府研发补助（朱斌、李路路，2014；李健、杨蓓蓓和潘镇，2016）等因素，均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并且，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具有杠杆效应，工业化发展阶段会不断增强此杠杆效应（廖信林、顾炜宇、王立勇，2013）。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竞争程度和政府管制（廖开容、陈爽英，2011）、基于GDP的晋升竞争、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顾元媛、沈坤荣，2012），则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消极影响。综合来看，Jia（2017）对政府政策对企业创新数量与新颖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积极推动创新确实可以增加创新的总量，但如何保证创新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平衡，仍然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第二，法治与中介组织发展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法治环境（王永健等，2016）、法律制度（邵传林、徐立新，2015；江雅雯、黄燕和徐雯，2011）、名义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尹志锋等，2013；廖开容、陈爽英，2011），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尚未对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正效应（李蕊、沈坤荣，2014）。此外，律师和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服务条件、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曹琪格、任国良和骆雅丽，2014）、公共研究机构（林承亮和许为民，2013）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R&D投资。
第三，金融发展、劳动力供给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效应。高效的金融体系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冉光和、张冰和庞新军，2013；江雅雯、黄燕和徐雯，2011），而金融约束和资金可得性显著抑制了企业R&D投入（廖信林、顾炜宇和王立勇，2013；张杰等，2012）。信贷寻租和融资约束都能显著抑制企业创新（张璇等，2017）。进一步，地区市场化进程与企业R&D强度的正相关关系在央企最显著；对于地方国有企业而言，这种推动作用容易被地方政府的干预所削弱（纪晓丽，2011）。此外，国内传统廉价劳动力的短缺、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是很多企业持续进行创新投入的重要动力（林炜，2013）。
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李晓梅，2013；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社会资本（林洲钰、林汉川，2012；陈爽英等，2010）、社会网络（Balachandran & Hernandez，2018；张红娟与谭劲松，2014；钱锡红、杨永福和徐万里，2011；池仁勇，2005），以及中国情境下的关系文化（Xie等，2017），均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相反，杜善重（2019）则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亲缘关系会降低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袁建国、后青松和程晨（2015）也认为，企业政治关联阻碍了企业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可见，中国情境下的非正式制度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尚无定论，这两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国际学者对影响企业创新的行业因素的探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七个方面：产业政策（Aldridge & Audretsch，2010）、市场结构（Voss et al.，2006）、合作网络（Zhang et al.，2019；Howard et al.，2016；Cox et al.，2015；Ozer & Zhang，2015）、买家/顾客/用户的需求（Priem et al.，2012）、行业之间的知识溢出（Funk，2014）、产学研互动（Mowery & Sampat，2006）以及市场专用性状况（Encaoua & Martinez，2006），等等。
国内对影响企业创新的行业因素的归纳主要包括市场集中度和要素密集度。比如，市场集中度与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寇宗来和高琼，2013）。又如，中国上市公司所属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行业中，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基金持股比例和董监高持股比例均正向影响研发投入（鲁桐和党印，2014）。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进程中，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相对复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是最为常见的两类特殊企业。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具备不同的资源禀赋——国有企业通常比民营企业从体制内获得更多资源，因而它们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比如，企业自身现金流、注册资本及商业信用会增加，而银行贷款则减少企业R&D投入；就R&D投入来源而言，国有企业依靠现金流、注册资本以及银行贷款，民营企业则依赖现金流、注册资本和商业信用（张杰等，2012）。并且，业绩考核制度显著提高了央企的创新水平，并显著提高创新对企业价值的边际贡献；而民营企业不受该项制度影响。然而，尽管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关键的R&D资源，但其创新效率较低（Zhou et al.，2017）。引入非控股国有股权能够显著增强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制度环境落后地区的民营企业引入非控股国有股权对其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制度环境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引入非控股国有股权对其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强（邵云飞、李刚磊和徐赛，2019）。
所有制影响企业创新的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其与外部制度的交叉作用。比如，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大，且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更大；所有制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杨洋、魏江和罗来军，2015）。又如，进口对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更强的促进效应，而对从事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抑制效应；与发达国家开展的进出口贸易对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更为突出。然而，国企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学习封闭性及创新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被国产化政策强化了；由于缺少和跨国公司建立直接联结的机会，民有企业摆脱了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恶性循环（江诗松、龚丽敏和魏江，2011）。
以上研究表明，尽管国有企业能比民营企业获得更多资源禀赋从而增加创新投入，但同时也可能由此导致“锁定效应”而弱化创新能力。此外，政治因素与市场因素对企业创新存在潜在的交互作用，尽管企业拥有高水平的政府关系和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但两者联合时会削弱该积极作用。因而，未来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不同作用。
高管团队传记性与非传记性人力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或正或负两种影响（朱焱和张孟昌，2013）。一方面，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平均任期和职业经验以及非离职组高管持股（郭葆春和张丹，2013），技术性背景高管团队成员的比重、引入激励机制后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的激励（罗正英、汤玲玲和常嫦，2013），均与R&D投入强度正相关。另一方面，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离职组高管持股（郭葆春和张丹，2013），高管团队平均在位时间（罗正英、汤玲玲和常嫦，2013），团队中创始经理人比例及其兼任CEO（陈闯和刘天宇，2012），均与企业R&D投入强度负相关。此外，团队股份均匀度会稀释创始经理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陈闯和刘天宇，2012）；高管团队的多样性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Boone等，2018）；进一步，Schubert和Tavassoli（2020）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多样性决定了企业是否完全从事创新活动，而中层管理团队影响企业创新实际结果；高管团队稳定性也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张兆国、曹丹婷和张弛，2018）。
影响企业创新的高管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任期、素质（康艳玲等，2011；邵敏，2012；安同良等，2009），高管预期（谢震、艾春荣，2014；甄丽明，2013），以及总经理自主权，等等。比如，当企业通过外部招聘而非内部选拔CEO时，企业研发效率降低（Cummings & Knott，2018）。特别地，从总经理自主权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来看，存在相反的结论。一方面，总经理自主权越大，企业就更可能加大创新投入（Wangrow等，2015；张长征和胡利利，2011；苏文兵等，2010；Sahaym & Steensma，2007；彭倩，2007）。另一方面，总经理自主权与企业R&D投资显著负相关（Dong & Gou，2011；张长征、赵西萍和李怀祖，2006）。可见，总经理自主权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效应尚未形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