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 技术追赶理论

技术追赶是后发国家为缩短与产业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获得技术能力，并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把这些能力转化为产品和工艺创新的过程（Pavitt，1993）。该理论起源于Gerschenkron（1962）的后发优势理论，即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引进、模仿等方式，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该理论认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并非简单地追随先发经济体的发展路径，而是会创造新路径或技术跨越，走出一条与先发经济体不同的新路，来实现可持续的追赶（Lee and Lim，2001）。

以韩国为例，李根（2022）提出了该国企业三种不同追赶模式：路径跟随式、阶段跳跃式和路径创造式。对于路径跟随式而言，后发企业在发展路径上与先行企业相同，只是用时更短。阶段跳跃式和路径创造式统称为“技术跳跃”：其中，前者被称为“第Ⅰ类跳跃”，指后发企业在发展路径上与先行企业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但由于跨越了某些阶段，从而节约了追赶时间；后者被称为“第Ⅱ类跳跃”，指后发企业在发展路径上跟随先行企业一段时间后，转而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致力于能力尤其是技术能力建设和升级，韩国首先采用了路径跟随式追赶，之后再转向后两种追赶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种能力观认为，决定一国能否实现持续增长的最根本因素并不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于政府致力于企业能力的建设。可见，该理论不同于传统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市场融合的协同作用。

二 制度基础观

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based View）认为，组织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之间存在动态交互作用——制度可以自上而下地影响组织，组织也能自下而上地反作用于制度环境。其中，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它们与组织所在的产业状况和组织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共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如图2-1）。并且，制度的作用在转型经济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Peng，2002）。

制度基础观有两个核心假设：第一，企业及其管理者在制度约束下理性追求自身利益，并做出战略选择；第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支配企业行为，当正式制度失效或空白时，非正式制度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坚定管理者与企业信心（彭维刚，2007）。

基于制度基础观的既有探讨，多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的直接影响（Bjornskov & Foss，2016；蓝海林等，2010）。鉴于此，希特和徐凯（2019）强调，未来研究有必要从单一制度分析转向多元制度的复杂效应分析，从单一层次制度分析转向跨层次制度的组合效应分析，从制度效应的静态分析转向考察制度效应的动态和演化效应。高阶理论为厘清制度环境作用于企业行为的机制提供了新视角（Finkelstein，Hambrick & Cannella，2009）。除了政策、制度与行业环境，还应关注经理自主权，以及战略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匹配（许德音和周长辉，2004）。

三 高阶理论

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层管理者基于自身经历、信念与价值观所形成的对事物的认知解读而采取行动，进而影响企业层次的战略与绩效（Hambrick & Mason，1984）。在复杂组织变革日益常态化、地理分散化以及新技术日新月异的现阶段，企业高层在组织中的影响力比以往都更具有广度和深度（Quigley & Hambrick，2015；Hambrick & Quigley，2014）。此外，如图2-2所示，研究表明，CEO对企业绩效变异量的解释力略高于行业，仅次于企业本身特性（Crossland & Hambrick，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