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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长期呈现的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特征。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也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农业就业人口主要依靠土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并借此获得生活资料，因此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农民阶层都是主要的社会阶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才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方式，逐渐改革为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为基础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架构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方式，这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什么时候生产，都由农民自己说了算。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发生了变化，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农村形成留守家庭，部分家庭成员流入城市形成迁移家庭。最初，农民工为解决收入问题，只是在农闲时节外出打工。但在城市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过程中，农民工逐步转变为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农民工——这推进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就这样，农民在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将自己转变为工人阶层的同时，也教育子女通过参加高考转变为“国家干部”“非体力劳动者”或“白领劳动者”。这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在工人化和中产化两条道路上并行，并在2000年前后成为名正言顺的“产业工人”。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流动与阶层结构转型，与西方有重大区别，西方是先迎来工业化并形成庞大的工人阶层，然后在“二战”之后才迎来后工业化，并将工人阶层转变为“中产阶层”。但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大城市走向后工业化的同时，很多省会城市或由几个省会城市形成的城市网、都市圈等（即“二线”城市）还继续延续着工业化进程——既表现为同一时空中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也表现为同一时空中大规模的、并行不悖的工人化和中产化。
正因为存在并行不悖的双重社会转型特征，中国才比较好地解决了社会转型中存在的不均衡发展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转型带来的社会冲突，维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这就是说，具有东方渐进改革特征的制度变迁，以利益诱致方式通过增量改革造就了体制外的经济与社会，造就了庞大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态势，并以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对照城市工人的权利保护，以价格双轨制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建构不同的改革逻辑，最后完成市场经济的一体化改造。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还在进行，但民营企业却以市场化的草根性增长成功占有了重要份额，成为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主战场。有统计显示，目前民营经济贡献了50%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占有了技术创新和新产品70%的比重，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人口就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也超过90%。
总之，经济的多元发展格局，推进并完成了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现代化任务，1990年实现了温饱型小康目标，2000年实现了总体性小康目标。之后又将“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努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持续发力，使民生建设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迅速提升了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71.2元，其中城镇居民为343.4元、农村居民为133.6元。2000年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3721.3元，其中城镇居民为6255.7元，农村居民为2282.1元。2010年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2519.5元，其中城镇居民为18779.1元，农村居民为6272.4元。到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长到35128元，其中城镇居民为47412元，农村居民为18931元。
依照2010年2300元不变价格确定的贫困线，在改革开放之初，即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高达97.5%，但到2000年这一比例就下降到了49.8%，到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7.2%，到201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7%。即农村中的贫困人口也下降到差不多只有1660万人。按照联合国2%的贫困发生率标准，以2010年2300元不变价格的标准，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可以说，精准扶贫工作的重大成功，缩小了社会阶层中的贫困人口规模，支持了社会阶层的优化过程。
这也使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GSS全国抽样调查，在劳动力人口中，雇主阶层所占比重为4.93%，老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为12.83%，新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为23.22%，工人阶层所占比重为31.28%，农民阶层所占比重为27.74%。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不再是一个以农民阶层为主的国家了。中国传统产业工人阶层的队伍，也开始在后工业化过程中收缩，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一直处于持续扩大之中。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建构了和平发展的国内外良好环境，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加速了“去工业化”步伐，这使一部分本应该在工人阶层的就业人员，进入了中产阶层的队伍。尽管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脆弱的，即虽然居于职业划分的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认同中产的心理结构，比如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担忧、对职业生涯与收入水平的挂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经济的波动发展等，使他们处于变动不居的心理状态，但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使中国实现了从以农民阶层为主的国家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国家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消费结构随之而迅速升级。
众所周知，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阶层主要以种植粮食作物为生，因为难以把控气候、难以防控灾害，经常处于饥饿威胁之中。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时间，由于农业部门的低效率，也由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水平与机械化程度的低下，粮食平均亩产量也长期低迷。比如，在人民公社时期，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粮食供应都处于短缺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只有率先在农村取得重大突破，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市场供给，满足人民生活之所需，票据制度才能伴随市场商品的丰富而走下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连年提高，由此也解决了中国长期“吃不饱”的问题；在经济特区深圳率先取消粮票，为形成市场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全面进入利用价格机制调控粮油肉蛋奶的分配时期，形成了市场需求制。自此开始，中国的消费品市场逐渐从短缺阶段过渡到过剩供应阶段，也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总之，经过新中国70多年来的发展，在中产阶层占比迅速提高之后，中国人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恩格尔系数为例。1949年，中国城市用于食品消费的占比高达60.2%。在1956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1957年城市的恩格尔系数降低到58.4%，但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达65.7%。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的为64.0%；2000年，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9.2%，农村的下降到49.1%；到2010年，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为37.5%，农村的为41.1%。进入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在所有家庭消费中，食品方面的开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2021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其中城镇为28.6%，农村为32.7%。
这说明中国人已经将主要的家庭消费转移到教育、卫生保健、旅游、住房改善等方面。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也已经从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多样化和定制化转变。
从食品消费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粮食年消费量较高，为家庭人均247.8千克，1980年增长到257.2千克，1990年增长到262千克，此后到1998年下降到249.3千克。但猪肉、羊肉、牛肉的消费量却逐步增加，1978年农村家庭平均每人的肉类年消费量为5.7千克，1990年增长到11.3千克，1998年增长到13.2千克。进入新时代之后，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粮食消费量降低到178.5千克，2020年又降低到168.4千克。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在2013年增加到22.4千克，2020年维持在21.4千克。
同样在食品消费中，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粮食消费量迅速下降：1985年为134.7千克，1990年下降到130.7千克，1998年下降到86.7千克。但对猪肉的消费量却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态势：1985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猪肉消费量为16.7千克，1990年增长到18.5千克，1998年又降低到15.9千克。城镇居民家庭牛羊肉的人均年消费量，在1985年仅为2千克左右，到1998年增长到3.34千克。进入新时代以后，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粮食消费量，2013年降低到121.3千克，2020年降低到120.2千克；但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却持续增长，2013年增长到28.5千克，2020年稳定在27.4千克。
从耐用消费品上来说，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在2000年之前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仍然将“呢大衣”“毛毯”“大衣柜”“沙发”“自行车”“缝纫机”等作为家庭耐用消费品。比如说，在农村，每百户家庭的自行车拥有量，1978年仅30.1辆，1998年上升到137.2辆；每百户家庭的缝纫机拥有量，1978年为19.8台，1998年增长到65.8台；每百户家庭的手表拥有量，1978年为27.4只，1998年增长到154.6只。在城镇，1998年每百户家庭中呢大衣拥有量为191.1件，毛毯拥有量为142.1条，大衣柜拥有量为84.0台，沙发拥有量为207.6个，自行车拥有量为182.1辆，缝纫机拥有量为56台。进入新时代之后，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等所谓的“老三大件”都已经充分满足了需要，已经很难将这些消费品当作耐用消费品了。在“新三大件”上，即在家用汽车、移动电话和计算机等方面的消费来说，在农村每百户家庭中，2013年家用汽车拥有量为9.9辆，2017年增长到19.3辆，2020年增长到26.4辆；2013年移动电话拥有量为199.5部，2017年增长到246.1部，2020年增长到260.9部；2013年计算机拥有量为20台，2017年增长到29.2台，2020年增长到28.3台。在城镇每百户家庭中，2013年家用汽车拥有量为22.3辆，2017年增长到37.5辆，2020年增长到44.9辆；2013年移动电话拥有量为206.1部，2017年增长到235.4部，2020年增长到248.7部；2013年计算机拥有量为71.5台，2017年增长到80.8台，2020年降低到72.9台。
从家庭住房面积上来说，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8.1平方米，1990年增长到17.8平方米，1998年增长到23.7平方米。而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978年仅为3.6平方米，1990年增长到6.7平方米，1998年增长到9.3平方米。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5.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6平方米。到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7.3平方米。
中产阶层的扩大与消费市场的扩展，提升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营养条件，减轻了劳动强度，提升了人均预期寿命。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从投资驱动阶段过渡到消费牵引阶段。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第一次进入了数字社会，也第一次进入了汽车社会——成为世界上小轿车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这些变迁，将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造成极其强烈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也逐渐强化了对内需市场的开拓。中国开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能够良性循环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就是就业的稳定与内需的拓展，就是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即将由人口数量——尤其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增长阶段不可避免地进入持续性的劳动力人口的缩减阶段，即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现在，老龄化水平开始迅速提高。2021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提高到14.2%。中国在经历“十三五”时期比较缓慢的老龄化速度之后会在“十四五”时期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此外，青年人的结婚率开始降低，离婚率仍然在上升；初婚年龄连年推迟，降低了人口出生率。2020年，全年新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人，但死亡人口达到1014万人，净增加人口仅48万人。
这些都迫使我们思考如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以缓解劳动力老化的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有迅速发展科技、开发自动化设备与人工智能设备，扩大机器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才能最终解决未来的劳动力需求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继续加大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研体制改革，调动科研人员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尽快形成创新力量。另外，当前的城镇化仍然处于快速推进阶段，但城镇化的质量还需进一步改善。
如果农民工仍然被视为流动人口、劳动力人口，难以被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险保护网，或者难以被当作城市新市民，则其社会认同问题就难以解决。中等收入群体仍然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在城市生活成本迅速上升与工资收入渐进增长的矛盾中，他们还需要克服房贷压力才能真正将自己转变为内需的拉力。总之，社会转型只有伴之以顺利的社会发展，才能化解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群体区隔，形成新时代需要的社会黏合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