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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为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可以自由流动，
加之城市经济恢复之后需要一定劳动力的支持，所以出现了一波比较快速的城镇化浪潮。有统计显示，1949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仅为10.64%，但在1960年即达到了19.75%，几乎达到每年增长1%的城镇化速度。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以及农业产量虚报浮夸等因素的影响，导致1959—1961年出现“三年困难时期”。为保障粮食供应，缓解人口增速较快与生活用品增速较慢之间的矛盾，政府采取了生活用品有计划分配的票据管理措施，并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重新“下放”回农村。
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将城乡居民划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且明确规定凡农业户口进入城镇需要有城镇录用就业证明。1964年，《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更是明确指出，“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政策”，并将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口限定为不超过现有非农业户口人口的1‰。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城镇化水平逐步降低的趋势。在1965年降低到17.98%，1970年降低到17.38%，1975年降低到17.34%。这等于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升反降。
为缓解农民生活压力，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政府允许农民保留部分自留地，也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附近的城市或集镇“搞副业”。这些农村流动人口就成了第一代农民工的主体。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步伐。虽然依据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水平不高，但依据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水平连年上升：1980年达到19.39%，1990年达到26.41%，2000年达到36.20%，2010年达到49.95%。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年均提高1.20%以上。这使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将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城镇化率提升到新水平，到2021年达到了64.70%左右。
现在，户籍制度虽然存在，但在不同城市中已进行了不同的改革。在因城施策、分类推进的政策配置中，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外，其他城市已大幅度放开落户限制。但农民对农村土地的热爱，以及市场经济与农村社会建设的完善，却逐步淡化了城市户籍的吸引力。实践证明，只要城镇化过程能够坚持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农民工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新市民。非农业户口的人很难将自己的户口再转变为农业户口。从这里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图1-2 1949—2018年城镇和农村人口比重
改革开放的有力推进，让中国迅速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村落社会转型为都市社会，从定居生活转型为迁居生活，从短缺经济转型为过剩经济，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是人类在文艺复兴之后最具进步意义的大事件。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过程，还深刻体现着城市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农村的积极影响过程。中国的城镇化，不但比较顺利解决了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使1.2亿多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使1.7亿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
而且顺利解决了随迁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问题。
尽管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这一问题解决得还不够理想，但在“两为主”（教育经费以财政投入为主，上学学位以公立学校为主）的制度规约下，绝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子女都能够在公立学校就读。
此外，可携带、可转移的社会保险政策，也使农民工获得了与城市劳动力一样的权利，使农民工能够在流入地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会在2025年超过68%，在2035年超过80%。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可以极大程度提升人民的日常生活质量，提升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也为世界人口的城镇化做出重大贡献。
此外，以农民工为主的城镇化浪潮，同时也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的就业结构，使劳动力人口首先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流动到第二产业，然后再向第三产业流动。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高达83.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仅占7.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占9.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迅速提升了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降低到70.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增加到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加到12.2%。
尽管如此，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是特别大。正如图1-3所示，1990年实现温饱型小康目标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降低到60.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上升到21.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上升到18.5%。尽管60年代中期以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曾高于第二产业，但一直到1994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才又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人员所占比重，达到23%。此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增速长期快于第二产业，强化了后工业化的特征。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的最重大的就业结构变迁。在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服务业的需求开始越来越大，中国在转变为制造业大国之后，开始向服务业大国转型。
图1-3 1952—2016年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人员占比
另外，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与科学种田的普及，使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需求迅速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这将在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之下继续强化城镇化速度。总之，在中国粮食产量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已经直线下降。2000年，在达到总体性小康目标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降低到50%左右，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22.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27.5%。2010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降低到36.7%，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28.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34.6%。
到2011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从业人员占比发生第二次根本性的转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降低到第二位的34.7%，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29.6%，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则达到35.7%，使之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这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对第一产业的现代化超越。
2015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中从业人员占比又发生了第三次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第一次低于第二产业，降低到28.0%，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29.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43.3%。2020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继续降低到23.6%，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降低到28.7%，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却上升到47.7%。
在第三次转型中，继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开始显著下降。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伴随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机器人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会逐步降低。数字社会和后工业化浪潮将最终把我们带入机器与人结合的“人机社会”。“人机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强度的减轻，以及闲暇和消费时间的延长。因此，人工智能与“人机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还会大大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