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教育大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最大特征，就是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迅速提升。1949年，中国文盲率还高达80%左右。但在合作化、集体化和国有化时期，政府就推动了全民扫盲运动和成人识字率提升运动。各级政府和群团组织在工厂、农村、街道、部队等广泛举办夜校和扫盲班，将识字率的提升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与老百姓的互帮互教相结合、与青年人的发展相结合、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形成了全民集中学习的热潮。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的文盲率下降到6.7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文盲率下降到4.08%。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文盲率下降到2.67%。

在扫除文盲的同时，国家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教育，扩大各级各类教育的招生规模。统计显示，1952年，全国普通小学招生人数就达到了1149.3万人；但普通初中招生人数仅仅为124.2万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仅为14.1万人，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勉强达到7.9万人。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7年全国普通小学的招生人数上升到1249万人，普通初中的招生人数上升到21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上升到32.3万人，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上升到10.6万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初中以上教育阶段的招生人数还十分有限。进入60年代，伴随50年代中前期“人口爆炸”出生的人口进入入学年龄，中国普通小学的招生人数迅速增长，到1965年，普通小学招生人数达到3296万人；1975年，达到3352万人。由于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影响，学龄儿童的人数开始走低，小学招生人数也开始下降。普通初中的招生人数有了长足增长，到1975年达到1810万人，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也达到了历史性的633.1万人。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影响下，小学教育时间缩短到5年，初中为2年，高中为2年。而且高中结合地方的特点，设计了很多与就业相配套的专业，如农机班、木工班、铸造班等。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高等教育一度停止了招生，于是在1966年之后，其在校人数开始下滑，如1970年只招收了4.2万工农兵大学生。城市很多适龄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另一方面是公社或乡政府对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控制有所放松，再加上农村家庭和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诱使普通初中招生人数和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出现了下降趋势。其中，普通初中在1978年招生人数达到2006万人的高峰之后，1980年下降到1550.9万人，1985年下降到1349.4万人，1989年下降到1309.4万人。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也随之下降，在1978年达到692.9万人的高峰之后，1980年下降到383.4万人，1985年下降到257.5万人，1993年下降到228.3万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 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开始平缓上升。因为高中招生人数较少，出现了初中考高中难于高中考大学的局面。大体而言，从恢复高考开始到1997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一直在上升，但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则处于下滑态势。比如说，1993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达到了92.4万人，但当年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却仅为228.3万人。

为推进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要普及义务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1986年，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于当年7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采取强制措施保障学龄儿童的受教育权。自此，中国走上了依法治教之路。1992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强化了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教育工作。初中招生规模和高中招生规模逐渐回升。初中招生人数在1995年达到1752.3万人，到2000年达到2295.6万人。高中招生人数在1995年达到273.6万人，到2000年达到472.7万人。

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实施，使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迅速上升到98%以上。比如说，1992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97.2%，2000年达到99.1%，2010年达到99.7%，2020年达到100%。与此同时，在2020年，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了99.5%，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达到了94.6%。

当然，这一时期初中和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人数的提升，还与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长、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改善、与计划生育使家庭子女数减少之后父母亲能够集中资金投资于子女的教育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而且后者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中国家庭一旦有了资金积累，就会优先将其用于子女的教育投入。虽然后来大学将毕业分配制改革为自主择业制，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运动等，为各级各类毕业生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也鼓励了家庭积极投资于子女教育。

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小学和初中招生人数的变化，基本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变化高度弥合。然而，大学的扩招却拉动了普通高中招生人数的增长。统计显示，自1990年到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从60.9万人增加到100万人，到1999年又增加到159.7万人。而2000年则比1999年又增加了60.9万人，达到220.6万人的规模。为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提升全民素质，2002年招生超过320万人，2004年超过447万人，2006年达到546万人，2008年达到607万人， 2014年超过721万人，2018年达到791万人，2021年达到967万人。 因为高中招生人数的增速赶不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增速，这使2018年之后的高中招生人数与大学招生人数极其接近。在计划生育使小学招生人数下降的过程中，初中招生人数也下降了，随后也必然会出现高中招生人数的下降趋势。比如说，2005年，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达到877.7万人，在此之后逐步下降，在2014年和2015年降低到796.6万人左右。随后逐步恢复，在2020年达到876.4万人——仍然低于2005年的877.7万人。

各级教育的发展，迅速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从表1-1可以看出，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1964年只有416人，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就上升到615人，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3611人，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8930人。但扩张最迅速的还是“高中、中专”阶段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正如表1-1所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该文化程度的人口每10万中只有1319人，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6779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8039人，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4032人。就劳动力人口而言，其素质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从2006年到2016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6.1年上升到了10.0年。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8年上升到了11.2年，乡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6年上升到了8.5年。2017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GSS全国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在199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所占百分比已经达到47.1%。（见表1-2）

教育的迅速发展，体现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是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迅速增长。到2020年，在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阶段受教育程度人口提升到1.55万人左右，“高中、中专”阶段受教育程度人口提升到1.5万人左右，“初中”阶段受教育程度人口则降低到3.45万人左右，“小学”阶段受教育程度人口降低到2.47万人左右。 2020年，全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到13.8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53.5%，比2019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在新增劳动力人口中，每年增加的受过大中专教育的人口比例，今后会继续迅速增长。

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8.1%，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中国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变到大众教育阶段。未来的改革趋势，应该是将免费教育向下扩展到幼儿园阶段，向上扩展到高中阶段。 如果能够将免费教育向下和向上各拓展三年，并免除学费和杂费，那么，未来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将得到更快的提升。 bOT17DERVypTTvtVQ7wv+LtJd7AhRoBbOKHv3nWk4C5apl79Sobs8HjVoFEdMp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