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生态问题是自曲艺诞生那天起就存在的。尽管曲艺发展在各个阶段体现出不同特点,曲艺生态环境也在持续地发展变化,但是曲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始终存在的。
生态学意义上,曲艺萌芽、孕育、成熟、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发生互动而留存的印记,称为曲艺生态轨迹。概览曲艺生态轨迹就是认知曲艺发展的基本过程,对曲艺生态研究有着艺术规律的导向作用。
研究曲艺生态轨迹,曲艺史成果是重要的参照。曲艺史研究,是以曲艺本体生成、发展的过往为主,“专门研究描述曲艺历史源流和衍变规律” ,虽然也涉猎经济、政治等环境因子对曲艺发展的影响,但并非研究的重点。从现有文献及出土文物分析,一般认为曲艺孕育于先秦,发展于两汉南北朝,初成于隋,唐、五代开始成熟,宋代实现繁荣,经过金元时期相对稳定的演进,明清时期的曲艺大繁荣推进了古代曲艺向近代曲艺、现代曲艺的转化,并在民国时期得到巩固,新中国成立后曲艺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进步。
众所周知,由于文献资料相对缺乏,曲艺研究有着“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的说法。不过,“说书(曲艺)最早的记录,虽然仅见于隋唐之际,但并不是说隋唐以前没有说书的事。资料的缺乏,不等于这件事的不存在。隋唐的人民固然在讲故事,汉代的人一定也会讲春秋战国故事,而周秦的人也一定会讲远古的故事。这便是上古神话和民间传说得以一代一代留下来的原因。而人民歌唱的叙事诗,如《诗经》《商颂》《玄鸟》等,很可能都是远古的唱书的起源” 。由此,从建构曲艺表现形态的“口头语言”这一不可或缺的艺术载体分析,曲艺必然在口头语言能够满足艺术表达的基本需要之后产生,才可能形成提供审美的艺术形式雏形,进而经过由单一到丰富、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最终成熟起来。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激发了人类语言功能之于曲艺表现的最大化发挥,不仅表述、转述的语言常态化出现在曲艺之中,而且各种生活中、自然界的声音模拟成为曲艺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表演的加入更是丰富了曲艺的审美层次。也就是说,曲艺的外部环境为其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早期人们在物质相对丰裕之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以及语言发展足以提供信息传达的利好,使得人类用于基本信息交流的口头语言表达经过简单的技艺化后形成了初始的曲艺表现形态;后期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进步以及各种艺术要素的融合,继续促进了曲艺的成熟、发展、繁荣。曲艺生态轨迹显现的这一规律为我们研究曲艺生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唐、五代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城市的发展扩大了市民规模,市民的文化需求促进了说唱技艺在内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受佛教传播需要的影响,“俗讲”这种曲艺表现形式逐渐走向成熟,并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性曲艺表现形式。及至宋代,商业化演艺时代的开启为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曲艺职业艺人开始大量出现,曲艺有了专门的表演场所,表现形式、表现内容、表现手段也更加丰富,随之实现了曲艺的繁荣。金元时期,频繁的战争和政权的更迭使得政治局势相对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曲艺的发展,但“这是一个失去权威的时代,旧精神旧信仰的崩溃,使文艺得到了新发展的机运与自由,它可以从旧的圈套和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前人视为卑不足道的民众文艺,争得了与正统艺术相颉颃的地位,放出异样的光彩”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封建经济与城市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规模庞大的市民有着休闲娱乐的精神需求,给文化艺术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推动了曲艺的进一步繁荣。特别是全面贯通的大运河这一贯穿中国南北的经济走廊,带来了沿岸经济四百余年的繁盛,其间的曲艺是那个时代各大运河码头游走的客商、游历的学子、探亲访友人士的娱乐首选。曲艺艺人流动作艺,促进了曲种交流融汇、衍生流变,曲种的数量在清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清朝末期,沿海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吸引了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曲艺艺人数量的增加,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期间“广播电台”的问世开启了曲艺传播的新时代,曲艺艺人纷纷“过电”,不同于舞台曲艺的新曲艺表现形态开始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广播更是把曲艺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山东快书、相声等一些地方曲艺形式开始走向全国。此一时期,曲艺的发展得益于党和国家对曲艺的重视,特别是“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这一官方机构在1949年7月的成立,标志着曲艺脱离“杂耍”确立了艺术门类的身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代,创造了解放初期曲艺创作、表演、理论研究齐头并进、全面开花的辉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政治因素影响,曲艺的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是一些政治性强的曲艺新作仍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机会。“文化大革命”结束乃至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量相关题材的曲艺作品,相声《如此照相》《帽子工厂》等成为那个时代的曲艺印记。20世纪80年代,电视的普及创立了曲艺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相声成为那个时代最火爆的艺术形式。同时,曲艺的“舞台演出”生态平衡被打破。
及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曲艺贮备资源不足及创作乏力不能完成电视持续更新的供给,再加上电视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及互联网的问世,以及大机器生产带来的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艺术欣赏方式的改变、艺术欣赏选择的更趋多元,曲艺的生存空间遭到空前的挤压,观众大量流失。
2006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艺类)的立项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性传承给曲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截至2021年,曲艺类国家级非遗项目已达145项,在全国众多曲种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已为曲艺发展的聚焦点。2015 年以来,党和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均明确了加强对曲艺的扶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也提到了对农村曲艺传承发展的支持。此间,推进曲艺人才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进行高等教育能量转化的学科建设被提上日程,曲艺界全国政协委员就此提案发声。中国曲协主抓的曲艺高等教材业已全部出版,持续推进的曲艺学科建设初见成效。2019 年7 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曲艺传承发展计划》,针对国家级曲艺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设定了相关创作、演出、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九大任务,高效发挥了曲艺非遗传承发展的政府主导优势,必将营造出更加有益于曲艺传承发展的生态环境。省级文化主管部门的跟进落实及各自相应文件的出台,使得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引领效能正在显现。如此,曲艺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将步入全面迸发的阶段。而且,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曲艺家协会举办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曲艺活动,对曲艺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必将和上述诸多措施的落地实施转化为推动曲艺在融媒时代创新发展的更多有效能量。
此外,曲艺表现内容与文化承载功能也是曲艺生态轨迹的重要观照内容。曲艺表现内容深接地气,用平等的视角,运用百姓语言抒百姓之情、说百姓之事抑或是他们关心、感兴趣的家国之事,行走在普通百姓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了教书先生、演员、心理医生、人生导师、宣传员等不同的角色。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曲艺教导民众识文断字、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在动乱的年代,曲艺为民众提供娱乐,给其干涸的内心送去滋润的甘露,起到“开心解闷”、疏导心理的功效。长期以来,曲艺用诸如《说岳全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作品,扬正气抑邪气,引导受众的民族正义感,鼓舞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文化概念中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等诸多生态因子保持着能量转化、信息传递、物质循环的生态关系,留下了一串串清晰的生态轨迹。
21世纪初,生态学概念开始应用于曲艺理论研究。2004 年第3 期《四川戏剧》中,干德明的《四川省曲艺团抢救、振兴曲艺连出“七招鲜”》较早提到了原生态曲艺的概念;2006年第6期的《四川戏剧》中,幸晓峰的《从四川曲艺的特色风格看继承和发展》一文提出,“四川曲艺的发展受到巴蜀地区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文化态势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独特风格,成为巴蜀艺术中不可替代的一支(枝)奇葩” ,这是较早提及生态环境概念的曲艺理论文章。2006年6月15日的《中国艺术报》发表了吴文科的《从文化生态系统角度认识曲艺发展面临的问题》,从曲艺传统表现形态的保持、文化市场的影响、人才因素及行业机制、曲艺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曲艺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较早引进了文化生态的概念来解释曲艺艺术现象。温江鸿于2006年获得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的文章《原生态曲艺文化资源是当代曲艺创作的主根》,马来法于2008 年获得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理论奖的文章《浙江曲艺的生态现状与思考》,是那个时期涉猎曲艺生态研究的代表之作。其他类似的文章散见于书报期刊,此不赘言。
《曲艺》杂志2014年第10期以“聚焦都市曲艺生态”为主题,2015年第8期以“现代语境下的曲艺生态环境”为主题,进行了专题策划。所发表的相关文章自然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但仅就生态学概念在曲艺研究中的应用而言,有些文章只是提及生态学术用语,并没有曲艺和生态学理的交叉研究,也没有系统解释曲艺生态的概念,涉猎曲艺生态环境时没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区分,曲艺产生、存在、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相关论述欠缺,特别是经济文化、制度文化对于曲艺生成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中华传统哲学、道德、宗教等精神文化成果对曲艺发展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入。
2015年6月25日,以“中国现代化语境下构建良好曲艺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曲艺理论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中国艺术报》以《构建现代语境下良好的曲艺生态环境》为题进行了专门报道。这是全国性曲艺行业组织将曲艺生态的概念纳入曲艺理论研究的冲锋号;2015年10月,《中国文艺评论》创刊号发表了董耀鹏的《关于曲艺理论建设和学术批评若干问题的思考》,首次明确提出了“曲艺生态”的概念以及有机要素的组成,也是在曲艺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健康生态”的概念。2015年第12期《曲艺》杂志发表了李前光《加强行风建设助推良好曲艺生态》的文章,对《中国曲艺工作者行为守则》贯彻实施的具体路径、促进曲艺工作创新发展的功能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曲艺生态的相关文章多散见于各类书刊、报纸、网络。其中《中国艺术报》《曲艺》杂志是发表这类文章的主要媒体。由于曲艺生态的高关注度,写这类文章的人员身份也比较复杂,国家领导人、热心曲艺的文化部门领导、履行职责的曲艺主管领导、关心曲艺发展的记者、热爱曲艺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专于曲艺的艺术家、评论家等皆有之。
文章类型大致可分为七类。一是由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以书信形式写成的文章,或是座谈会后形成的文稿,如《陈云同志写给侯宝林同志的信》《王震同志给袁阔成同志的一封信》等,其对于曲艺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宏观指导作用。二是文化部门领导的文章,此类文章多为会议的讲话稿,如周扬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祝曲艺事业大有发展》、阳翰笙在中国曲协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挥文艺“轻骑队”的作用 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等,此类文章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指导曲艺的发展。三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管领导撰写的文章,如赵树理的《努力繁荣曲艺创作——记赵树理同志与我区曲艺工作者的谈话》、陶钝的《曲艺艺术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罗扬的《曲艺要坚持走正路》、姜昆的《使二人转更好地“转”下去》、董耀鹏的《建立中国特色曲艺学科正当其时》等,此类文章是对曲艺发展中某一问题推进或规避的探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四是曲艺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其对曲艺艺术本质或发展问题进行了论述,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且数量众多,如著名曲艺理论家戴宏森撰写的《试论曲艺发展观》《关于21世纪曲艺发展战略的设想》《曲艺学学科建设之我见》《重振曲艺文化 呼唤精品力作》,崔凯撰写的《着力创新曲艺理论 促进曲艺现代化》《交互媒介下的曲艺生态新格局》,吴文科撰写的《从文化生态系统角度认识曲艺发展面临的问题》,高玉琮撰写的《曲艺:历史上的变革与当前的现状》,孙立生撰写的《曲艺ABC》《大地与种子》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国文联、中国曲协设立于2000年的中国曲艺牡丹奖,曾于2004年第三届的时候增设了理论奖用于奖励在曲艺理论、评论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并在国家报刊上发表的曲艺论文或正式出版的曲艺专著。从该奖项报送以及获奖文章来看,获奖者中研究、评论曲艺发展问题的文章不在少数。中国曲艺牡丹奖增设理论奖的做法,对于曲艺理论研究的推动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五是由非曲艺界的艺术大家们撰写的曲艺发展类文章,如文学大师老舍撰写的《新曲艺应更进一步》《相声语言的革新》等,此类文章已成曲坛佳话,对于曲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性作用,当今曲艺急需此类文人大家的文章出现。六是曲艺演员撰写的文章,如侯宝林撰写的《重视相声的社会效果》《回头路走不得》、高元钧撰写的《快书必须跟上时代》等,此类文章的作者来自曲艺演出一线,写出的文章既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长期艺术积累的感悟,对于艺术实践的指导意义显而易见。七是媒体记者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新闻性更强一些,对于曲艺发展现象的描述较多,属于跳出曲艺看曲艺的理性思考,有着为曲艺事业发展呐喊助威的宣扬作用,对于曲艺同人了解民众呼声、知晓观众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上述文章,之于曲艺生态研究的基础意义明显,可视为前期借鉴成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曲协等相关部门就曲艺的宏观发展拟定论题,利用召开会议、举办论坛等形式进行了持续研讨,各级领导、专家学者、曲艺界同人就曲艺的创作、表现形式、传播、传统与革新、学科建立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由此引发的曲艺生态的各种观点、想法、经验总结等式样文章纷纷见诸报端、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体,这些观点大多从曲艺本体建设出发,主张发扬传统者有之,强调创新发展的更有其人,以发扬传统和改革创新并重的二元论者也不在少数。
近年来,曲艺生态研究的重点已经由曲艺本体的存在研究过渡到曲艺文本、创作、表演、理论批评乃至人才培养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曲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有关曲艺存在、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曲艺生态研究呈现了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曲艺本体存在研究到曲艺生态系统深入性研究的发展趋势。上述研究态势的出现,是维护曲艺生态平衡运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也是曲艺生态得到社会各阶层重视的必要体现。
目前,曲艺生态研究较之生态概念在社会各行业的广泛应用稍显延迟,曲艺生态规律研究尚显不足,成果大多缺乏系统的探究分析,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论断之嫌疑。某些经验总结性的文章主观色彩过于强烈,没有揭示曲艺生态发展的本质,也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系统方法论成果。因为没有曲艺生态系统各组成部分功能作用的剖析,没有曲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梳理,当曲艺生态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缺乏科学的论断及方法论的指导,无法确定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