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

本书主要采用如下研究方法：

首先是文献研究分析法。通过文献检索与阅读，获取法治信仰的有关知识与资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主要获得信仰、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的基础理论，为法治信仰的课题有效开展做好铺垫。

其次是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法治信仰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了解法治信仰的内在结构，又要对法治信仰的外在结构加以分析，还要从整体上分析法治信仰的功能。无论是对法治信仰形成困境的分析，还是对法治信仰路径实现的讨论都得益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与分析视角的运用。

最后是多学科交叉分析法。法治信仰的课题研究涉及宗教学、哲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交叉学科研究，其中有关信仰的研究涉及宗教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而法治本身则是法学或者说法学理论研究的天然课题。同时，法治或者说法治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其研究又涉及文化学领域的知识，具体到法治信仰的生成与建构又涉及法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综合运用。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关于法治信仰课题的研究兼具探索性、解释性特点，从中国语境下分析法治信仰的建构助益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推进和法治中国建设研究的文献不多，具有探索性的意义；通过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与视角洞悉法治信仰的结构，法治信仰形成的具体困境以及法治信仰的路径实现又具有解释性的特征。

从研究意义而言，法治信仰研究课题的提出既是基于当前道德底线的失守，又是基于当前法治建设不足与社会公平缺失的考量。探寻和解读法治信仰的中国意涵，构建和把脉法治信仰的生成机制，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具有根基意义和战略意义。

从研究方法而言，法治信仰研究是宗教学、法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交叉学科、综合知识的运用，既避免了单科研究的局限，又拓展了全书的研究视野；同时，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这一社会学理论方法分析和探讨法治信仰的生成与建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从研究内容而言，中国的法治信仰不同于西方的法律信仰，不具有西方天然的宗教和自然法属性；中国的法治信仰有其特殊性，它与政治信仰一脉相承，法治信仰的中国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具体展现，它不仅包含了对法律的信仰，对法治实施的信仰，对法治所承载价值的信仰，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仰，对法治中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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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道德的衰落与滑坡，阎云翔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今天孝道的衰落与老人赡养的危机，并作出了“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沉默的公众舆论、信仰世界的倒塌和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四种因素分析。参见[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8页。

[2] 孙安清：《马路哄抢事件频发究竟是何因素作祟》，《法制日报》2018年12月7日第5版；史洪举：《对哄抢闹剧依法严惩》，《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16日第2版；崔恒清：《哄抢事故货物敲响普法警钟》，《人民公安报》2016年3月31日第3版；陈家兴：《面对哄抢，不能只当道德判官》，《人民日报》2015年9月2日第5版。

[3] 戴先任：《“中国式哄抢”呼唤“法治终止符”》，《中国商报》2018年9月7日第P02版。

[4]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2版），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序言第16页。

[5] R.H.Tawney，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Wheatsheaf Books，1982，p.32.

[6]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2版），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序言第14—15页。

[7] 刘哲昕：《法治才是硬道理：从法治思维到命运共同体》，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9] 姚建宗、侯学宾：《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0]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28日第2版。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12] 马长山：《法治的社会根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3] 汪太贤、艾明：《法治的理念与方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14]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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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页。

[30]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6页。

[31] 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自20世纪90年代初由梁治平先生译介到中国，于199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首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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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检索日期截止到2022年1月27日，具体详见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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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本报评论部：《在每个案件中体现公平正义》，《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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