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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然理性法律观、中世纪的神学理性法律观，还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理性法律观，均强调理性对于秩序或治理的意义。西方关于法治信仰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法律信仰展开。西方发达的法治传统已历经数个世纪，逐步形成了尊法、重法的理念。诸如：“最完全的相信并接受我们的法律，使他们关于可怕事情和另外一些事情的信念都能因为有良好的天性和得到教育培养而牢牢地生根。” [20] “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 [21] 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22] 。“法律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或程序界定的，而是由态度界定的。” [23] 诸多至理名言都是围绕法律信仰这一基本命题而展开讨论的。
西方的法律信仰有着自然法和基督教的传统，但由于世俗化、现代性抑或理性化，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深刻的精神、文化、政治危机的时代” [24] ，西方社会呈现出“整体性危机”。 [25] 与这种整体性危机相关的问题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去魅”——“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 [26] 。丹尼尔·贝尔的“精神性危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一句不时兴的话来说，它是精神危机” [27] 。安东尼·吉登斯的“个人无意义感”——“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28] 。于是，伯尔曼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 [29] 他主张“承认和恢复宗教的法律性” [30] ，以回应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整体性危机。
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经典论断，自梁治平先生 [31] 译介进入中国法学界以来，迎合了我国正面临的法治化困境，迅即成为法学界热议和解读的话题，纷纷探讨法律信仰对国家治理和秩序构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在综合研究视角方面，主要是研究法律信仰的基本内涵与危机、法律信仰的作用及其培育等。关于法律信仰的基本内涵与危机，谢晖认为“是指主体在精神上和行为上，只能俯视法律之规定，而不允许对法律有任何心里怀疑与诘问” [32] 。其法律信仰的对象是国家法，法律信仰“是基于对国家法的信仰而立论的” [33] ，并论证了要使法律可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信仰的主体——人”和“客体——法律”需分别满足三个条件，即“人的利益感受、价值认同与法律信念以及法律的规律——科学性、人道——正义性、方便——效益性” [34] 。许章润认为法律信仰是基于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 [35] 。夏泽祥认为，“法律信仰是人们出于对法律的依赖感或神圣感而生产的心理感受，在行为上则体现为对法律过程的参与” [36] 。法律信仰的对象为法律价值。范进学在指出了信仰主体公众对立法产品的陌生性、有法不依剥夺了信仰主体的认同性、社会公正难以实现有损司法公信力、法律工具主义阻滞了信仰主体对法律价值的追求等四个危机表征，分析了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法律仪式的过度透明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对法律普遍性的破坏等四大因素成为法律信仰危机的具体原因，倡导唯有把法律当作信仰的对象，“法治化才有可能最终获得人们内心道德信念的支撑”。 [37] 提出了作为信仰对象的法律应具备“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 [38] 的品质，并认为谢晖提出的“科学性与正义性”是信仰法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关于法律信仰的作用及培育，丁一认为法律信仰的作用在于对法治的“驱动与维系”， [39] 沈瑞英论及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必要社会基础”， [40] 耿瑞珍从“法治中国建设的精神动力、社会价值秩序的重构以及体现现代公民的品格” [41] 三个方面分析了法律信仰的作用，并论证了法律信仰的培育需要从价值认同、社会环境营造以及法律实践三个方面加以展开。王学俭、顾超则论证了法律信仰的培育需要从“需求认同、价值内化、环境塑造以及实践确认” [42] 四个机制加以培育和建构，刘涛提出了法律信仰培育的两条路径为“传统的法律解释共同体和传统的社会的法律共同体” [43] 的涵养转化与培育内化。
在专题性视角方面，讨论不同角色群体法律信仰的现状及其培育。如公务员的法律信仰现状 [44] ，领导干部和基层领导干部 [45] 、人民警察 [46] 、法官 [47] 等公权力主体以及少数民族群体 [48] 、青年群体 [49] 、大学生 [50] 、农民 [51] 等诸多角色群体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及其培育；分析不同区域或地域的法律信仰的危机、构建及发展； [52] 以及对伯尔曼法律信仰、信仰与秩序命题予以解读。 [53] 其中，基于中西方法律传统的差异以及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不同解读，法律信仰这一命题在我国一度引发热议，形成了法律信仰支持论与法律信仰摒弃论之争。法律信仰支持论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迎合了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需要，有其独特的生存市场空间，一度成为我国法学发展中的“重要关键词”。 [54] 法律信仰支持论的代表者坚信法律信仰对依法治国的推进和民族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如“法律信仰最终实际上关涉对于民族国家及其文明的忠诚和归依” [55] ，法律信仰的建立是“法治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56] ，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精神条件” [57] ，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信仰” [58] 的必经之途，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必经历程” [59] 等；法律信仰摒弃论者的代表如魏敦友、张永和、刘焯、范愉、范进学等，摒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法律不具备西方社会的宗教意义和自然法意义，并非超验和“普适性对象” [60] 不能被信仰，不具备“被信仰的超然品质” [61] ，主张以“法律信念” [62] 、“法律信任、法律忠诚” [63] 替代法律信仰。“‘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法理” [64] ，在中国难以实现西方社会的宗教与法律的合一，“法治绝不可通过建立法律迷信的方式实现” [65] 。
表0-1 法律信仰与法治信仰研究核心期刊文献分布比较（1995—2021）
与法律信仰命题研究比较而言，法治信仰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登录“中国知网”以“法律信仰”为篇名，文献来源合并“核心期刊”和“CSSCI”进行精确检索，合计检索期刊论文计140篇；以“法治信仰”为篇名，文献来源合并“核心期刊”和“CSSCI”进行精确检索，合计检索期刊论文仅为29篇（其中1999年1篇，2000年空缺，2001—2003年各1篇，2004—2007年空缺，2008年1篇，2009—2012年空缺，2013和2014年各1篇，2015年4篇，2016年5篇，2017年2篇，2018年5篇，2019年3篇，2020年2篇，2021年1篇）。 [66]
无论是法律信仰命题的广泛研究抑或法治信仰命题的提出，再次证明了信仰法律与信仰法治，对于我国推行法治中国建设和践行全面依法治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伊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3篇法治评论，分别提及“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在于推动形成对法治本身的崇尚和信仰” [67] 。“每一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 [68] “党的十八大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大要素，就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 [69] 。此后，《人民论坛》期刊又陆续刊出3篇推进法治信仰建构的论文。 [70] 如何让法治成为公民信仰或者说法治信仰的形成路径已成为焦点议题， [71] 且以大学生群体法治信仰的培育论证与分析居多； [72] 如何在文化认同或者说文化断裂中构建法治信仰的讨论，也充分说明了法治信仰培育之艰难； [73] 还有论者从综合的视角探讨法治信仰的重要意义。 [74] 此外，在学位论文方面呈现了题为“中国法律接受” [75] 、“法律认同” [76] 、“公民法治意识生成” [77] 、“法律信任” [78] 以及“法治思维” [79] 等相关研究。
从当前学界对中国法治信仰的研究来看，多呈现出国家取向的视角，要么从国家治理或者秩序的意涵等宏观层面对法治信仰作出阐释，讨论法治信仰的价值与建构；要么是以对大学生群体法治信仰教育或培育微观层面的分析居多。缺少对法治信仰的整体性剖析，未能将法治信仰这一理论课题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意义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上予以考察和分析。
迄今以“法治信仰”为篇名检索的核心期刊论文仅为29篇，且尚未有关于法治信仰这一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文献数量甚少与当下法治信仰课题的重要性比较而言不相称；政界或学界在急需推出或践行法治信仰命题时，很少关注社会公众的取向，即社会公众为什么要信仰法治？社会公众信仰法治的困境在哪里？社会公众的法治信仰该如何生成？也即缺少整体性思维考量法治信仰的培育与建构。法治信仰的研究要具有宏观的视野，在具体研究“法治信仰”时应当将其置于主体客体的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选择、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具体现实情境等多维视角下予以讨论和分析。
法治信仰课题的研究与分析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性思维，这种思维须基于法治信仰如何形成这一逻辑而展开。围绕该主旨和逻辑需要对“缘何在当代提出法治信仰”“法治信仰的理论界说”“法治信仰的结构与功能”“法治信仰形成的困境及原因”“法治信仰的生成基础与机制”以及“法治信仰的具体建构路径”等系列问题做出回应。上述问题层层递进的剖析与诠释，体现本书论证的基本逻辑和研究脉络。其中，法治信仰形成的困境及原因、法治信仰的生成基础与机制以及法治信仰的具体建构路径系本文的核心与关键。只有了解和熟悉法治信仰的基本理论、结构与功能，只有洞悉法治信仰形成的具体困境、生成基础与机制，才能进一步揭示法治信仰的具体构建路径，这对于为了投身法治中国伟大实践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