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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是一种社会文化。探究法治信仰课题有必要对信仰的基本理论进行梳理。学界关于信仰的诸多有益探索，为法治信仰的中国建构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分析和阐释有关信仰的概念与特征、结构与功能、信仰的基本类型等，正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信仰属于一种文化现象，信仰的概念如同文化的概念一样多维多义，有学者指出：“信仰‘难’，研究信仰更难。” [1] 本书无力为信仰作出一个学界通用的概念。信仰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涉及宗教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和诠释，比较而言，本书认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信仰概念对于法治信仰的中国研究而言更为适用。法治信仰的生成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更多的是强调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的内化意义。
从宗教学意义而言，“对于精灵实体的信仰” [2] 是从宗教发端的意义而言的，体现的是万物有灵。“信仰是宗教的本质和核心” [3] ，“天国的来临所显现给我们的只有信仰” [4] ，“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 [5] 在西方社会宗教与信仰同义，信仰即宗教信仰，是对一种高级宗教的信仰，如基督教信仰。
从哲学的意义而言，“哲学应当为我们指明本能信仰的层次，从我们所最坚持的那些信仰开始” [6]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张、主义和价值理想的极度信服和尊崇，寄托着人的精神的最高的眷注和关怀” [7] 。“信仰是指特定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条件下的个体，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期待之基础上，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 [8] 学者黄慧珍认为，应将人类社会的三大形态与人类的信仰结构相结合来具体地考察信仰本质。在强调人的依赖关系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社会，人的信仰表现为自然崇拜和对权威的崇拜；在强调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人类的信仰结构开始分化，其实质是突出对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矛盾；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的社会，个体在信仰上追求真理与价值两个异化的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得以合理解决，其重要意义在于揭示出“一切信仰危机都可以归结为信仰结构中价值因素同真理因素的分裂” [9] 。哲学意义的信仰更为强调信仰的价值意义，“本能信仰中，有些比起别的来要有力的多” [10] 也正是基于对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与价值选择意义的诠释。
从心理学的意义而言，“大部分的人从记忆难及的洪荒时代就感受到了一种信仰的需要，需要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性” [11] 。“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征。” [12] 信仰是“一种复合的心态，本身包含有认识的、逻辑的、理性的成分，以及情感的、生命的、感伤的、非理性的成分。所有这些成分大致上可归结为认知、情感、意志三种因素” [13] 。“信仰是指人们对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的信奉和遵循。它居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地位，与人的知、情、意相联系，并且贯穿于整个意识领域和精神活动之中。” [14] 心理学的信仰是“一种精神状态” [15] ，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本能的精神需求，凸显的是信仰主体心理上的知、情、意的过程表达，追求的是对核心价值观的依赖与信奉，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关怀，信仰由一种“超越现实、追逐进步的心理能力” [16] 开始。
从社会学的意义而言，信仰是“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的文化要素，它们形成了社会中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 [17] 。“是信仰原理支配着整个社会领域，也是它由此而决定了社会的运作机制。一句话，社会事实是信仰的产物” [18] 。“信仰是个体身份的实体，它通过制度决定着个体行为的方式和运动方向……信仰则呈现出它的一种基本属性：决定文化事实与社会事实的结构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的力量。” [19] 社会学的信仰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化的内化意义，“信仰等文化内容是通过社会化的途径与社会联系起来” [20] ，通过促使个体把握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以达至构建整体社会的价值追求并最终形成信仰。信仰通过制度影响个体的行为实践，“‘信仰’包括‘科学的诸意识形态’，而‘社会行动者的日常行为’则是信仰的后果”。 [21] 故有何种信仰便会有何种制度、组织以及行为实践，也正是基于现代性的危机，人类对未知科学技术了解和掌握得越多，面临的社会风险就越多，“信仰随着副作用的增长和被了解而瓦解并变得荒谬” [22] ，而这种危机所致的无意义感又成为“人们追求信仰的根本性心理依托” [23] 。
关于信仰概念的宗教学、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意义的解读都共同指向，信仰作为个体的精神性需求，强调的是对确定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与信奉，并以此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指引个体的行为实践。
为了更好地把握信仰的内涵及所属特征，有必要对信仰的相近或相关概念加以厘清。
相信、信任、信用、信念语义相近，相近的基础均在于“信”或者说相信。“‘信’字被列在《说文》的‘言’部，而非‘人’部。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汉代以前的人们认为，与‘信’直接相关的是‘言’。” [24] 诸如书信、信使、凭证，而后逐渐发展为相信、信任、信用以及信念等，只是在个体内心的相信或确信程度不同而已。相信与怀疑相对，与信任、信用、信念以及信仰比较而言是最为基础和前提性的，没有相信做支撑其他都是妄谈。
“汉语中的信任常被界定为信得过而托付重任” [25] ，“信任的效果是托付的意愿和行为” [26] 。与信仰相似，“信任”一词在学理上也受到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青睐。经济学中的信任是“经济人在面临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前提下，经过理性算计之后的一种行为选择” [27] ，“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基于人际交往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 [28] 。主要是基于市场经济交换行为的一种经济人假设的考量。心理学中的信任“是个体基于对他人行为是否会遵守或破坏道德标准所做的一种反馈行为” [29] 。“建立在对他人的意向或行为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敢于托付（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 [30] 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预期与心理状态，关注的是基于个人的人际互任。与心理学的信任研究比较，社会学的信任研究有所扩展，强调的不仅仅是微观意义上的人际互任，而是一种社会互任。信任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 [31] ，“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 [32] 。离开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 [33] 。政治学中的信任源于对政府的信任转向为对政治的信任，“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政治制度可信性的一种理性评估” [34] 。“是公民基于对政府及整个政治体系的感知、判断而产生的政治态度。” [35] 政治信任需要以社会信任为基础，二者呈正相关。管理学中的信任是“组织控制的机制、是管理理念和管理哲学的关键要素、是组织网络形式运转的要因” [36] 。“是组织中强有效的管理工具” [37] ，强调的是基于组织的信任。
“信用”一词是“随着经济学地位的提升及社会信用缺失的严峻现实” [38] 而备受关注。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认为“信用就是对契约关系中义务承担者履约意向、履约能力和履约后果的确定性预期” [39] 。伦理学意义上的“信用伦理是一种严格的道义伦理要求，是因为它首先是对承诺双方的责任要求” [40] 。法学意义上的信用“是行为人的品性与行为能力的有机统一体” [41] ，“产生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根源于‘基于过去而对未来产生’的‘信任’” [42] 。与法治结合而产生的法治信用。从上述关于信用的界定来看，信用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之间的信用或者说承诺信用，当然其与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结合之后就产生了“规则信用” [43] ，强调对个人承诺的履约与对普遍规则的践行。
从信仰形成的心理机制来看，信仰是由最初的“相信”经由“信任”，再经由“信用”而最后达致信仰的，这种递进关系表明了主体内心确信状态的逐步坚定。唯有以相信为基础，才能逐渐产生出一定的人际信任、社会信任、组织信任和政治信任等。“信仰即是信任，它是不可解构的希望。” [44] “较之于信任，信用的‘理性化’程度更高。” [45] 信任在本质上是主体内心的一种期待和精神状态，信用则是对信任这种主体内心期待和精神状态的“评价性转化”， [46] 也即唯有经过一定期对信任程度的观察、比较、识别和权衡才会进一步产生信用。信任强调的是一种期待的可能性或者不确定性，信用则是需要对信任进行评估与确信之后才形成。比较而言，信用更具理性。只有通过主体内心信任程度的逐步提升、信用程度的渐进积累，进而才会形成对某种主张、主义和价值理想的信服与尊重，并最终形成坚定的信仰。
“信念”一词，“是人对某种对象、状态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是信在情感和意志方面的强化，它是由‘相信’这种肯定心态发展到在行动上不可遏制地要表现出来的一种主体精神状态。” [47] 某种意义而言，信仰与信念是同义语，都是主体对价值观念的精神追求，都是信的知、情、意的表达，都是具体个体的自我倾向性，都以相信、信任、信用为基础，都比相信、信任、信用稳定、持久而深刻。但是，信仰以信念为基础，信仰对信念具有引领功能，最高层次的信念才是信仰，信念的外延较信仰而言更广。在由主体的不同信念所构成信念体系中，信仰“是信念的一种”， [48] 是信念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是人们关于普遍、最高（或极高）价值的信念” [49] ，是“一种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统摄地位并具有支配作用的信念，是人们关于社会最高理想和人生最佳境界的信念” [50] 。当信念“成为人的一定总体性、普遍性的观念和态度时” [51] ，信念与信仰则语义互通一致。
宗教的概念多义多元，从不同立场分析则有不同的结论。宗教的本质从人类学或历史学、心理学与社会学三种不同角度来看，其本质表达为“第一种是以宗教信仰的对象（神或神性物）为中心；第二种是以宗教信仰的主体（人）为中心；第三种则是以宗教信仰的环境（社会）为中心” [52] 。第一种概念强调诸如西方的基督信仰或宗教信仰以及神灵信仰，第二种概念强调宗教的个人体验以形成个人宗教，第三种概念从文化意义上强调宗教的社会功能，这三种概念或者说宗教观“都离不开神观念” [53] 作为基础的推理，各种观念中的神被崇拜、被信奉则“必须表象为信众可以共同感知和体认的感性物，它必须外在化、必须物态化” [54] 。诚如原始社会对自然、对图腾，基督教对耶稣，多神教对人格化偶像的崇拜与信奉都能追溯到象征体。原始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宗教行为实践的发生是宗教观念与宗教情感的外在表现，社会性宗教功能的发挥依赖于组织与制度的形成。“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 [55] 信仰分为“一种是科学信仰，还有一种是宗教信仰” [56] 。辨析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其实是讨论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科学信仰“不等于宗教，更不等于信神（有神论）” [57] ，科学信仰对价值的精神追求是对肯定性自我意识的确认，“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是异化形式的自我意识，否定性的自我意识” [58] 。科学信仰对精神的价值追求，强调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具有时间向度性，宗教信仰强调的是对彼岸追寻和心灵慰藉；科学信仰是对现实的一种否定，是对现实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思，凸显“以实践的方式变革现实的要求” [59] 。科学信仰强调质疑、批判与变革，宗教信仰则强调“无条件的信奉，对宗教教义不容置疑” [60] 。科学信仰强调的是主体对客观真理的理性追求和践行并且其信仰结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与证明，是“把经过科学证明的真理性研究转变为实践活动的信仰和成果，并将科学结果内化为自己的信仰” [61] 。宗教信仰突出的则是主体对神灵的信奉与膜拜，是对神灵的一种盲目追求和依赖，其信仰结果难以被实践检验与证明。
理想是“人在意识中对未来现实美好、圆满的想象……理想分为具有实践性品格的现实关切之理想和作为人的精神之皈依的终极关怀之理想两种” [62] 。由此可知，与信念相似，理想的外延比信仰更宽泛。理想与信仰都强调对未来的憧憬与追求，都强调对现实的超越性，都强调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当理想表达为对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时，理想则与信仰同义。现实当中我们谈及的理想更多的是“具有实践性品格的现实关切之理想”，而信仰则指对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二者比较而言，“具有实践性品格的现实关切之理想”更为现实、具体和明确，比如个体的理想可以是成为科学家、公司总裁、银行家、教师等，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实现性；但是，信仰较为抽象、普遍和唯一，作为最高价值追求的信仰一旦形成，便具有了恒定意义和终极意义。比如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道德信仰等，理想不应仅仅停留在“具有实践性品格的现实关切”层次。当然，理想是信仰实现的基础，信仰对理想的实现具有指导意义，信仰影响着理想的内容、方向和深度，是实现理想的“内在原动力”。 [63] 主体如若缺失理想则无法谈及信仰的实现，“理想是以一定信念和信仰为基础的价值目标体系” [64] ，倡导通过“确立理想和为理想而奋斗来实现” [65] 信仰，使理想升华为作为人的精神之皈依的终极关怀的信仰层次意义更为重大。
科学与信仰是人类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两个维度，“科学既是关于自然、社会和逻辑思维的知识系统，也是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66] 。科学与信仰的融合在于科学所具有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的功能在于助益于人类整体的、共同的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科学与信仰的冲突体现在科学所具有的工具理性，科学所具有的工具理性是中性的，它可能与价值理性目标一致，也可能相悖。科学强调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信仰则突出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无论是科学抑或科学信仰其前提与基础均强调“无神论”， [67] “科学使信仰富于理性，信仰给科学以强大的精神动力” [68] 。二者在冲突融合中得以发展。主体信仰的形成需要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给予支撑，但是科学有可能给主体带来灾难与困惑，科学在带来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有可能消解信仰。信仰的终极意义是给主体带来价值关怀，主体的终极价值关怀意义只能通过信仰而无法通过科学得以有效解决。当然，科学在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方面、解决主体物质需求方面的功能也是信仰无法取代的。
迷信“不仅仅是对神仙鬼怪的信仰，它还包括那些盲目的信仰和崇拜” [69] 。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源于社会主体内心的恐惧，源于希望得到庇佑和保护的心理，是一种“反理性” [70] 或者说“非理性的信仰和活动” [71] 。与信仰相比，迷信“没有崇高信仰对象和追求目标，关心的只是眼下的短暂的好处” [72] 。二者都涉及对未知领域的探求、都属于精神现象，但是科学信仰是对真理的追求，强调的是主体的理性。日常生活中迷信随处可见，如占卜、巫术、相术、风水术等均属于非科学的信仰，是缺少理性的盲目追求与崇拜。迷信也与宗教信仰相异，比较而言，迷信不具备宗教的属性，迷信意图急功近利，而宗教信仰则有系统的教规教义，是受到国家保护的，宗教信仰给社会主体以安定，强调人生的终极意义。迷信与科学截然对立，破除迷信的弊端，应该推进科学的进步以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当然，在物质相对丰富而精神需求相对匮乏的时代，迷信也是“一种实现心理平衡的手段” [73] 。
从信仰的主体而言，信仰具有“主观性和专一性” [74] 特征。其中，信仰的主观性意指从信仰主体的实际需要考量信仰客体的实际内容，即信什么源自于主体的需求或者说主观能动性；信仰的专一性意指主体的信仰一旦形成，便会对信仰客体形成情感依赖并达至一种虔诚，便会具有坚定性的属性。从信仰的客体而言，信仰具有“理想性和虚幻性” [75] 特征。其中，信仰的理想性意指信仰客体来源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具有理想性和可实践性的属性；信仰的虚幻性意指信仰客体具有超越性的品质，“一切宗教都不过只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 [76] 。是基于对信仰客体的价值追求以实现当下的生活价值，具有引领意义。有论者在上述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信仰还具有“非实证性” [77] 的特征，信仰的非实证性主要是强调信仰主体的自主性，主体借助信仰精神之力实现对社会或者说信仰客体的不断超越。
有论者将信仰的本质特征概括为：“个体的自我意识性与社会物质性特征的结合、超越性、对信仰对象的极度信服以及终极关怀性” [78] ；有论者从信仰主体的视角分析信仰是建立在“个人的理想承诺、理性选择以及个人的主观性” [79] 三个特征基础上；有论者从文化论的意义上指出信仰具有“信仰对象的超现实性、信仰价值目标的超功利性、信仰表达的非逻辑性、信仰过程鲜明的目的性以及信仰价值指向的专一性” [80] 等特征，其中“信仰价值目标的超功利性”并非排斥对个人利益的价值追求，而是寻求一种“对所追求的对象的付出或牺牲中得到精神性的满足” [81] ，以获得对信仰客体价值的更深刻的体悟与追求，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信仰表达的非逻辑性”则是指信仰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理性因素强调对信仰客体的追求与信奉，是建立在理性逻辑推理基础之上；非理性因素强调的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的追求与信奉，是建立在一定的情感依赖和价值认同基础上。“信仰过程鲜明的目的性”突出信仰是对“现实的否定或部分否定，而非与现实妥协。” [82] 其实质是说明信仰主体之所以坚定的信仰客体，其基础在于对现实的质疑与不满，在于强调信仰的终极价值目标对现实环境改良与优化的引领之意。“信仰价值指向的专一性”是从文化的内化意义而言的，信仰的实现其实质是强调信仰的价值意义对信仰主体的内化，使信仰主体形成价值认同进而形成文化自觉，信仰主体便会坚定地、虔诚地信奉信仰，并以信仰为行动指南自觉规范日常行为实践。
也有学者论证了信仰具有“终极指向性、超越性、实践性、坚定性以及体验式” [83] 等特征，其“实践性”特征意指对信仰的追求与信奉是建立在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信仰主体实践基础上的，信仰对实践具有引领意义。一方面强调主体以信仰为行动指南，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改变以实现主体的价值，促使信仰的价值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又突出现实世界改变所带来的利益价值，使社会主体拥有获得感，社会主体的价值获得感又进一步促进主体信仰的坚定性，信仰的形成得益于主客体的双向实践互构。“体验式”特征则指信仰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实践，更需要社会主体的切身体悟，唯有在实践中社会主体体验、感受到信仰所带来的利益价值，才会真正促使社会主体形成对信仰自觉的追求与信奉。关于信仰特征的诸多分析与讨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信仰的内涵与本质，其中，信仰的“主观性”、“信仰价值目标的超功利性”、“信仰过程鲜明的目的性”、“实践性”以及“体验式”特征，对于信仰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有论者认为，“从纵向上看，信仰由低到高可分为‘可信’、‘确信’和‘坚信’三层结构；从横向上看，信仰可分为‘理性与非理性’、‘相信与怀疑’四个维度” [84] 。其中，纵向结构的可信、确信与坚信是从心理学意义上的分类，通过不同信仰主体信仰程度的差别以确证“信仰是否居于相信程度的中心位置” [85] 。信仰客体本身是否具有给信仰主体带来利益感受和价值关怀的天然品质，是信仰客体具有可信性的前提，代表着信仰客体的可理解与可接受，这种可理解与可接受需要信仰主体进行一定的逻辑论证与实践感悟。唯有历经从可信到确信再到坚信层级意义的升华，才能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确信是在可信的基础上经过信仰主体的甄别、考察排除质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内心确认，是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在情感和意志上的深化，是连接可信与坚信的中间环节。确信代表信仰主体的一种积极意识状态，由确信到坚信的升华依赖于信仰主体的实践，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其中，为了实践的目的，人们愿意信任那些有价值的、值得欲求的信仰，尽管它们还没有被证明为真实的，同时坚信这种虔诚的态度会促使它们在行为上得到证实” [86] 。信仰主体在具体行为实践中能够切实体悟到信仰客体的价值意义，这种价值意义的体悟，会进一步促使信仰主体认同和深化对客体的信仰，使信仰更加坚定。
横向结构的理性与非理性、相信与怀疑是从认识论意义上的分类。其中，理性与非理性是指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是否进行理性的、科学的逻辑论证而对信仰进行的区分。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是一种非理性信仰，非理性信仰更多依凭的是信仰主体在直觉上的认知与采信；现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理性信仰，理性信仰的确立更多的是需要信仰主体进行理性的、科学的逻辑论证与推演，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不能依据其对象的性质，而应当根据这种心理形式本身的特性” [87] 。相信与怀疑也是信仰主体所具有的两种认识倾向，“知识指向世界之中的有限事物，信仰则指向本真存在；知识因其客观确定性势必导致无限增长的批判性怀疑，信仰则必须通过生存的力量确证自身” [88] 。只有对客观世界持有怀疑精神，才能催生信仰主体创造超越意义的信仰客体，使信仰客体日趋完善、科学；信仰客体不能只是社会主体被动地接受，更多需要的是社会主体的理性与质疑，也只有怀疑精神才能使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坚定，“才能使信仰科学化具有主体基础” [89] ，怀疑精神既创造了信仰客体又塑造了信仰主体。
关于信仰结构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围绕着谁在信仰（信仰主体）、信仰什么（信仰客体）以及如何信仰（信仰实践）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分析的。作为信仰的承载体信仰主体的个人体验即认知、情感、意志和实践四个环节是形成信仰的核心。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形成一定的认知和了解是形成信仰的先决条件，而拥有理性的、科学的认知对科学信仰的形成至关重要；信仰情感表达着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的一种信任、尊重、敬畏、信奉和责任，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的情感依赖是形成信仰的驱动力，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情感强烈程度的高低与信仰体系稳定与否呈正相关；信仰主体的意志如若坚定，便具有一定的排斥力和自制力，便会自觉抵制与信仰相悖的行为实践，以信仰主体的行为实践将信仰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统一在信仰的运行系统中。
有论者将信仰客体也即信仰对象区分为：“宗教的信仰对象具有超越现实的神灵性，非宗教的信仰对象则具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 [90] 有论者区分为“信仰领袖、信仰组织、信仰经典以及与信仰相关的建筑、偶像、圣地、圣迹等” [91] 。后者的区分主要为非宗教信仰，信仰客体的不同标志着信仰的差异性。宗教信仰对象包括对上帝、对鬼神、对灵魂的信仰等，非宗教信仰对象包括对科学、对道德、对政治的信仰等。有论者将信仰客体区分为“命题和物象两种形态” [92] ，前者如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后者如对个人、对建筑物的信仰。在信仰的结构中，信仰客体的价值意义对于信仰主体而言至关重要，信仰客体所承载的价值决定着信仰主体是否信仰该客体。
信仰实践是连接信仰主体与信仰客体的方式，“了解人真正相信什么，看他们的行为比听他们所说的话更加可靠” [93] 。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表达着不同信仰主体所信奉信仰客体的差异，信仰也必定是经由信仰主体一定信仰认知和信仰情感的驱动，通过对具体实践方式的指引，以实现信仰所承载的内在价值意义；如若信仰能够成为社会的普遍信仰，就能够引领更多的信仰主体为实现信仰的内在价值而努力践行。诚如，传统封建社会的儒家礼仪规范，其“三纲五常”之法、“忠恕”之道等理念已经内化为当时人们的行动标准并指引着社会主体的日常实践；也正是由于我国解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引才使得人们获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此外，有论者提出“信仰仪式” [94] 实践对于主体信仰生成具有特殊意义，“希腊人不是通过声明‘相信’某些神灵的誓言，而是通过崇拜某些具体神灵的仪式来确定其宗教信仰的。……仪式行为是观念的现实体现，而且作为一种实际力量发挥作用，能够巩固和强化宗教信仰。” [95] 仪式的教化功能意义体现在，通过进行仪式展演引发信仰主体对信仰客体产生内心的尊重与敬畏。不仅如此，通过信仰仪式的教化，还能促进信仰主体间形成身份认同，这会进一步深化信仰主体形成信仰文化认同。
有论者认为，宗教信仰具有“生存功能、整合的功能与认知的功能” [96] 。其中生存功能是指信仰能使信仰主体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与内心的安定，以克服信仰主体内心的恐惧与生活上的苦难；整合功能是指信仰作为社会主体的共同核心思想，对社会共同体具有精神引领和凝聚意义，能够促使共同体协同发力以实现共同信仰的价值；认知功能是指信仰能够对人生存在的终极意义予以解答，祛除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困惑与迷茫。此外，信仰还具有“塑造社会秩序的意义” [97] 。有论者认为，信仰具有“情感依托功能、人生定向功能、精神动力功能” [98] 。也有论者认为，信仰具有“人格塑造功能、社会控制功能和价值评价功能” [99] 。“从微观的层次来看，信仰对于人生诸要素起着一种‘统摄’或‘统一’作用；从宏观社会来看，信仰在群体中的作用，主要是一种团结和凝聚的功能。” [100] 信仰表达着人们对其生存状态的一种敬畏、恐惧、遵守与信奉等情感的聚合。如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动和改造能力有限，自然的山洪雷雨、大火狂风、战争瘟疫等，致使人们产生了对图腾、实物等原始信仰，形成图腾崇拜、巫术崇拜和实物崇拜。信仰在人的日常活动和实践当中所具有的价值确信和定位功能，直接影响着人们考察、处理、解决事情的态度、方法和观点，作为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具有调适、规范人生的价值目标、生产生活方式和秩序的功能。
除上述讨论外，从社会学的意义而言，信仰还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在信仰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中，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对其具有内化意义。信仰“使既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神圣化，使个人愿望服从群体目标，个人冲动服从群体准则” [101] 。使信仰主体与整个社会的利益观、价值观趋于一致，以塑造信仰主体的社会性。同时，从文化的社会化而言，信仰作为一种文化还具有累积和传递的功能。一种文化如能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和信奉的信仰，必定凝聚着信仰群体的真情实感和价值承载，这种真情实感和价值承载的代际累积和历史沉淀具有文化传承之功能。再有，信仰还具有认同功能，信仰是信仰主体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社会认同指的是别人赋予某个人的属性，基本上可以表明一个人是谁的标志。同时，社会认同也将该人与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人联系起来。” [102] 共同信仰的凝聚功能会促使信仰主体形成凝聚力与向心力，会形成自觉的社会认同，多数信仰主体会“围绕一种主要的认同来组织他们生活的意义和经验的” [103] 。此外，信仰仪式的展演与实践会进一步促进信仰社会认同的形成。
关于信仰类型的划分，学界已有诸多有益探讨，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划分。有论者将信仰划分为“一是宗教信仰，二是非宗教信仰” [104] 。宗教信仰的信仰客体具有终极意义，非宗教信仰的信仰客体不具有终极意义。有论者将宗教信仰简约划分为“宗教的或道德的信仰、传统的信仰、实用的信仰” [105] 三类，宗教或道德的信仰强调信仰主体的理性，道德乃宗教之核心，相信人性之善；传统的信仰为社会多数人的公共信仰或社会信仰，如对社会权威、文化之信仰；实用信仰强调信仰主体的计算与经验，如对事业成功、生活方便之信仰。有论者将信仰划分为“原始信仰、宗教信仰、哲学信仰” [106] 三种形态，其中，原始信仰诸如祖先、自然、图腾崇拜等，宗教信仰意指对持久、普遍的“神”的崇拜，哲学信仰强调对真理或主义的崇拜，如对儒家哲学、共产主义的信仰等。有论者将信仰区分为“有益的信仰和有害的信仰” [107] 两类，信仰依赖于个体的自我选择，有益还是有害判断，从自我还是他者的视角而言结论会有所差异。也有论者将信仰划分为“人本信仰与神本信仰” [108] ，神本信仰是一神论信仰，强调通过神圣性构建宗教信仰，人本信仰是指无神、非神和多神信仰等非宗教式信仰。有论者将信仰划分为“超验性宗教信仰与近代世俗信仰，其中世俗信仰主要包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信仰、对某种现实力量的盲目崇拜、共产主义信仰或马克思主义信仰” [109] 。并专门讨论了“道德信仰、政治信仰和哲学信仰” [110] 三种非宗教信仰。有论者认为，“政治信仰、哲学信仰、社会信仰，我国近代以来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西方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信仰以及法律主义信仰” [111] 都属于世俗信仰。
有论者依据信仰的表现形式将信仰划分为“感性形式与理性形式” [112] 的信仰，感性形式的信仰诸如对鬼神迷信、权力崇拜的信仰，理性形式的信仰诸如对终极性宗教、先进的理论和主义信仰。有论者将信仰区分为“科学信仰和伪信仰” [113] ，科学信仰如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伪信仰如对反社会和反人类的邪教的信仰。依据信仰群体范围的不同，信仰可以划分为个人信仰、集体信仰或社会信仰，前者强调的信仰主体是个人，后者强调信仰的主体是群体。依据不同的学科划分如社会学与人类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所关涉或侧重的则是民间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伦理信仰以及法律（法治）信仰问题。从信仰的文化特征来看，信仰可以划分为“宗教信仰、道德信仰、政治信仰” [114] 。关于信仰类型的划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视角和取向的差异，对信仰这种复杂的精神或文化现象的划分也难以有通用的标准。不同分类之间并非完全互斥甚至有交叉，比如世俗信仰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可能是个人的信仰，也可能是集体的或社会的信仰；再比如世俗信仰中的对现实力量的盲目崇拜是感性形式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则是理性形式的信仰，对信仰的分类“实是一繁难而重大的课题” [115] 。任何一种信仰都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本书将从文化功能的意义上将信仰的主要类型，宗教信仰、道德信仰和政治信仰进行简要分析和阐释。其中宗教信仰是人类心灵的涤荡，具有终极关怀意义；道德信仰强调底线、向善与道义，具有内在规范意义；政治信仰强调秩序、公正与权利，具有外在规范意义。
宗教信仰是“人终极地关切着那么一种东西，决定着人的终极命运，超越了一切初级的偶然与必然” [116] ，强调人生的终极关怀意义。其信仰对象是“超自然的神灵、神学理论和宗教教义，它关注彼岸世界，极力在彼岸世界寻求人生的价值、精神的超越和‘终极关怀’” [117] 。宗教信仰由人类最初内心恐惧的渴望转向现今心灵上的涤荡，宗教信仰的形成源自于人类内心的需求。宗教信仰强调信仰主体的绝对信奉、崇拜与敬畏不得背叛，“人们是从与他们经常用到的或经常遭受到的痛苦的事物的紧密联系中开始产生宗教情感，就像人们之间紧密联系一样，是自发的，没有思考，没有最低程度的怀疑” [118] 。“宗教是人存在的意义，是一种情感，是人类的活动，是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行为准则。” [119] 通过神意的方式调整人类世俗生活规范，给人以精神上的抚慰、心灵上的安适，既强调了宗教信仰的终极关怀，又突出了宗教信仰的社会整合功能，还反映了宗教信仰的行动规范意义。信仰主体依据宗教信仰终极价值的引领与指示，规范、约束信仰主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实践，从而丰富、发展、完善和超越自我。对于信仰主体而言，宗教信仰强调的是信仰主体的获得感和终极关怀价值的实现，本质上强调的是依赖、是信仰，宗教只是信仰的载体而已，“信仰是比宗教更本质的东西” [120] 。终极性意义的价值关怀是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的本质区别，离开了神灵的意义限定，宗教信仰的“宗教”或许会依然存在，但是，其终极关怀的价值意义却缺失了。
道德信仰是“我在一切方面必须与道德律相合之一事，乃绝对必然者。此处目的坚强确立，就我所能有之洞察，‘此种目的能由以与其他一切目的联结，因而具有实践的效力之条件’，仅有一种可能的条件，即有‘神’及有‘未来世界’是也。我又确知无一人能知引达‘此种在道德律下之目的统一’之任何其他条件。以道德的训条同时即我之格率（理性命令其应如是者）故我必信有神及来生之存在，且确信绝无动摇此种信仰之事物，盖以我之道德律将由动摇信念而颠覆，我若不成为自身所深恶痛疾之人，则不能废弃此等道德律” [121] 。意指道德信仰的客体即道德律，需要被坚定的信奉。道德信仰是信仰主体意志自由与理性的产物，道德信仰的实现需要确立道德律的权威以达至至善。有论者认为，道德信仰是“对人生和人性的信仰，相信人生之有意义，相信人性之善；对于良心或道德法律的信仰，相信道德法律的效准、权威和尊严……在某种意义下，道德的信仰即是宗教的信仰” [122] 。其实质是强调将道德的价值引领蕴含在宗教信仰之中，道德是宗教信仰的基础，而宗教维护“道德权威” [123] ，使信仰主体形成对道德信仰的自觉。有论者认为，道德信仰是基于“对道德理想及其价值依据的笃信和奉行”。 [124] 。与宗教信仰一样，道德信仰成为信仰的一种类型划分。有论者认为，道德信仰是“对某种道德目标及其理论的信服和崇拜” [125] 。强调道德信仰脱离于宗教，成为信仰主体独立的信仰对象。有论者认为，道德信仰是“一个生成的完整范畴，‘道德’是其基础，信仰是其‘着力点’” [126] 。强调信仰是道德信仰形成的形而上学基础，信仰的终极目标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与宗旨。关于道德信仰的诸多讨论，其核心意义在于强调道德规范对信仰主体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实际上，道德信仰作用的发挥主要靠信仰主体内心的自律。与宗教信仰比较而言，道德信仰的稳定性相对较弱。因此，唯有被信仰主体真正接受、内化才会形成坚信和行动的自觉，才能真正称为道德。“相信德福终可合一，相信善人终可战胜恶人，相信公理必能战胜强权等，均属道德信仰。” [127] 道德信仰的主要功能在于调整人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合理的利己。道德信仰的最高目的并非仅仅在于对现时态的考量，而是指向“人类社会的应然规范世界” [128] ，强调对未来的超越性意义的精神追求，以达至对信仰主体规范、引导和激励。道德信仰的形成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考察道德信仰的具体实际价值，需要基于信仰主体的行为实践予以确认。
政治信仰包含“对政治主义的信仰、对于政府或政党的政纲政策的信仰和对于政治领袖人格的信仰” [129] ，该概念指明了政治信仰的三种对象。有论者认为，政治信仰有两种理解，“第一，一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活动。第二，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甚至是对自己所希望的政治共同体的选择” [130] 。强调的是信仰主体的认同性、自主性与选择性。有论者认为，政治信仰是“人们对某种政治体系、理论学说及相应政治理想的认同、信服和敬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怀和人类关怀” [131] 。政治信仰对于信仰主体个人而言具有个体关怀之意，对于整体社会而言则具有形成社会秩序之意。有论者认为，政治信仰是“特定社会和国家的人们在对某种社会政治体系及其理论学说认同、信服和敬仰的基础上，进而奉为自己言行准则并身体力行的精神体系” [132] 。强调信仰主体对政治体系、理论学说等信仰对象的信奉。有论者认为，政治信仰是“对现存政治体系，尤其是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接受或信奉的心理” [133] 。是从心理学的意义上强调信仰主体对政治信仰的态度和感情。有论者认为，“政治信仰就是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对社会价值分配的权威的合法性的信仰，合法性是构成政治信仰的核心概念” [134] 。强调政治系统在具体的实施与运行环节拥有权威性与合法性，才能得到信仰主体的尊重和信奉，突出信仰主体对政治体系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与宗教信仰比较而言，政治信仰是世俗信仰不具有超验性，政治信仰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宗教信仰的最终目的在于灵魂的救赎。基于东西方传统的差异，西方社会的政治信仰更多地需要宗教信仰的支持，而东方的宗教信仰则更多地需要政治信仰的支持。与道德信仰比较而言，政治信仰更多强调的是公共秩序，调整的是社会领域；道德信仰更多的是调整私人领域，道德信仰是政治信仰的内在支撑，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政治信仰的有效支持。有论者认为，我国的政治信仰呈现“宏观、中观和微观” [135] 三个体系。宏观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即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态” [136] ，“最本质特征就在于它蕴涵着社会理想并致力于人的境况的改善” [137] 。中观即指革命和建设的价值观，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理念。微观则指涉及具体民生问题的政策、纲领等。政治信仰的形成，一方面源自于政治体系对信仰主体外在的强制规范意义，另一方面需要信仰主体的具体实践获得利益感受。二者的双向互动不仅能保证政治体系的顺畅运行，还能使信仰主体形成政治情感与政治依赖，进一步促使信仰主体的政治信仰越发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