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荀子曾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在这里所谓的“群”指的就是组织，“义”指的就是道德规范。其较早阐明了组织的力量以及道德规范的重要意义。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阐述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点，亦说明了组织机制与组织绩效的关系。马克思则把人际合作关系直接视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资本概念被认为是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和破解集体行动中的困境以达到更高绩效的核心基础。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构成及其性质，影响着社会成员个体或集体的行为，亦对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治理模式发挥影响。社会资本的构成与性质和现实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它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资本总拥有量的变化；其次，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此外，社会资本作为政治权力的要素和基础，影响着政治权力主体（个体或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有用但又复杂的概念，需要形成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而“组织的视角尤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当今学术语境下，马克思所提出的“集体力”实际上亦可以被看作社会资本的效用与结果，而荀子所讨论的“群”和“义”，即“组织”与“规范”，则可以被视为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或根源。

本书着重分析社会资本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水平和公共服务满意度所产生的影响。本书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以中国山东省济南市、韩国京畿道城南市的公务员、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最终获得样本数据包括城南市两个区（盆唐区、寿井区）的137名公务员和310名居民，济南市的2个区（历下区、章丘区）、1个县（商河县）的351名公务员和375名居民。本书依据以上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借鉴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成果，以两市比较为视角，探究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影响路径和作用逻辑。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通过T检验分析了济南市与城南市两市社会资本、政府公务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水平、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基本状况，以及两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其次，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出社会资本对公务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及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调查受众上，运用多元阶层回归分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对济南市和城南市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表明，无论济南市还是城南市，社会资本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居民的需求水平均有积极的影响。从整体趋势上来看，对济南市公务员而言，社会资本的参与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所有维度都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对城南市公务员而言，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中，除参与外，信任、规范对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均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从整体上看，社会资本对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与城南市相比，济南市社会资本对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影响相对较为显著，特别是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水平影响较大。而在城南市，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社会资本对居民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有重要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一部分无效统计外，在济南市和城南市，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规范均可以有效提高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在信任方面，济南市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城南市，而在规范方面，城南市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济南市。因此，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和信任两个维度，对济南市和城南市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社会资本中的规范是影响公务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水平的重要因素。这反映了无论济南市还是城南市，社会秩序的传统观念均对居民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通过规范也可以有效预期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具体来说，它还可以被解释为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大众对于规范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打击公共服务中的腐败行为，提高公共服务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加强地区治安和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非常明确而强烈的要求。因此，如果地方政府能够积极顺应居民对社会资本规范的要求，那么，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会随之加强，居民的参与度也会相应得到提高。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必须在有限的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上进行担当，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起到促进地方政府有效利用地方财政资金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对防止地方政府决策失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地方政府应根据辖区内社会资本发展的实际状况，有效地利用地方财政以促进辖区内社会资本的积累，同时，重视居民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当地居民在地方政府活动中的积极参与，可以有效提高其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其次，居民对公共部门（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的信任，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沟通成本、交易成本，同时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特别重要的是，居民对社会规范的认同和遵守，有助于提高其共同认知程度，提高居民对共同体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最终与公共服务需求形成良好互动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