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发展来说，无论是现代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中开展出来的。如果不是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依然会是地域性的或民族性的历史，这一历史的基本活动就既不会展现为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会展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然而，自从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历史中以来，正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中国的历史发展才为自己决定性地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当代形态就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要问：在经历了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之后，当今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居于怎样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对于当今世界历史的进程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为了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首先把握现代性本身的历史性质。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现代性的力量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为之架构了基本的支配—从属体系。但是，正像现代性本身是历史的事物一样，由现代性设置的体系也不能不具有历史的性质。只有完全无头脑的抽象观点才会认为，一切现代事物——特别是其制度设施和价值观念——乃是永恒的、非历史的，并且在这种意义上是“普遍的”，仿佛如此这般的事物或观念可以支配并掌控整个“古往今来”和“六合之内”似的。既然现代性本身乃是历史的产物，那么由之而来的一切都必然具有历史的性质；也就是说，有出生和成长，有鼎盛时期和文明贡献，也有衰老和死亡。一切历史的事物都具有这样的性质，都不能不经历这样的生死变迁。正是黑格尔史无前例地将历史性置入哲学之中，置入真正的哲学思考之中。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就像“变异”是“存在”的真理一样，“过程”乃是“事物”的真理。为了解说这个具有原则高度的历史性原理及其意义，恩格斯引用了《浮士德》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警句：“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因此，这一原理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自此以后，抽象普遍性的观点和方法就不能不是时代错误了，因为这种观点和方法所设定的普遍性不仅是无内容的，而且是非历史的。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世界历史中就不存在普遍性了吗？当然存在。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从未否认过历史中的普遍者或普遍性（洛维特甚至说，马克思之所以针对费尔巴哈捍卫黑格尔，乃是因为黑格尔理解普遍者的决定性意义 ），只不过这样的普遍者或普遍性绝不是抽象的、无内容的和非历史的。对于仅仅局限于知性并且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头脑来说，那经由社会—历史内容的具体化而来的普遍性，从一开始就是无法理解的。在黑格尔看来，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阶段承担起特定的历史任务，当这样的任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时，这样的民族及其任务就是“普遍的”。如果去除思辨哲学之最终的神秘化，那么，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那唯一得到恰当理解的普遍性，就是指特定历史进程的承担者及其使命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普遍性就必然是历史的，并且同样要经历它的生成与繁盛、枯竭与衰歇。就像黑格尔总是揭示由世界历史之普遍意义而来的绝对权力乃是“在特定阶段上”的一样，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无非意味着澄清其历史前提并把握其历史界限，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事物来理解——历史地肯定它并且也历史地否定它。在这里，非历史的抽象普遍性的观点不仅是天真的和无头脑的，而且往往是虚伪的和辩护性的，因为这种普遍性实际上总是使现代资产阶级关系“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现代经济学家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试图证明现存社会关系的自然与和谐，以便由此来祝福现存事物的永垂不朽。

一旦历史性的原理得到真正的把握，我们就能充分意识到：现代性的力量以及由之而来的世界历史格局本身乃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不仅是历史地可变的，而且是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界限之内才具有现实性。就像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常可以看到世界历史格局的某种调整和改变一样，我们今天尤其能观察到的各种现象正提示着并且标志着一个巨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酝酿与历史性生成。如果说，上一个百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开端的，那么，以之作为参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变局将是尺度极大且意义极为深远的。

特别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变局又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具有非同寻常的、实质性的联系，近期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无不表明了这一点。诚然，中国同世界历史的命运性联系自1840年以来就是不可避免的，而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就已深刻涉及两者间的彼此联系了。但是，长期以来，这种联系虽然经常调整不同阵营间的力量对比，却很少真正触动现代性的体系本身——世界历史的整体演变还处在渐进过程之中。为什么当今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开始显现出同世界历史的非同寻常的联系，以至于这一进程会被视为世界历史大变局中特别重要的相关变量呢？回答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发展到了一个特定的转折点，正是通过这个转折点，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形成自身飞跃的同时，开始对世界历史展现出新的重大意义。这个转折点乃是“新的历史方位”，它通过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而敞开它的整个意义领域。因此，只有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开始显现出来的重大意义。

新的历史方位具有三重意义领域，它是由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来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出现在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叙事中。它一直被追溯到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整个历史境遇和历史命运，包括艰难困苦和顽强奋斗，从而开辟出一条通过全部现代化努力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这条道路通过其各阶段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建党以来的历史性实践，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推进，迎来了历史进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伟大飞跃。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程开始对于世界历史展现出重大意义——不仅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具有意义，而且因此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意义。如果回顾一下30多年前（20世纪的最后十多年）的世界境况，这样的意义就尤其变得显著。亲历那个时代的人一定记得：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而世界社会主义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挫折和危机——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接踵而至，以至于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和知识氛围似乎都已认定，马克思主义最终被送进了坟墓，而《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是彻底破产了，最能体现这种观点的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部著作宣称世界历史在现代性中达到了它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完成，也就是说，世界历史终结了，它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中。因此，人类历史再也不可能产生出任何一种其他的可能性了。针对这种意识形态和知识氛围中的庸浅浮薄，哲学家德里达用《马克思的幽灵》这个系列演讲，尖锐地抨击了福山那种轻佻的伪黑格尔主义，以及紧随其后的一众目光短浅和没有头脑的学舌者。然而，尽管德里达的批判在理论上是颇为深刻的，但他当时也还没能看到：有一支现实存在的因而是“有肉体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实践中活跃地生成并壮大起来——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展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有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发展之后，特别是当我们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时，才可能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并对其非凡意义作出真正历史性的估量。这样的意义乃是中国的发展进程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它突出地展现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自身的积极创新和发展壮大，从20世纪末社会主义普遍遭遇的巨大挫折中决定性地站立起来；它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印证和伟大实践的同时，历史性地开拓出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积极前景。不仅如此，当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具有意义时，它也突出地展现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这种意义从不表示也从不断言中国道路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恰好相反，它敞开一个无比广阔的实践探索领域，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问题所作出的积极贡献，正在于拓展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并提供全新的选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由此可见，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它的进程中抵达新的历史方位时，中国的历史性进程才会在对其自身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对世界历史进程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样的重大意义是在何种程度上并具有何种性质呢？回答是：它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在黑格尔大体规定的那种含义上来使用的；它意味着：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因此，就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来说，正像这一进程使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愈益加深的本质联系一样，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定向的现代化事业，已经开始建立起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与世界历史之未来走向的本质联系。正是由于这种本质联系，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进程才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

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发展之所以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仅仅是成为一个如英、美、日、德、法等的现代强国，那么这一进程就不会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而只不过是作为某种表征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定的意义罢了。只有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能够在消化现代性成果的进程中超越现代性本身，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才开始显现出来。新的文明类型是指什么呢？它是指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类型：它的现实前提是在特定的现代化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它的成长却绝不仅限于现代性之中。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它是以扬弃了的现代性为本质特征的。因此，一方面，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绝不会出现在现代化夭折或其意义被抹杀的地方（在那里出现的只可能是浪漫主义的倒退，是贫穷的普遍化和一切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相反，它只有在现代文明的成果能够被积极地占有并且巩固地形成基础的地方才会真正出现。另一方面，对于新文明类型来说，现代化任务的展开与实现只是大厦的基础，而不是大厦本身；它的成长和发育不会被封闭在现代性的体系内部，相反，除非这一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不断地突破与超越，否则的话，新的可能性就不会积极地涌现出来并且持续地转变为现实性。

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所以是现实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这一实践进程在其展开过程中已然形成的目标取向。当今中国向着未来筹划的具体目标是：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是高度现代化的，它又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的，而这两者的实践统一意味着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换言之，这种现实的可能性来自当今中国的实践展开，是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为其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来为其开辟道路的。不仅如此，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那种能够标识新文明类型之可能性的实践要求和实践主张，也已经在我们眼前积极地呈现出来了。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固然以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为前提，但它的性质不能不越出现代性的规定之外。举例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只有在突破并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现代性的丛林法则时，才可能得到整全的理解和积极的实践；同样，“文明互鉴”也只有在现代性的力量所设置的支配—统治关系被突破和被超越的地方，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并且迎来它的繁花盛开。事实上，这样的例证可以举出很多：“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都是如此。而所有这些实践要求和实践主张无非意味着：通过扬弃现代性本身而开展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如果说，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仍然必须更广泛并且更深入地推动其现代化进程，那么，这一进程同时也将更多地展现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且更经常地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由此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真正的历史性视域看到：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在“世界历史”的处境中，开展出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历史性实践；当这一实践进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抵达新的历史方位时，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进程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这种意义的取得使中国的发展以如下的方式关联于当今的世界历史，即为之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历史的进程会“翻涌起许多泡沫”，尽管历史的目标要通过无数艰巨的斗争才能达到，但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的历史性站位：中华民族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o6L1JZ6TFNJux1WpD9Bqv6s2EEyWjRVkb7xWiATPCUJDN3+QqbJ6LY5LyCwRTl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