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中国最初是被动卷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因此，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不仅展开为一个以现代化为主题的运动进程，而且在特定的阶段上，使这一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被建立起来、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而这样一种本质联系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又是唯赖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才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是唯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成为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联系。
我们之所以突出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的共产党人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能够被现成地给予的东西，而是需要经过一个艰苦锻炼的过程才能被铸造出来的。在早期的“学徒状态”中，抽象的原理或原则往往会占据上风。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被恰当地称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证是：1927年以后，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当成抽象的原则来加以运用，特别是试图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这一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的进程。由之而来的结果同样是我们很熟悉的，它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遭遇挫折。很明显，在这里导致挫折的根源，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本身，也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而是局限于抽象原则的无头脑的教条主义。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他们才开始在武装革命的主题上摆脱了执着于抽象原则的教条主义，也就是说，才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要义是：深入地把握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并根据这一现实本身的具体情况来制定革命的纲领。“农村包围城市”的纲领，说到底是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结合所要求的理论上的具体化，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这一学说的“生命线”和“活的灵魂”。就此而言，那种封闭在抽象原则中而不欲同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正如恩格斯晚年所指证的那样，当唯物史观的一些“朋友”仅仅把抽象原理当作现成的公式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时，唯物史观就立即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在这样的意义上，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乃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要害在哲学上被称为“外在反思”：它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特定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抽象原则），并且把这样的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任何对象）之上。如果说，教条主义最为典型地在思维方面采取外在反思的方式，那么自黑格尔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的运用，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形式主义的（就其无法把握实体性的内容而言），而且尤其是主观主义的（就其无法通达“事物自身”而言），所以黑格尔很正确地把外在反思叫作“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并且很恰当地把仅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称为“门外汉”。顺便说说，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和学术界，抽象的理论态度和外在反思依然颇为盛行，在某些场合比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作为其公式的教条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西方罢了。然而，无论这样的教条来自何方，外在反思总只局限于抽象普遍性的主观主义运作，而完全不知道“……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一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要反驳它因此也就很容易”。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点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但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与这一历史性实践真正建立起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而仅仅满足于抽象原理的教条主义，则至多只是同这一历史进程在表面上发生某种外在的和偶然的联系罢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就此而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于推进中国革命、从而推进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来说，没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重要、更具决定性意义了。如果说，百年中国道路得以展开的关键取决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得以真正建立的关键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把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本质规定理解为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种经常会出现的忧虑或责难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能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就像当年来自莫斯科的指导者和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会因此不断指责并追究“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自国内外的类似责难或鄙薄也会时常出现并且不绝如缕。这里不可能就各种议题或相关理论展开具体讨论，而只需就事情的基本性质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马克思的学说本身就包含着经由社会—历史的特定内容来实现具体化的纲领，这一纲领对于其全部原则、原理来说是如此地关乎本质，以至于只要这个具体化纲领——我们将之称为“生命线”或“活的灵魂”——不再起作用，马克思的学说就立即丧失其生机而徒留一副躯壳而已，就像一个人被剔除了生命线并被褫夺了灵魂一样。如果说，一般的理论或学说经常满足于并且也适合于外在反思的运用，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事情就绝非如此。恩格斯在1890年致拉法格的信中就以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马克思之所以坚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自闭于抽象原则或公式的樊笼中，而完全错失或遗忘了那个性命攸关的具体化纲领。因此就事情的性质而言，一旦脱离社会—历史之特定现实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就不再能够真正持立。
对于引领和推进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以及对于这一实践进程的理论把握和学术研究来说，那经由社会—历史之特定现实的“具体化”就意味着“中国化”。因为“中国化”说的无非是：依循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并因而能够切中并把握其实体性的内容。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一刻也离不开这样的具体化，并且真正说来它只有在这种具体化的实行中才有积极的生存，那么，我们从基本性质上所辨明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总而言之，所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保有其具体化实行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而那种滞留在脱离现实的无内容的抽象性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则从其拒绝具体化（例如中国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在这个意义上，雷蒙·阿隆对当时两位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批评就是正当的和有道理的。他说，萨特和阿尔都塞都还只是提出了康德式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可能的”），他们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实在感兴趣，还不如说是对哲学的先天条件感兴趣；他们并不试图把《资本论》的方法运用于我们的时代，运用于分析例如当时的法国社会或欧洲社会。因此，萨特和阿尔都塞所代表的学派不过意味着两个“神圣家族”，意味着一种“想象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程，而且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从现实历史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意义极为深远的。同样，从现实历史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某种简单现成的结果，或一经达到就被凝固起来的东西。毋宁说，它作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与伦比的历史性事件，是在错综曲折的进程中不断生成的，是在现实的繁复矛盾中不断发展的。因此，很容易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现实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表现，不会像书斋里画出的直线一样，也不会像黑板上的公式演算那样给出直接的答案。整个发展进程始终是一种真正的探索，一种已历百年并将继续不断前进的历史性探索。就像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经历许多曲折和探索中实现的一样，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仍须进行同样性质的斗争，并且也是在多方经验和教训的积累中、在不断解放思想的探索中达到自己目的的。正是这整个发展过程牢固地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而这种关联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地体现在中国道路百年探索的各个阶段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实践进程及其理论表现。就其一般性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意味着现代化任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结合；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它是和世界历史处境的特定变化相联系的，又是从中国经济社会的特定状况和先行积累的前提出发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开启，那么这条道路迄今大约40年的发展，或许可以简要地概括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广阔实践中，概括在这一目标的提出、展开、深化和实现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它同时也被进一步规定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这样的国情首先就是耕地少、人口多、底子薄。因此，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从一方面来说，小康状态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相适应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依循这个目标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正是这条道路的历史性开辟，将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发展进程推入新的历史阶段。
回顾这40年来的发展进程，大体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积极跨越；而在21世纪的头20年中，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进程，是从较低水平的尚不全面尚不平衡的小康，抵达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毫无疑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将作为历史里程碑被载入史册，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得到历史性的实现。这里无法全面描述这一进程，如果要用一两个事例来作为提示的话，那么十分明显的是：就像“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在思想理论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一样，大规模人口迅速脱贫的实践成就——在中国和世界上均属史无前例——则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的。而在这一进程的无数事例或成就中能够得出的历史性概括是：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产物，并且因此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进程的组成部分；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进程的阶段性完成，也是建党以来百年历史进程的划时代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