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种关联，而这种关联的本质性和必然性，则是通过百年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证明的。这里所说的“证明”，意味着上述关联历经长期的历史考验，并在这种考验的结论中成为真正历史性的。抽象普遍性的观点只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当成先验的公式来使用，因此才会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想象为偶然的，即可以随意取消的。如果说这种虚假的抽象观念总是自不量力地试图反驳现实的历史，那么现实的历史则毫不容情地将这种观念揭示为主观主义的幻觉，就像现实的历史终究会把展开过程中那些偶然的、无关乎本质的东西摆放到适合于它们的位置上去一样。

为了简要地说明问题的关键，且让我们首先指出这样一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联系，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中国的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全面地展开并得以真正实现；同样毫无疑问，如果这场社会革命不是最终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它就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都必然通过一场（或几场）社会革命来为其奠基，即使在西欧各国，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也不能不经由社会革命（往往表现为政治革命）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特殊地说来，这样的社会革命采取何种方式，其政治斗争的席卷范围和激烈程度，则完全取决于“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的特定社会—历史状况，取决于由这种状况之具体化所规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性质。1640年的英国革命在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中逐渐达成资产者和贵族的特定妥协，并通过所谓“光荣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1789年的法国革命则表现为一种不断的上升运动，解放者的角色依次由参与革命的不同阶级来担任，激进的党派被更加激进的党派所取代，直到拿破仑用军事力量重建起政府的权力。必须承认，法国革命的意义是普遍的，黑格尔称这种意义是“世界历史性”的，而马克思则将之标识为“政治解放”的典范。这种普遍性固然意味着新的历史性时代的辉煌到来，但却绝不意味着任何民族的政治革命都会按照法国革命（或更广泛地说来，按照西欧革命）的方式来展开，并且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强有力的，它要求在世界历史的广阔疆域中实现自身；然而，除非它能够超越抽象的普遍性，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被具体化，否则的话，它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自身，无头脑的抽象观念不过是在其主观的臆想中令其“实现”罢了。如果说，现代性的力量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乃使现代化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普遍命运，那么，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与实现来说，同样必须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的展开方式与实现方式，则取决于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状况与历史处境。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起源于中国革命最终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中国革命何以会历史地采取这一基本定向呢？

对于回答这个问题来说，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解基地，但为此必须充分把握其整全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的意义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是基本观念或理念的层面。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基本观念是现代化，是要求推动中国历史性进程的现代化。五四运动的旗帜上赫然写着“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口号，而这样的口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运动的一般性质与使命。如果说“科学”与“民主”简要地标示着现代性的理念和目标要求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基本观念上无非意味着使中国的历史性进程进入现代化之中，进入现代性的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定向之中。在这种意义上，五四运动不仅承继着先前已渐次发生的现代化任务，而且以“新文化”的名义揭示了更全面的现代化任务，并用“科学”与“民主”突出地概括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

第二，是现实历史的层面。五四运动不仅是一般的观念，而且是现实的历史运动。现代性的理念或口号，如果不是停滞于抽象的观念，它就必须通过现实的历史运动来展开和实现。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五四运动——一言以蔽之——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如果说，反对封建主义乃是新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文化本来就意味着用现代文化来克服或取代旧的封建主义文化），那么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它为什么同时还要反对帝国主义呢？抽象普遍性的观点完全无法理解这一点，它仅仅停留在现代性理念的空疏形式中，它只能非历史地想象现代性的理念及其完美实现是现成地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而根本看不到五四运动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现实性：那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主义世界恰恰构成中国革命的敌人。因此，除非中国革命能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就不可能为其现代化事业的整体进程真正奠基。由于抽象普遍性的观点在这里陷入手足无措的窘境，所以它就从中想象出一种对立来构陷历史，仿佛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不有害于现代性理念的展开似的，仿佛任何一种触犯西方“圣物”的运动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只会具有消极意义似的。然而，正是现实的五四运动表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必然成为同一个历史运动；这样的历史运动意味着，如果它不能同时摧毁这两个敌人就不可能摧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就不可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决定性地开辟出继续前进的道路。因此，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绝非具有“削弱”或“压倒”现代化展开的消极意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并举，才积极地保全、捍卫并且拯救了现代化在中国道路上的历史性实现。

第三，是作为历史趋势的层面。五四运动作为现实的历史运动，不仅表现为一系列历史事实，还表现为特定的历史性趋势——现实的趋势就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总体趋势比既成的历史事实具有更高的现实性。抽象普遍性的观点既然连现实的历史运动都消化不了，它就尤其无法理解在五四运动中作为现实的趋势所展现出来的东西了。五四运动代表并揭示出怎样一种历史性的趋势呢？最为简要地说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又由于五四运动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基本目标，所以这一运动就不能不成为当时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成为世界革命之组成部分的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做好了准备。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之整全的历史性意义不仅表现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而且反映在反帝反封建的现实运动中，最后还尤为突出地展现在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中。如果说，在紧随其后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性实践中，出现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且出现了作为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之政治基础的“新三民主义”，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进程就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的定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出现，意味着中国革命采取这一定向的积极开端。在此之后的革命行程不仅跌宕起伏而且波澜壮阔，而这里真正重要的乃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趋势：以新民主主义为定向的中国革命在整个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如果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世界历史乃是“最高法庭”，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那么，现实历史的决定性裁断就是：中国革命只有在新民主主义的定向中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这个目的未曾达到，它就不会停顿下来，就像现实的革命进程不断地把脱离这一定向的背弃和逃遁无情地抛到自己身后一样。因此，正是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将中国革命的使命最终托付给中国共产党，亦即托付给始终最坚决地执行新民主主义任务的政党。

在“世界历史”所敞开的理论和实践境域中，新民主主义是和社会主义相关联、相贯通的，没有这样的关联和贯通就根本没有新民主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正像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其定义中将社会主义理解为自身之完成了的本质一样，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定向的革命政党理所当然地将马克思主义把握为自身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只要这场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就是必然的，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愿望为转移的。当无头脑的抽象观点还在继续假设（实则是虚构）历史——中国革命本应当避开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从而本可以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即便是稍有识见的西方历史学家也已清晰地看到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展开的必然性了。例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这样写道：一战以后来到中国的杜威曾对他的学生胡适说，军阀和现代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而我们可以同样在历史上得出结论说，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不可能并行不悖。“……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指杜威在中国关于现代教育的演讲——引者注）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从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联系，是真正历史性的，或如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历史的选择”。事实上，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严峻而紧迫的道路问题，以西方为主要来源的各种思潮几乎无不涌入中国，而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很快就成为思潮层出和争论汹涌的交汇地。“其他杂志也参加了《新青年》的讨论，在由此而形成的热潮中，当时所有在西方和日本流行的社会和哲学理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思潮都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影响并参与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同样毫无疑问，这些思潮的影响程度和参与程度取决于这一历史性进程自身的性质，取决于它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基本定向。因此，如果说，在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主导地位，那么，这恰恰是因为现实历史本身的汰择拣选：正像这一历史进程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最关本质的联系一样，它也将唯有在这一本质联系中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指派给堪当此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XB9F8saKGSa95QLOUKEO7T/hwUewXkgAGLFcw+bqGKJ/KanjDB4g6glvmhiLBz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