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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新型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稳步迈进。多地积极推进新型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山东省烟台市在市级层面推进领域内综合执法，组建完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环境执法支队、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等8支队伍，实现一个领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区县层面，则实行跨领域、跨部门的综合执法，组建县级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发生频率高、与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多头重复执法较为突出的城市管理、城乡规划、住房城乡建设、农业、畜牧兽医、水利、文化市场、旅游等领域的全部或部分行政执法事项纳入执法范围，统一以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名义开展执法工作。厦门市将基层综合执法改革与镇街机构改革同步推进，整合镇街现有执法资源和站所，设立镇街综合执法队，实现在镇街层面的“一支队伍”管执法；按照依法下放、宜放则放的原则，推动区级政府部门将点多面广、基层管理迫切需要又能有效承接的执法权限下放给镇街综合执法队，并同步制定镇街执法事项目录；建立联动执法机制，对未纳入镇街执法体系的其他执法领域建立移送、协调、协作机制，解决了以往“区级部门管得到但看不到，镇街看得到但管不到”的问题。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实行“局队合一”体制，以局机关名义实施执法，将以往分散的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职责予以整合、归并和统筹配置，并不断探索更大范围的综合执法。
二是执法衔接联动更加畅通。2020年，上海市公布了修改后的《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使得专业管理与集中执法有序衔接。在城管执法范围上，将物业管理、房产市场管理、住房保障、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等在内的全部房屋管理类事项，以及文明施工领域的行政执法事项，均纳入城管执法范围。该《办法》完善了责令改正的执法程序，有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前，已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的，应将责令改正通知书、改正情况等材料一并移送城管执法部门或乡镇政府，城管执法部门或乡镇政府经调查认定违法事实后，可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江阴市公安部门打造公安网格化防控管理平台，与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对接，实现两方面信息互通互换互融、数据共建共享共用。公安部门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之间，派出所与镇街综合执法机构之间，建立起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新格局。
三是新型综合执法深入推进。浙江省开展“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出台《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将20个方面的300项行政处罚事项纳入综合行政执法目录。开展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广“教科书式”执法、“综合查一次”等创新实践。浙江推进“60%以上的高频率高综合高需求执法事项纳入综合执法范围、综合行政执法事项覆盖60%以上的执法领域、60%的行政执法量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承担”；要求各地各部门“一张清单管理”，加快建立执法事项总目录，构建全覆盖政府监管体系和全闭环执法体系，一支队伍管执法；实施“一体化联动”，健全行政执法统筹协调指挥机制。例如，《宁波市“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一张清单”管职责、“一个平台”管指挥、“一个窗口”管受理、“一个网格”管巡查、“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系统”管运行、“一个终端”管办案、“一个机制”管联动、“一件事”场景强监管。2021年年初，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见》，要求明确执法职责，优化执法方式，完善执法机制，规范执法工作。各地积极响应落实。贵州省黔东南州为解决执法力量不足等问题，统筹全州生态环境执法力量，组织、抽派业务科室、州支队、各大队综合行政执法、环境应急管理、环境监测及行政审批、土壤及固废管理等方面的优秀监管执法人员，配备无人机、水质快检包、执法记录仪、摄像机等执法设备，分组开展巡查排查和执法检查，并全面压实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湖南全省统一组建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逐步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并出台乡镇（街道）及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将乡镇（街道）纳入法治政府考核主体。
四是推进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2021年年初，湖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在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放权赋权极简审批的通知》（湘政发〔2021〕4号），实施全链条放权赋能，全领域极简审批，全覆盖“一件事一次办”，按照“能放全放、急用先放”的原则，赋予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97项，涉及企业准入、项目核准及建设、土地使用、国际贸易、报关报检、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让自贸试验区有充分的自主权。
五是找准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结合点、发力点，依法推动完善社会治理格局。2020年年底，中共中央下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2021年4月，《江苏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通过。随后，《湖南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先后出台。各地各类规划方案、政策文件的出台，为法治社会与社会治理法治化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