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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希腊神话，伊克西翁是希腊塞萨利地方阿庇泰国王，他要求邻国国王狄俄尼斯把女儿嫁给他，狄俄尼斯向他索要一大笔嫁妆。伊克西翁邀请狄俄尼斯参加一个宴会，乘机将他推进炭火熊熊的大坑烧死。伊克西翁的背信弃义、蓄意杀人的罪行激怒了国人，他被迫逃到主神宙斯那里，宙斯宽恕了他，给他净罪，并邀请他作为客人进入奥林匹斯山。伊克西翁一到奥林匹斯山就爱上了宙斯的妻子赫拉，并要和她睡觉。宙斯得知后大怒，罚他下地狱，把他缚在一个永远燃烧和转动的轮子上，被称为“伊克西翁之轮”，让他受尽折磨，永世不得翻身。 [1]
这也许是“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的最初来源：在这里伊克西翁是要扮演赫拉性伴的角色，于是遭到上帝，即宙斯的惩罚。1931年神权保守主义者用“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来反对《弗兰肯斯坦》电影中的人造人。 [2] 此后在讨论临终病人的生死决策、基因工程以至最近的合成生物学问题，人们往往用“扮演上帝的角色”进行反对的论证，也有人主张在例如抢救濒危物种方面我们就是要扮演上帝的角色。 [3]
在讨论“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一论证前，让我们先讨论一下一个有效的论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应该是普遍的，适用于所有参加论争的人，即进行正面论证和反面论证的人。但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这个论证的前提是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对于认为上帝的存在并无充分的证据的人，这一论证就不适合他们了。
第二个条件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应该是理性的，即应该既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又不违背目前科学证据的支持或由科学证据证明的常识或科学知识的支持。这一论证也不符合这个条件，许多人认为不但逻辑推理推不出上帝的存在，断言上帝存在也无法获得科学证据的支持或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的支持。对上帝的存在及其扮演的角色主要靠信仰来支持。
第三个条件是论证中所使用的概念应该是清晰的、明确的。但在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中对什么是“上帝扮演的角色”的意义往往是不明确、不清晰的，人们对此的诠释有许多的歧义。
在许多情况下，扮演上帝的角色只是作为一种说法被提出，并未形成系统的论证。人们在遇到科学或技术上的新发现、新突破时，往往断言不应该做出某种决定或不应该采取某种行动，因为这样做是“扮演上帝的角色”。显然，单单做出这类断言不是论证，但可以将这种断言发展为一种论证。然而，由于人们很容易喊出“这是扮演上帝的角色”，所以也就很少有人劳神把它发展为一种比较像样的论证。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只是说出这句话而已，而实际上并不是在作论证。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哲学教授拉波斯埃（Michael LaBossiere） [4] 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一说法。
就字面上说，这种说法基于三个假定：
假定1：是上帝存在着。
假定2：是上帝要或命令某种决定不应该做出或某种行动不应该做。
假定3：我们应该做上帝想要的，或服从上帝的命令。这就牵涉到我们被要求一种接受上帝命令的理论，即上帝下了命令要做的就是对的，上帝禁止要做的就是错的。
如上所述，在世界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虽然是很大一部分）相信上帝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这种说法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在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与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之间就这个说法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
从隐喻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基于这样的假定，即人们不应该仿佛是上帝那样去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说“仿佛是上帝那样去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是什么意思，就要做出界定。人们通常用傲慢或越出正常约束范围以外的行动来界定这个意思。但对为什么人们不应该做这种事，是必须加以辩护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意会地或潜藏地去诉诸上帝命令理论之外的一种道德理论。例如，认为人们扮演上帝角色会有可怕的后果，此即一种后果论的立场。可是这样一来，使用“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人们直接诉诸后果论就行了。
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我们也许可以将“上帝”比喻为中国的“天”“上天”或“天命”，上天会给你做出你应该有的决定，你不应该去扮演上天的角色。也许我国很多人有类似的想法，这种想法的问题与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的说法是一样的。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相信“上天”或“天命”，而且也许相信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少了。有时人们会这样说：“不应该做这种事，做了会得不到好报。”这就是在诉诸后果论了，不同的是似乎这个不好的后果是上天给你的报应，不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可以将上帝比喻为“自然”或“自然律”，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可以当作一种告诫：不要去做违反自然或自然律的事。这样，又会产生“违反自然”和“违反自然律”是什么意思的问题。也许可以将“违反自然”理解为“违反天性”（Nature这个英文词既指自然，又指天性），人们不应该去做违反天性的事，但“违反天性”又是什么意思？“天性”是基因决定的特性，还是生活经历形成的习性（可能是遗传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难以确定的；也很难说做违反其基因决定的特性或违反其生活经历形成的习性的事，都是不应该的。例如有人因基因特点对酒精容易上瘾，或由于家庭或个人不如意的经历往往需要“借酒浇愁”，似乎不能说我们劝他戒酒或帮助他戒酒是不应该的，因为这违反了他的“天性”。
从方法论角度看，“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可包含三个步骤：
步骤1：论证做出有关X的决定或做Y一事是扮演上帝的角色。
步骤2：论证人们不应该去扮演上帝的角色。
步骤3：结论是人们不应该做出X的决定或去做Y一事。
完成这三个步骤需要做相当量的工作。完成第一步要求充分显示所说的决定或行动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对什么是扮演上帝的角色和这一具体的行动或决定是怎样扮演上帝的角色提供充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发现，这类批评不是说，人们在扮演上帝的角色，而是认为由于其他理由这种行动是错误的，打出“扮演上帝角色”这张牌只是让这种批评的效应更具戏剧性。在这种情况下，则应该使用另一种方法，不必使用“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第二步也具有挑战性，因为它要求对为什么人们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提供一个合适的论证。做到这一点可以论证说，人类应遵守一定的限制，违背这一点，跨越了一条线，就进入了只有上帝才能决定的道德领域。一旦完成了前两个步骤，第三步就容易了，即可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下面让我们分别考察将“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作为论证应用于相关伦理学问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分别有：安乐死、医生协助自杀、基因技术和合成生物学。
我们往往会看到在文献上有人用“扮演上帝角色”的说法反对安乐死的论证。按照上述，第一步要论证做出让某个人死亡或主动地拔掉插头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第二步要论证人们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从以上两步论证就可得出结论说，人们不应该做出安乐死或主动拔掉插头的决定。可是在字面上，利用这样的论证依赖于有关上帝以及上帝想要什么的一些假定。因此，不足为奇，这种论证唯有在持有同样宗教观点的人中间才是有效的，而用于持不同宗教观点或持无神论观点的人则往往是无效的。在面对面的讨论中，我们的一种回应是，要求持这种论证的人确切地说出，人们如何才是扮演上帝的角色，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是错误的。这也就是要求他们明确陈述作为其基础的理论或原则。这样做实际上还不是反论证，只不过是用来揭示做出反对扮演上帝角色论证的人论证的缺陷。显然，如果被要求提供这些细节的挑战时，他们往往不能提供这些细节，那么他们的论证就有严重缺陷。在许多情况下，进行反对扮演上帝角色论证的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会有这样的挑战，因而往往没有做好回答的准备。这样就会显示在上述的两步论证中有一步或两步有缺陷，显示其缺陷可以通过论证说，做出这种论证的人既没有显示X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也没有显示扮演上帝的角色是错误的。
另一种回应办法是，通过这样的论证，在类似的情况下“扮演上帝角色”是可以接受的。通过提供类比论证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将当下的情况与做出决定或采取行动被认为道德上可接受的类似情况进行类比。以安乐死为例，可用论证显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做出类似的生死决定是被认为可接受的。再用这个例子显示根据法律制度人们做出置人于死地的决定是如何不被认为是扮演上帝角色。或者用战争中人们做出杀人的决定的例子显示这样做也不被认为是扮演上帝角色。这类回应特别有效，因为这将坚持反对扮演上帝角色的人置于不一致的地位。例如许多反对安乐死的人却同意执行死刑和参加战争。如果这样的人论证说，安乐死是扮演上帝的角色，因而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就必须显示为什么死刑和战争不是扮演上帝的角色。但如果有人既反对安乐死，也反对死刑和战争，那么他们所持的立场是一致的，显然上述的类比回应对他们不起作用。
是否允许医生协助临终病人自杀在美国是一个具有广泛争议的问题，以致成为选举中的一个议题。例如，1998年密歇根州的绝大多数选民投票反对允许医生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协助自杀。 [5] 密歇根州的建议是，如果病人是不到半年可活的临终病人；曾至少两次要求协助自杀；有三位持照医生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病人没有患抑郁症；病人已被告知其医疗选项；并且业已等待一个星期，就可允许医生给病人开致死药物的处方。整个过程要受国家监督委员会审查。投票结果让一贯支持并实施医生协助自杀，以及推动医生协助自杀合法化的凯沃尔基安（Jack Kevorkian）医生大失所望。 [6] 凯沃尔基安医生多次受到控告，5次接受审判，1999年被判犯有二级谋杀罪。但许多人认为不管他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允许，在道德上肯定是错误的。
密歇根州多数选民投票主张医生助死应该非法，正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但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医生尊重垂死病人的意愿，并在病人垂死过程中协助他是不道德的呢？医生不加以协助，病人本来会自己去做（如果他能做的话），而病人自己去做是合法的，这样做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和不值得的痛苦。
美国哲学家费尔德曼（Fred Feldman） [7] 指出，为支持认为医生协助自杀是道德上错误的观点，曾给出各种各样的论证，包括例如“你可能杀了一个患抑郁症的人”“这不关医生的事”“这会使不想死的老年人不敢去看医生”“这会是道德滑坡，进而去杀不是临终的病人，甚至导致纳粹式的安乐死”等等。最重要的一个反对的论证是：“这是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个论证是说，协助病人自杀的医生是“扮演上帝的角色”，而任何人扮演上帝的角色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因此协助病人自杀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许多批评凯沃尔基安的人这么说：“他认为他是谁？谁给他这么高的权力？应该让上帝来决定人什么时候死。”一个没有伦理学背景的人很可能会这么说。然而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Phaedo），阿奎那在他的《神学总论》（ Summa Theologiae ）以及康德在他的著作中都曾提出过类似的论证。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医生协助自杀在道德上究竟是对还是错，而是要讨论反对医生协助自杀时利用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是否具有说服力。
例如，柏拉图在《斐多篇》说，苏格拉底说，他对一个人自杀是否是错误感到困惑。但他也相信众神是我们的保护人，人是他们的所有物。正如一只公牛杀死它自己，一个人会恼怒一样，如果我们之中有人杀死自己，众神也会恼怒的。因此，苏格拉底的结论是，在上帝召唤他之前，一个人应该等待，而不要夺走自己的生命，这是有理由的。阿奎那说了类似的话。他说，自杀“完全是错误的”，他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生命是上帝给予人的礼物，上帝是死亡和生命的主人，所以一个人剥夺自己的生命是违反上帝的罪恶。唯有上帝有权威决定生命和死亡” [8] 。康德在他的讲演中提示一些略为不同的反对自杀的论证，其中有些涉及上帝。他说，我们一直被置于这个世界之中，在某些条件之下，是为了一些特异的目的而存在。但自杀违反了他的造物主的目的；他到达另一个世界，仿佛离开了他的岗位；他必须被视为上帝的叛徒。康德接着说，上帝是我们的所有者；我们是他的财产；如果由一位仁慈的主人照料的奴仆违反主人的意愿，他就应该受到惩罚。 [9] 从柏拉图到康德的论证似乎是说，我们是众神的财产，如果我们杀死了自己，就毁掉了他人的财产。由于毁掉他人的财产总是错误的，因此自杀也总是错误的。阿奎那和康德的那几句话还包含另一个反对自杀的与上帝有关的论证。这个论证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上帝已经明确地命令我们避免自杀。上帝在第六诫中说：“汝不可杀人”，这包含着不可自杀的命令。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认为上帝已经命令我们避免自杀；且我们认为我们的道德义务是由上帝的命令决定的，那么我们就可认为我们有义务避免自杀。但这些论证虽然与上帝有关，但与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还是不同的。这里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些论证。
费尔德曼指出，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也包含在柏拉图、阿奎那和康德的著作之中。这一论证的一般轮廓是：
前提1：如果我们自杀或帮助别人自杀，那么我们就是扮演上帝的角色；
前提2：如果我们扮演上帝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做了错事。
结论：如果我们参与杀人，不管是杀自己还是帮助杀别人，那么我们就做了错事。
但扮演上帝的角色是什么意思呢？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接受这样的观念：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他意欲历史应该以某种方式发展。这是说，他的意向是应该发生某一序列的事件。当某些事“按照自然”发生时，这就是上帝选择的序列中的一个事件，并且是以上帝意向的方式发生的。但上帝也给予我们一定程度的自由，人有权干预自然进程。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到不知为何历史没有按上帝意向的方式发展。有人就在自然的进程中做出某种创新，以这种方式干预了上帝原先意向的进程。于是我们可以设想，那些谈论“扮演上帝的角色”的人心里有这种历史观。当他们说某人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时，他们的意思是他在自然进程中做出了某种创新。其定义如下：
D1：x 扮演上帝的角色 = df.x 在自然进程中做出了某种创新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定义来诠释这个论证，那么：
前提1：每当一个人参与自杀，他就使得历史以不同于上帝意向的方式发展；
前提2：用这种方式干预上帝的计划总是错误的。
结论：参与自杀总是错误的。
如果做这样的诠释，那么这个扮演上帝的论证就面临若干深刻的困难。其一是涉及第一个前提。按照这个前提，每当我们参与自杀，我们就扮演上帝的角色。根据第一种诠释，这意味着：每当我参与自杀，我们就看到历史按与上帝意向不同的方式发展了。但是为了确信这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对上帝的世界历史的原初计划知道得更多一些。尤其是我们必须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对自杀原初是否有所计划。如果上帝的确有所计划，那么我们的活动就没有在自然进程中引入“创新”，我们就没有扮演上帝的角色。
费尔德曼说，此刻凯沃尔基安医生必须确定，上帝是否想到世界历史应该包括诸如凯沃尔基安医生拒绝帮助、那位老年妇女继续生活于痛苦之中这些事件原初想法如何，或上帝是否想到世界历史是否应该包括凯沃尔基安医生同意给予帮助，而这位老年妇女因医生助死而较早死去这些事件。显然，如果上帝原初计划凯沃尔基安医生不要去管这位年老妇女，那么如果凯沃尔基安医生帮助她自杀，就将创新引入了自然进程。但是同样显然的是，如果上帝原初计划凯沃尔基安医生会帮助这位妇女死亡，那么如果他拒绝这样做，就会将创新引入自然进程。因此，在凯沃尔基安医生知道上帝有关世界历史的原初计划前，他不知道采取何种行动方针是扮演上帝的角色。但凯沃尔基安医生肯定对此一无所知。以这种方式论证的任何人似乎假定上帝原初计划是谁也不会参与自杀。然而，这个论证并未包含为这种假定辩护的任何东西。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我们按这种方式诠释这个论证，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前提1是真的。
第二种诠释是，当上帝创造世界时，他意欲历史应该以某种方式发展。这是说，上帝意欲发生某种事件的序列。这一事件序列可被称为“自然的进程”。如果人们什么也不做，那么自然进程以上帝计划的方式发展。有时，当人们说我们应该袖手旁观，“顺其自然”，他们就是指的这种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只要一个人参与自杀，他就以这种方式干预了自然进程。他使某种事情发生了，如果他袖手旁观，顺其自然，这种事本来不会发生。因此，这个人就是在第二种意义上扮演了上帝的角色，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休谟在他的《论自杀》一文中就是这样诠释这个论证的。他指出，实际上这种诠释使前提2成为荒谬的。因为现在第二个前提是说，无论干什么都是错误的。休谟问道，那么造一所房子、耕种土地，或乘船航海都是错误的吗？“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都会运用我们的身心力量在自然进程中产生某种创新。” [10]
根据这种诠释，如果你干什么事，你就会使世界历史不同于上帝的计划。这个论证蕴含着我们应该什么也不要做。如果我们认为上帝是明智的和仁慈的，想要世界历史应该按没有人干预的方式展开，那么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应该什么也不做。但这将是绝顶荒谬的。由于我们无法知道上帝计划什么，因而认为我们有道德义务什么也不做，这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对扮演上帝角色的另一种诠释。在柏拉图、阿奎那和康德的一些论述中提示了一种对扮演上帝概念更为狭义的诠释。这种诠释不是说，每当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就扮演上帝角色，或每当我们的行动违反上帝的原初计划，我们就扮演上帝的角色，而是说，每当我们干预生死问题时，我们扮演上帝的角色。当阿奎那说上帝是死亡和生命的主人时，暗示过这种诠释。我们可以将这种诠释定义如下：
D2：x扮演上帝的角色＝ df.x以这样的方式行动，确保否则本该死亡的某人继续活下去；或否则本该活下去的某人死亡。 [11]
费尔德曼指出，假设凯沃尔基安医生帮助年老妇女自杀，那么，她比如果Kevorkian拒绝她死去要早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按照D2，凯沃尔基安医生扮演上帝的角色，因为他的行动使那位妇女更早死去。如果他不那么做，她本来会多活几个月。由于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参与自杀的任何案例，因此有理由认为当我们按照D2来诠释扮演上帝角色时，这个论证中的前提1就是真的。
尽管如此，这种论证还是无效的。问题是前提2仍然是假的。想明白这一点只要我们考虑一下，如果凯沃尔基安医生不去帮助年老妇女自杀会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确保年老妇女再活几个月，因此他的行动确保该妇女活得比他帮助自杀时间长。根据D2，凯沃尔基安医生因此扮演了上帝的角色。结果，如果前提2是真的，那么他不去协助自杀与他协助自杀一样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这样诠释前提2，它对医务人员有荒谬的含义。病人去就诊，要求医生挽救他们的生命。例如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挽救病人生命。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正确地说，如果外科医生不做这个手术，病人本来就会死亡。因此，D2蕴含着所有这样的外科医生都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与前提2结合在一起，这蕴含着外科医生的这种行动是不道德的。这个结论显然违背常识，因而是荒谬的。
但是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诠释。仅当你的行动使某人死得比你袖手旁观早时，你就扮演上帝得角色。这种诠释要比以前的诠释精致一些。
D3：x扮演上帝得角色＝df.x 的行动使某人死得比你袖手旁观早。 [12]
费尔德曼认为，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扮演上帝角色这一概念，那么以前的反对意见对这一论证就不再起作用了。当外科医生治愈病人，这个病人死得不比他袖手旁观更早，而是更晚。但这种论证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它看起来是一种丐辩。在目前的诠释下，当我们说某人扮演上帝角色时，全部意思是，他的行动使某人死得早一些。因此，前提2的意思是：每当某人采取的行动使人死得早些，他就是错误的。这就等于是结论了。这里并没有提供理由让人认为参与自杀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只是简单断言这种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这个前提似乎是错误的。肯定有这样一些场合，让某些人早点儿死亡，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有义务做的。如果你是杜鲁门。你可以或者下命令扔原子弹，或者你不下这个命令。不管你干什么，总有人会死得早一些。如果扔下原子弹，许多日本人会死得早一些；如果不扔原子弹，许多士兵，无论是美国士兵还是日本士兵都会死得早一些。这个例子显示，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可能总是错误的，因为不管他做什么，他总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可能所有的选项都是错误的。“应该”蕴含着“可能”。如果他应该避免扮演上帝的角色，那么他就有可能。但杜鲁门不能。所以他没有避免扮演上帝角色的义务。
还可以以急诊医务人员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一论点。假设有一场自然灾害，许多受害者需要马上得到抢救，但医务人员人手不足。医务人员必须选择先抢救谁。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抉择，总有人会死得早一些。然而，没有人说这些医务人员做了错事。因此这个论证的前提2是假的。
有时，人们说凯沃尔基安医生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带着嗤笑的意味。他们问：“他以为他是谁？”“是什么让他认为他的权力那么大？”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也许在暗示扮演上帝角色论证的另一个诠释。前面我们讨论的有关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全都是显示自杀是道德上错误的行动。但这个诠释的结论略有不同。这种诠释是要表明参与自杀的人显示了一种坏的品格，不管他们的行动是否是可允许的。我们设想有一个自大、傲慢的人，一贯蔑视普通人，他采取的行动仿佛就是显示他出类拔萃，即使在道德问题上他也总是显得比谁都懂，别人应该按他说的去做。他显示的这种品格上的缺陷，我们称之为道德上的骄傲、傲慢或狂妄自大。说一个人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有时就相当于说他在道德上狂妄自大。当人们谴责凯沃尔基安医生扮演上帝的角色，并不是在论证他的行动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结论，而是说他在道德上狂妄自大，因而是在论证他具有道德上坏的品格的结论。这一诠释可概括如下：
前提1：如果一个人参与自杀，他就显示道德上的傲慢；
前提2：如果一个人显示道德上的傲慢，他就显示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结论：如果一个人参与自杀，他就显示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13]
我们可以说这种论证的前提2是正确的。道德上傲慢的人是相当可憎的，因此人们会接受这样的观点：这种人具有一种品格上的缺陷。但是前提1又如何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任何人参与自杀因而就显示道德上的傲慢呢？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认为参与自杀的凯沃尔基安医生或其他人必定是在道德上傲慢的。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强烈意识到他们可能有错误；也许他们真诚地并且谦逊地感觉到由于他们能解除人的痛苦，他们有义务做这件事；他们也许全然不是骄傲自大。因此，前提1是不能成立的。有人也许认为凯沃尔基安医生必定在道德上是傲慢的。他们觉得他在道德上的傲慢显示在这样的事实上：他愿意去做出生或死的决定。任何做出生或死的决定的人，就是在道德上傲慢的。这种人扮演上帝的角色，从而揭示出他品格的缺陷。然而这种进路也不能成立。人们没有注意到，那些拒绝参与自杀的人也在做出生与死的决定。当他们决定他们的病人要活下去，他们做出的这个决定，与凯沃尔基安医生做出他的病人要死亡的决定一样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如果说，仅仅愿意做出这类生或死的决定就证明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傲慢的，那么拒绝参与自杀的人与同意参与自杀的人一样傲慢。这肯定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扮演上帝的论证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对这种论证的任何诠释都不能显示医生协助自杀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里的意思是说，运用不要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不能做到这一点。
1997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古德菲尔德（June Goodfield）、著名科学哲学家图尔明（Steven Toulmin）的妻子出版了她的著作：《扮演上帝的角色：基因工程和对生命的操纵》（Playing God：Genetic Engineer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fe，Random House，1977） [14] ，在讨论对基因工程正反意见时使用了“扮演上帝的角色”一词。人们也往往利用扮演上帝的论证来反对基因技术，其论证与上面所述是类似的：
前提1：扮演上帝的角色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前提2：修饰基因是扮演上帝的角色。
结论：修饰基因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按照前面的讨论，证明前提1和前提2不成立，因而这个结论也不能成立。例如在《基因工程：是医学研究还是扮演上帝角色？》那篇博文 [15] 中，作者指出，这个论证负荷着一些假定，在满足一些标准前，人们难以接受这一论证，例如标准1，必须表明上帝是存在的；标准2，必须表明上帝与自然界是互动的；标准3，必须证明声称这个论证有效的人与上帝一直在直接沟通，并知道他的意向。这三个标准是永远不可能满足的。
但也许在人们利用扮演上帝角色进行论证时，有一些新的含义值得我们注意。当遗传学仅应用于医疗领域时，人们一般不会提出扮演上帝角色的论证来反对，但当遗传学进入研究人类性状并公开地或隐含地谈论改变人类性状时，就往往会有人提出这个论证加以反对。这反映了人们对此不安的程度。提出扮演上帝角色的说法是表达一种担心，担心有人扮演上帝角色是出于自私的利益，伤害或剥削脆弱人群，破坏环境。因此虽然这个论证难以成立，不能以此作为理由反对基因技术，但在其背后人们的担心则应该加以重视，做出合适的回应。这是其一。其二，扮演上帝的角色也许与这样一些问题有联系，如DNA是否是神圣的？我们细胞中的遗传密码是否是神创造的产物？是否是上帝将我们的基因放在那里的？我们是否能获得上帝的允许去改变遗传密码？如果我们改变基因，重新设计自己，是否破坏了神圣的东西？这样我们这些创造物是否变成了创造者（造物主）？当我们事实上不是上帝时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否有罪？这是新遗传学向神学提出的问题。但这些神学问题也可能隐含着一些重要的伦理问题，例如我们是否快要失去我们的自由？人类行为完全由基因解释是否使得我们以为的自由不过是幻觉？是否基因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是否仍然认为我们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说“一切都在我们基因之中”是否对？如果说一切都在我们基因之中，我们是否应该屈服于宿命论？我们是否应该利用遗传学知识使人类变得更好？神学家认为这些伦理学问题和本体论问题同时也是神学问题。仅仅是频繁利用“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就有充分理由将神学家拖入有关遗传学的争论中去。其实，在标准的神学词典中并无“扮演上帝角色”（playing God）这一词条。因此，美国神学家彼特斯（Ted Peters）觉得有必要从神学观点讨论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于2012发表了一本书，题为《扮演上帝的角色？基因决定论与人的自由》。 [16]
彼特斯认为，谜一样的“扮演上帝”的说法有三种相互重叠的意义：
意义1：知晓上帝令人敬畏的秘密。这是指从深入生命底蕴的新发现油然而起的敬畏感觉。科学及其相关的技术将光明照进了人类现实的迄今为止黑暗而秘密的洞穴。神秘难解之事物的揭开，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开始获得上帝那样的力量。在这个层次，我们还没有理由反对进行研究。这里我们所有的只是对敬畏的一种表达。
意义2：与实际运用控制生死的力量有关。例如在外科急诊室的医生，病人无助地躺在那里，唯有集中注意和掌握技能的外科医生站在病人与死亡之间。医生是唯一的生命之门。病人的存在本身完全依赖于医生。不管医生本人是否觉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所不能的，但病人将无所不能归于他。“扮演上帝的角色”的医学意义有两个假定：其一，有关生死的决定属于上帝的特权范围之内，而不是属于人的。其二，当我们做出生死决定时显示了一种狂妄自大，即我们的手伸得太长，超越了上帝规定的限制。这两个假定引起人们的不安，驱使人们对医疗中有关生死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扮演上帝角色的谴责似乎仅针对医生。这是不公平的。建筑家建造大桥，大桥垮了，死了人，但没有人谴责他们扮演上帝的角色。军事指挥员做出战斗决定，导致士兵死亡，也没有被谴责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自己决定抽烟、喝酒，事实上在做出死亡决定，却被豁免了扮演上帝角色的谴责。医生经常处于这样的临床情境之中，不容许他们“顺其自然”，而必须采取困难的决定。我们应该在伦理学上支持处于这种情境之中的医生，而不应该控告他们超越了上帝的权限。
意义3：指利用科学来改变生命，影响人类的进化。这是说，科学家在代替上帝决定人性应该如何。这置科学家于上帝所在之处，以及唯有上帝所在之处。改变人性的力量引起了质疑。难道唯有上帝应该做这事？《纽约时报》/CNN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中，58%的人认为改变人的基因是违背了上帝的意志。1980年若干位罗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发言人在给卡特总统的信中就用了“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来指一些个人或团体正在谋求控制生命形态，而他们认为依靠遗传学的手段来校正精神和社会结构以适合某一群体的眼界的任何企图都是危险的。教皇保罗二世说，由于遗传工程和其他生殖技术问题，我们把命运控制在自己手中，导致超越合理控制自然的界限。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戒律：“汝不可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是因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狂妄自大是危险的。圣经说过，狂妄导致毁灭。如果我们从积极意义上了解，那就是不要过高估计我们的知识，不要认为科学无所不知，不要把我们拥有的知识与我们决定如何使用这些知识的智慧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导致例如生态破坏、气候变暖等不可预见的后果。
彼特斯的结论是，从神学家的视角看，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的认知价值很小。它的主要作用也就是警告、提醒。小心谨慎总是一个好的忠告。然而，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为遗传科学和技术充当一个好的守护者，使之为人类福利做出贡献而不去造成新的不公正。扮演上帝角色这个说法无论是作为支持或反对某项行动或决策的论证，都是不充分的。
据上所述可见，现代生物技术从一开始就遭遇“扮演上帝角色”的责难，并随着其每一步的进展都会面临着这种责难，从麻醉镇痛、避孕丸、器官移植、诊断脑死，到干细胞研究、基因工程以及许多其他的创新。 [17]
德国神学家、德国国家伦理委员会委员达布罗克（Peter Dabrock） [18] 指出，“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一说法是传达这样的意思，人类或特定的个体超越了某一秩序的一定界限，如果人试图占领某个位置，而这个位置体现了与人类完全不同的实体，即上帝，那么他们就有超越为人规定的界限、不再是负责任的行为。因而，扮演上帝的角色引起人们对行动者或决策者狂妄自大的认知。然而，美国哲学家和法学家德沃尔金（Ronald Dworkin） [19] 谴责使用这一说法的每一个人在学术上和道德上不诚实。德沃尔金认为，人类超越界限实际上是人的本性，生物技术在性质上并不是新东西。他进一步质问，是否有人没有从这些创新中获益，我们却傲慢地批评这些创新。因此在他看来，扮演上帝的谴责是反动的保守派手中的武器，用来反对人塑造世界的原则上不可推卸的文化职责。美国神学家德里斯（Willem Drees） [20] 进一步指出，破坏历史悠久的文化结构不仅导致人的形象的改变，而且导致上帝形象的改变。他认为，谴责现代生物技术扮演上帝角色本身是对上帝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对上帝拥有错误的概念。达布罗克认为，即使人们同意德沃尔金和德里斯对扮演上帝角色这一说法的批评，仍然发现这种责难在某些特殊技术可以得到辩护，即对于无限的科学进步，也许确实存在着一些界限。超越这些界限不仅是实际上不明智的，而且是伦理上不负责任的。对这种可预期的甚至不可避免的反对可提出两类理由：一类理由是，技术可能在后果论上是不负责任的，即其产生不可接受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很高，还可能增加。另一类理由是，一种技术可能是在义务论上应予谴责的，即采用这种技术的行动会违反某些义务，因此必须加以反对（例如发明一种拷问新技术）。然而。在这种场合下援引伦理学的概念似乎更为清晰、更为明确，无需扮演上帝角色那样模糊的说法。现代生物技术的新分支之一合成生物学一直遭到扮演上帝角色的抨击。合成生物学事实上可能会对生物与无生物之间的界限提出质疑，而宗教文化传统将确定这些界限视为上帝的特权。达布罗克认为，宗教界对合成生物学意味着扮演上帝的角色的担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合成生物学确实是新的发展，也许也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发展，合成生物学会不会创造出一个2.0版的生命？合成生物学把基础科学与工程结合起来，基础科学提示的技术可用于实践，若干技术创新即将出现，这是一种范式的转换。合成生物学特别创新之处是，原先为工程研发的模型现在用于理解，然后复制生命的基本要素。目前研究的结果仍然是片段的，集中于细节。然而，这门年轻的研究领域受到革命的科学观的驱动，即生命也许可从无生命物质重建出来。这些新的有机体产生的物质可用于医药，可用于环境保护，可用于产生能源等等。许多信教的人确定合成生物学跨越了上帝划定的生命与无生物之间的界限，使人类从homo faber（制造者的人）成为homo creator（创造者的人），所以声称合成生物学扮演上帝角色一说甚嚣尘上。然而，达布罗克认为合成生物学的创新并不像上帝那样是“从无到有”地创造新的生命。根据神学的创造概念，合成生物学并未篡夺神的权力，扮演他的角色。我们应该关心合成生物学的应用有无可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危及自然界，是否会被滥用，但与合成生物学本身无关，也与扮演上帝的角色无关。
荷兰伦理学家范登贝尔特（Henk van den Belt） [21] 指出，合成生物学使得生物学从以分类学为基础的学科发展为以信息为基础的学科，使人们能像工程师控制装置一样按照在计算机芯片上的设计控制生命机器。一部分年轻合成生物学家热心于自下而上、从无到有地从事合成生物学的研究。朝这一方向发展的合成生物学将模糊物质与信息、生命与非生命、自然与人造物、有机与无机、造物主与创造物、进化与设计的界限。于是人们声称，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又要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扮演上帝角色的谴责。为了避免人们联想到弗兰肯斯坦以及避开扮演上帝角色的谴责，许多目前正在研究的合成生物学家乞求于谦逊，否认他们的工作是“创造生命”或“制造生命”。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丘尔奇（George Church） [22] 教授说，我们像工程师，或者可能像聪明的设计者。我们不是在从无到有地设计亚原子粒子，设计银河，只是操纵生命。第一个创造合成生物有机体的文特尔（Craig Venter） [23] 更为谦虚地说，他不是在创造生命，而是修饰生命从而出现新的生命形态。然而，分子生物学的祖师爷、DNA双螺旋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ames Watson） [24] 肆无忌惮地宣称：“如果科学家不去扮演上帝的角色，那么谁去扮演？”对此，旨在保存和推进生态和文化多样性和人权的国际组织ETC集团 [25] 认为，这一声明暴露了许多分子生物学和合成生物学家不可救药的狂妄自大。似乎合成生物学家完全可以一会儿放肆傲慢，一会儿谦卑虚心，转眼之间迅速变脸。有人问美国合成生物学家安迪（Drew Andy）是否应该将创造新生命形式留给上帝时，他说，“我不认为我的研究是创造生命，而是建构。对于作为工程师的我，创造与建构这两个词之间有巨大区别。创造意味着我像上帝那样拥有无限的权力，对宇宙完全的理解力，以及操纵物质的能力。这种权力我没有。我对宇宙只有不完全的理解、不充足的预算，……因此，我只是一个谦卑的建构者。”
总而言之，许多人认为扮演上帝角色的说法现在已经流于陈词滥调或杞人忧天的口号。然而这种说法或基于此的论证还会出现，也应该容许它们出现，以传达人们的关注。但肯定的是，这种说法或论证无助于那些质疑合成生物学家活动的人。有关合成生物学的争论总是集中于对人性的可能干预以及这种干预对人的后果。美国生命伦理学家、前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学委员会主席卡斯（Leon Kass） [26] 说：“界定我们所以为人的所有自然界限，如人与动物的界限、人与超人或神的界限，还有生和死的界限，这些都是21世纪的问题，而且没有比这些问题更为重要的。”
（邱仁宗，原载《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 Ixion，https://www.greekmythology.com/Myths/Mortals/Ixion/ixion.html.
[2] 根据Mary Shelly的小说 Frankenstein ： or ，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改编。http://en.wikipedia.org/wiki/Playing_God_（ethics）.
[3] Joseph，C.，2012， Playing God in the Eve of Extinction ，Amazon Digital Services，Inc.
[4] LaBossiere，M.， The ‘ Playing God ’ Argument ，http://aphilosopher.drmcl.com/2008/01/04/the-playing-god-argument.
[5] Feldman，F.，1998， Playing God ： A problem for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Assisted Suicide.
[6] 邱仁宗：《杰克·凯沃尔基安》，《财经杂志》2011年6月20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6-20/110750814.html.
[7] Feldman，F.，1998， Playing God ： A problem for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Assisted Suicide.
[8] Feldman，F.，1998， Playing God ： A problem for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Assisted Suicide.
[9] Feldman，F.，1998， Playing God ： A problem for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Assisted Suicide.
[10] Hume，D.，“Essays on Suicide and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es”，http://informations.cometexts/philosophy/1700-1799/hume-essays-733.htm.
[11] Feldman，F.，1998， Playing God ： A problem for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Assisted Suicide.
[12] Feldman，F.，1998， Playing God ： A problem for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Assisted Suicide.
[13] Feldman，F.，1998， Playing God ： A problem for 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 ？Assisted Suicide.
[14] Goodfield，J.，1977， Playing God ：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fe ，Random House.
[15] Genetic engineering ： Medical research or God playing ？，2003，http://www.daltonator.net/durandal/life/cloning.shtml.
[16] Peters T.，2012， Playing God ？ Genetic Determinism and Human Freedom ，2nd edition.Routledge，pp.19-20、31-35.
[17] Ramsey，P.，1970， Fabricated man . The ethics of genetic control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8] Dabrock，P.，2009，“Playing God？Synthetic biology as a theological and ethical challenge”， Systematic and Synthetic Biology ，3（1-4）：47-54.
[19] Dworkin，R.，2000， Sovereign Virtue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 Drees，W.B.，2002，“Playing God？Yes！” Religion in the light of technology ，Zygon 37：643-654.
[21] Belt，H.V.D.，2009，“Playing God in Frankenstein's Footsteps：Synthetic Biolog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NanoEthics ，3（3）：257-268.
[22] 引自Brockman，J.，2006，“Constructive biology：George Church”， Edge ： The third culture ，（2006-6-26），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church06/church06_index.html.
[23] 引自Borenstein，S.，2007， Scientists struggle to define life ，USA Today，（2007-8-19），http://www.usatoday.com/tech/science/2007-8-19-life_N.htm.
[24] 引自Adams，T.，2003， The stuff of life ，The observer，（2003-4-6），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03/apr/06/highereducation.uk1.
[25] 引自Shand，H.et al.，2007， Playing God ，Ecologistonline.
[26] 引自Reed，A.， Designing Life ： A Look at Synthetic Biology ，（2009-1-21），http://scienceinsociety.northwestern.edu/content/articles/2008/medill-reports/jan/endy/designing-life-a-look-at-synthetic-b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