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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代以来讲哲学语境，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社会环境发生巨变，中华民族遇到空前未有的灾难，不得不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二是讲哲学的讲者有了变化，新式学人逐渐取代“饱学之士”的位置，成为思想界的主角。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撞开了清廷天朝大国的门户，使之无法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从此，中国社会形态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被动而迅速地迈入近代阶段。如当时著名思想家王韬所见：“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1] 对于王韬的这种说法，李鸿章也表示认同，也有类似的说法。具有数千年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竟然败在来自遥远欧洲的岛国，被迫签下南京条约，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这不能不使有识之士产生强烈的心灵震颤！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社会经历着急剧的转型，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促使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并不希望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意味着，帝国主义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形态转型的推动力，而只能成为阻力。对于新经济因素，清政府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作为失败者，自然会萌生富国强兵的愿望，希望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现状。因此，他们可以容忍洋务派，做发展近代工业的尝试，做建立新式军队的尝试。光绪皇帝甚至接受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搞了短暂的“百日维新”。即便是作为顽固派代表的慈禧太后，1905年也不得不表示接受新政，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为改制立宪做准备。但是，清政府毕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因而对新经济因素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当他们觉得手中的政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扼杀。清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们当然不希望任人宰割，可是又拿不出御敌的良策，只得一次次吞下失败的苦果。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他们竟然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甚至无耻地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诚如陈天华所说，清廷已经堕落成了“洋人的朝廷”。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两大阻力。不排除这两种阻力，中国社会不可能实现转型。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为最主要矛盾。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人民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形式上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其实，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破产的社会：旧体制已经失效，而新体制尚未建立起来。与此相应，旧的思维方式已经失效，而新的思维方式尚未成熟。处在这种语境中的先进中国人，必须努力探索建立新社会形态的途径，努力探索重铸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途径。不过，由于忙于解决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问题，他们来不及在哲学上作深入而细致的理论工作，不可能建立起完整而严谨的哲学体系。“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 [2] 尽管如此，他们毕竟为中国哲学添加了新内容，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转型。
中国哲学在近代的转型，与新式学人的出现，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倘若没有新式学人的出现，哲学转型也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哲学转型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新式学人队伍在近代成长的情形。
中国近代新式学人出现于1860年前后。他们当中有洪仁玕（1822—1864）、容闳（1828—1912）、王韬（1828—1897）、冯桂芬（1809—1874）等人。洪仁玕曾与族兄洪秀全策划起义，事发后逃往香港。在港期间，他结识传教士理雅各，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1859年，他辗转来到天京（今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他写出《资政新篇》，呈送洪秀全，建议实行改革，大力发展工商业，与西方国家通商，发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准许私人投资，承认专利权，要求把太平天国建成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洪秀全读后，表示出相当的认同，做了许多批示。可惜，当时的天国已无法把洪仁玕的这些设想付诸实施了。容闳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55年回国，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归来的新式学人。1860年，他向洪仁玕提出武备、政制、银行、教育等7项改革建议，得到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认可，可是并未得以实施。1863年，他又找到曾国藩，试图借助这位“中兴名臣”，实现自己“西学东渐”的理想，也没有成功。另一位有影响的新式学人是王韬。他曾在外国人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当过10年编辑，有深厚的西学学养，也分别向清廷官吏和太平天国提出过改革建议。再一位有影响力的新式学人是冯桂芬。他撰写了政论集《校邠庐抗议》，批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吏治、科举等各方面弊端，要求学习西方，实行变法。他后来投身洋务运动，成为李鸿章的幕僚。
在洋务运动中，为了培养急需的人才，开办了一些洋务学堂，还采取了派遣留学生等措施。1862年，奕訢在北京建立同文馆，李鸿章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文馆。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上奏朝廷，建议派出公费留学生，获得批准。1872年，第一批学童官费留学生派往美国，其中只有詹天佑、欧阳赓读到大学毕业，大部分人未及学成便被撤回中国。从1875年到1885年，中国政府还派遣6批留学生到西欧英、法、德等国学习，著名的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就在其中。由于这些举措，新式学人的队伍逐渐扩大。
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以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应试的一批年轻举子，疾首蹙额，慷慨激昂，他们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策动下，联合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要求拒绝和议，提出振兴国力的种种构想。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新式学人已经作为一支队伍，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1898年，戊戌变法仅行百日，便被慈禧扼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牺牲在菜市口，为改革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康有为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几乎全部被废止，可是兴办新式教育这一项居然被保留下来了，京师大学堂以及其他新式学校得以继续办下去。新式学人队伍增长的态势，并未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衰弱，反而有所加强。1905年，清政府颁布上谕：“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3] 废除科举制度，也就等于砸碎了培育旧式学人的温床，接受新式教育便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于是涌现出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由于日本离中国较近，费用较低，大部分留学生选择了日本。据统计，190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仅有100人左右，可是到1906年，竟激增到15000人以上，翻了上百倍。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避难于日本，孙中山、章太炎也选择日本为居留地。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新式学人最集中的地方，遂形成了适合于讲中国近代哲学的语境。他们在那里学习和研究西学，组织政治团体，办刊物，写小册子，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或革命活动，思想十分活跃，对学术研究亦抱有极大热情。改良派的主要思想阵地是《新民丛刊》，梁启超担任主编；革命派的主要思想阵地是《民报》，章太炎担任主编。在旅日的新式学人中间，涌现出一批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其中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章太炎、朱执信等人。他们都曾为推动中国哲学转型做出过贡献。
尽管大部分新式学人的领袖人物皆在国外，然而，他们的思想影响却主要发生在国内。他们在国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使中国人的思想面貌逐渐发生改变。这就为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哲学最初只是少数新式学人的哲学话语，后来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同，遂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