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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起点为1840年，以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性事件；终点放在1949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性事件。按照通常的说法，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迈入当代阶段，已不属于本书陈述的范围了。从1840年到1949年，共计109年时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算长，可是十分重要，因为处在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对于这段历史区间应如何称谓，史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从1840年到1919年为近代，而从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现代的起点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性事件，终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性事件。另一种说法认为，从1840年到1949年，统称为近代就可以了，不必区分近代和现代，因为在这一历史区间，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变，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本书基本上采用前一种说法，认为还是把近代和现代区别开来为宜，故称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通论》。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近现代”，并不是从“社会形态变迁史”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哲学思想演变史”的意义上说的。与古代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确实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并且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仔细考察，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有比较大的差异，还不能笼统而谈。故本书把中国近代哲学及现代哲学同中国古代哲学区分开来，把中国近代哲学同中国现代哲学区分开来。
从“哲学思想演变史”的视角看，有必要作“古代”“近代”“现代”的区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哲学基本上保持着独立发展的态势，尚未受到西方哲学全面而根本的影响，可统称为“中国古代哲学”。16世纪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曾对西方学术思想有所介绍，但影响力十分有限，不能改变中国哲学独立发展的态势。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固然发生较大的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哲学的理论形态。佛教渐渐融入中国固有哲学系统，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组成部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哲学，并没有因佛教的传入而佛教化，哲学思维方式没有因佛教的传入而发生根本变化。在古代，哲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故而我们只能做广义的哲学史陈述。近代虽有变化，但仍有过渡性质，未完全褪去传统色彩。先进中国人尚未意识到哲学学科的本来意义，往往把哲学同各种科学混为一谈。他们还不是专门的哲学家。对于他们来说，哲学思考还仅仅是副业而已，未成为主业。只有到了现代，哲学才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
本书把中国近代和现代合在一起讲，故首先从总论谈起。总论以“中国哲学新形态”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