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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接着《中国古代哲学通史》讲，是该书的姊妹篇。
在近代，中国人把中外两种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开创出中国哲学的新篇章。近代以来，中国哲学面临的思想资源，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而是中外文化两种。人们常常把“思想资源”同“思想”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思想资源”属于过去时。已经故去的古人或外国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只供活着的人选择，他们不再具备思想能力。至于活着的人怎么选择，他们无能为力。“思想”永远属于现代时。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利用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源，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打造出新思想。“思想资源”是常量，“思想”是变量。哲学史其实就是“思想资源史”，研究前人曾经是如何思想的，为活着的人打造新思想提供帮助。
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外两种资源中无疑处在强势，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处在劣势。鉴于这种情况，有的学者概括出“中学西学之争”模式。长期以来，这种模式占主导地位。大多数教科书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来写的。在我看来。这个“争”字，并不准确。二者没有争的必要，并不存在谁胜谁负的问题。西方文化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便不能在中国扎根；中国传统文化不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便不能突破旧有范式。事实上，中国近代思想家在致力于两种资源的融会贯通，力求打造出新的思想形态。无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于西方外来文化，近代思想家都不是照着讲的，而是接着的，并且讲出了新意。有的学者批评近代思想家，说他们“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我不敢苟同。如果近代人刻意讲究“伦”、刻意讲究“类”，或者刻意讲究“中”、刻意讲究“西”，他就讲不出新意来。对于这样的人，不必写入哲学史。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恰恰是近代哲学的特色之所在。只讲中学，或只讲西学，那是教条主义者，或者称冬烘先生，并不能成为思想家。真正的思想家，并不受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源的限制。他们敢于想前人所未想，敢于说前人所未说。只有这样的人，才无愧于思想家的称号。后人作为近代哲学史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关键在于抓住他们的创新之处，抓住他们同古代学人相区别的地方。本书不着眼于“争”，转而着眼于“合”。发扬什么，摒弃什么，已经丧失思想能力的古人无能为力，洋人无能为力，只有具备思想能力的近代人自己说了算。有如孩子，他固然是双亲结合的产物，但基因如何继承或变异，双亲说了不算，只有孩子自己说了算。
广义的西方文化，无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的另类，长期处在非正统地位。从1919年开始，也就是从中国现代开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此，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思想资源变成了三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正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央党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两个老祖宗都不能忘。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不能忘，中国文化的老祖宗孔夫子也不能忘。”我赞成这种说法。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同中国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勾勒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线。有的学者不赞成主线论，强调现代新儒家和中国实证哲学家也有贡献。我无意否认他们的贡献，可是，他们的学说还只是一种说法或想法而已，并未付诸实施。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称之为主线，当之无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是一种说法或想法，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做法。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哲学史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组成部分。从公元前5世纪到1840年，为中国古代。在古代，哲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乃是“一切学之学”，可以作广义的哲学史表述。从1840年到1919年，为中国近代。在近代，哲学处在过渡阶段，也未成为独立学科。准确地说，近代中国只有思想家，并无哲学家，难以独立成章。只有到了中国现代，也就是从1919年到1949年，中国才出现专业哲学家，哲学才成为独立学科。才可以作狭义的哲学史表述。至于1949年以后，则属于中国当代，尚处在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定型，还不能做哲学史表述，只好暂付阙如。坊间也有人试图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其实只能罗列一些事实，我以为都是不成功的。关于古代，我写过一本书，叫作《中国古代哲学通史》；关于近代和现代，合在一起写，就是此书。我所说的古代、近代和现代，都是哲学史意义上的，并不是指社会形态的变迁。
我把中国古代哲学史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奠基期、展开期和高峰期；把中国近代哲学史概括为四个转向，即历史观转向、本体论转向、知行观转向和人性论转向；把中国现代哲学史概括为现代新儒家、中国实证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中国近现代哲学有别于古代，必须采取与古代相区别的表述方式。在近代，应当把思想家同四个转向结合在一起加以表述；在现代，应当把哲学家同三大思潮结合在一起加以表述。这正是本书所采取的基本思路。本书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突破那种“冲击—反应”的表述模式。这种模式过分强调西方哲学的刺激作用，把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完全看成中国固有哲学受到西方哲学刺激的结果，甚至看成西方哲学逐步取代中国哲学的结果。这种模式隐含着霸权话语的倾向：把西方哲学描绘得尽善尽美，把中国传统哲学说得一无是处。如果按照这种模式，中国传统哲学似乎完全是消极的、落后的东西，是应该淘汰的东西，顶多配做“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事实上绝非如此。在近现代，中国哲学依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已经发生转型。转型的根本原因取决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第二，突破那种“中学与西学之争”或“新学与旧学之争”的表述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中学与西学完全处在对立状态，新学与旧学完全处在对立状态，似乎二者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联系；只有斗争，而没有融合。从这个“争”字中，透露出一种偏激的心态，一种菲薄固有的虚无主义心态。按照这种模式，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似乎只能向西学寻找真理；而为了找到真理，就不能不把中学当成障碍物，一脚踢开。实际上，正是在中外哲学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哲学一改儒、释、道三教竞长争高的态势，代之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实证哲学三大思潮互动的新格局。中国现代哲学所探讨的主要理论问题是：人生价值观念如何树立？科学知识如何获取？中国社会如何改造？本书摒弃对立性的思维定式，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进程，展现理论思维成果，总结经验教训。
第三，不再因循以往罗列人名的表述体例，选择人物与专题的统一或人物与思潮统一的新思路，力求全幅展现109年间中国哲学发展的生动画面。近代部分以“中西会通”为主题词，对中国近代哲学做专题性陈述，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为例，评述近代以来历史观、本体论、知行观、人性观转向的情形。现代部分编以“综合创新”为主题词，对中国现代哲学做狭义的哲学史陈述，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等三大思潮为线索，对冯友兰、贺麟、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胡适、丁文江、张东荪、金岳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毛泽东做个案研究，并且把人物与思潮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把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余论编以“续写新篇”为主题词，展望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走向。中国当代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续篇，应当进一步弘扬和光大五四哲学精神。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哲学应当为现代化事业提供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应当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有自己的声音，回应全球性的哲学问题。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找到培育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新的、正确的讲法，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准确地说，本书不完全是“写”出来的，而是“讲”出来的。我常年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这门课程，讲稿积累了一大摞，确立了本书的写作基础。许多观点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在与学生们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我虽然已退休多年，但同学们那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仍旧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教学相长。诚哉斯言！
本书为一家之言，未必妥当，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