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国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相比,同西方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相比,中国现代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中国现代哲学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哲学实现了从传统的包罗万象的哲学到独立哲学学科的转折,而西方哲学实现这种转折则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这三十年中,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各种哲学理论几乎都有人介绍,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学人的理论视野。在这三十年中,学者们采用现代的思想方法开发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视界交融,对中国哲学做出新的阐发,涌现出新儒学、新道学、新墨学、新佛学,真可谓是诸家蜂起。中国现代哲学的丰富程度足以同先秦时期媲美。如果说先秦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话,那么,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形成了第二次百家争鸣。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奠立了中国哲学的根基,而现代中国的百家争鸣促使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中国现代哲学思想非常活跃,各个学派都刚刚问世,都为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努力。各种观点相互交锋,申诉立论的理由,批驳不同的观点,形成多次论战和思想交锋。李振霞教授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纲要》一书中,把发生在中国现代的论战和思想交锋概括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无神论与有神论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战、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反对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关于辩证法的论战、反对王明主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反对唯生论与力行哲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反对新理学与新心学的斗争。通过这些论战和思想交锋,正确的学说理论得到广泛的传播,占领了思想阵地,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主流;错误的学说理论则被清除出思想论坛。
在中国现代哲学家那里,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资源和西方哲学思想资源都不是简单的物理组合,而是促使其发生“化学反应”。他们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力图创造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哲学理论体系。无论是对于固有的思想资源,还是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他们都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并且努力讲出新意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照搬教条,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结合中国社会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现代新儒家虽然标榜“道统”,其实并不守旧。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融汇中西哲学,力求成就一家之言。不能把他们看成一味守旧的卫道士。中国实证哲学思潮中的哲学家,尽管西化色彩浓重,但也不是简单稗贩西方的学说。他们有自己的理论选择,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例如,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别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他可以接受“有用即是真理”的观点,用于冲破旧思想束缚,但并不欣赏实用主义的宗教观。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把握住中国现代哲学家的中国特色,不能简单地给他们戴上一顶西方式的某某主义的帽子就算完事。因为这种“戴帽子”的表达方式,忽略了中国现代哲学家的中国特色,只能流于肤浅的皮相之见。
[1]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9页。
[2]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318页。
[3]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02页。
[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6页。
[5] 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6] 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8]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9] 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214页。
[1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6页。
[1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12]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
[13]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14] 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页。
[15]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16]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53页。
[17]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