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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哲学承接着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另一种是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哲学理论工作者们依据自己对时代精神需求的理解，充分利用着两种资源，致力于艰苦的“综合创新”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对于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现代哲学家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是清除封建主义的尘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一是提炼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合理内核，促使中国哲学实现现代转换。他们首先把重点放在前者，后来则逐渐转向后者。
辛亥革命以后，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儒学失去了官方的支持，因而也失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再拥有独尊的优势，反而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现代哲学来说，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的儒学，依旧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挽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西学的引进上，并且把传统儒学视为引入西学的思想障碍，形成扬西抑中的倾向。这种倾向到五四时期演化为“打孔家店”的批孔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批判传统儒学所包含的封建主义思想因素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们把儒学完全归结为封建主义，全盘否定其正面价值，流露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情绪。有些人甚至提出一些过火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如废除汉字、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中去，等等，这显然有损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提升。正是针对激进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兴起。从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认同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接纳现代性，有别于守旧派。他们拒斥全盘西化论，摆脱激进情绪的困扰，以理性的眼光和同情的态度看待儒学的价值，努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有别于激进派。在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批孔的风潮平静下来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实证论者也开始重视儒学的正面价值，予以同情的理解，也将其作为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资源。郭沫若甚至主张把马克思请进“文庙”，与孔子互称“同志”，促使孔子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交流，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融会贯通。实用主义者胡适，在晚年也改变一味批孔的偏激心态，试图对儒学做出积极的评价，以自由主义精神透视、整理、提升中国固有文化。
随着长期独尊的儒学在思想理论领域中失势，儒学以外的中国固有学派越来越受到思想界的重视，并且获得了发展空间。有些学者试图利用佛教的思想资源重构中国哲学理论形态，于是，在现代中国出现了新佛学思潮。在新佛学思潮中，现代居士佛学处于主导地位。现代居士佛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居士杨文会就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改革事业，创建金陵刻经处、祇园精舍，开办佛学研究所，吸引了一批从学弟子。但是，居士佛学的长足发展却是在现代。1911年杨文会去世之后，从学弟子欧阳竟无继承了他开创的事业，于1922年在南京创办了“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为内学院制定的院训是“师、悲、教、戒”，还撰写了近万字的《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他主讲《唯识抉择谈》，引导学生研习佛教典籍，颇有社会影响。除了欧阳竟无之外，现代居士佛学的代表人物还有韩清净、梅光羲、王一亭、黄忏华、王季同、吕澂、王恩洋、周叔迦、夏莲居、黄念祖、贾题韬等人，形成比较大的阵容。他们的主要阵地是南京“支那内学院”和北京三时学会。除了居士佛学之外，寺僧佛学也有所发展，其领军人物则是太虚。他倡导“人生佛教”的新理念，为复兴佛教、佛化社会而努力奔走。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十分重视开发佛学思想资源，他们的新儒学思想带有浓重的佛学色彩。
儒学失势以后，道家和道教在现代中国也获得发展的机会，形成了重新审视道家和道教学术价值、挖掘其中有现代意义的东西的新思潮。道家和道教也是现代中国思想界重视的一种思想资源。著名学者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做了比较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 [15] 现代以来，涌现出一批关注道家和道教学术价值的学者，其中有仙学的倡导者陈撄宁、养生学的弘扬者萧天石、道教文化研究的拓荒者王明和道藏学研究的奠基者陈国符。
除了儒、释、道之外，诸子学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墨家、法家、名家等都有人做专门的研究，试图做出现代的诠释。不过，这些研究比较分散，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思潮。
对于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现代哲学家也高度地重视，力求充分地加以借鉴和利用，借以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影响较大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资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近代理性主义思潮以及它在现代的延续即实证哲学思潮，二是黑格尔以后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实证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启蒙精神、崇尚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主体性原则等方面。近代理性主义在西方曾经是反对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它高扬启蒙精神，主张把一切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观念都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推动了西方社会由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在中国近现代，反对封建主义一直是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陈独秀等人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启蒙精神，抨击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武库中寻找到了合适的武器。近代理性主义同实证科学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承担着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哲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任务。1840年以后，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相遇，给严复等人印象最强烈的就是西方比较发达的实证科学。他们在介绍实证科学的同时，就把浸透在实证科学中的理性主义精神介绍到中国来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进一步弘扬了理性主义精神。近代理性主义崇尚科学的实证精神在西方的实证哲学思潮那里得到延续，胡适、丁文江、张东荪、金岳霖等人通过引入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承接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中国现代实证哲学思潮的形成同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接受近代理性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他们接受了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主体性原则。现代新儒家已突破中国固有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再像传统儒家那样，仅把伦理观当成哲学思考的着眼点，而直接探讨宇宙观、认识论问题。他们依据主体性原则，提出“现在的我”“本心”“道德自我”等观念，作为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根基。中国实证派特别重视认识论研究，强调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强调人心在认识形成过程中的“本位”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辩证地看待“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运用实践的观点对主体性原则做出正确的说明。
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现实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等方面。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至黑格尔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以后，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开始抬头，出现了叔本华、尼采等强调意志、贬低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出来，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批判思潮兴起，非理性主义作为社会批判思潮的组成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也传播到了中国。尼采“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在以反对封建主义为己任的中国思想家那里，得到了回应。1919年，杜威到中国讲学，把法国生命主义哲学家柏格森作为“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介绍给他的听众。一些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撰文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1921年，《民铎》杂志出版了一期“柏格森专号”，刊载的文章有严既澄著《柏格森传》、张君劢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冯友兰著《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张东荪著《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李石岑著《柏格森之著述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梁漱溟著《唯识家与柏格森》等近20篇文章。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东荪译的柏格森的主要哲学著作《创化论》和《物质与记忆》。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还被请到中国来讲学。中国实证派对于非理性主义大都表示拒斥，而现代新儒家则表示欢迎，并将这一思潮当作用来阐发儒家价值观念的重要思想资源。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赞赏备至，称它“迈越古人，独辟蹊径”。他把柏格森哲学同儒家思想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洋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 [16] 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人在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时，也不同程度地使用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材料。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给中国人民送来先进的宇宙观和观察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极大地拓展了先进中国人的理论视野，他们不再把眼光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而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并且迈上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并大力传播唯物史观，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在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