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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集中体现在思想家所探讨的哲学话题有了质的变化。中国古代哲学以天人关系为基本问题，哲学家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探讨了治乱问题、群己关系问题、体用关系问题、此岸与彼岸关系问题、理事关系问题以及理气关系、理心关系、理欲关系、理物关系、心物关系、道器关系、义利关系、两一关系、知行关系等问题。与古代哲学家相比，近代思想家的问题意识有了根本的不同。已经超出了上述问题的论域，他们着重探讨以下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挽救民族的危亡？二是如何化解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赶超世界发展的潮头？从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反映出，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再处于领先位置，而是处在落后位置；而落后就必然挨打，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未同西方列强发生战争之前，中国在东方世界一直处在领先位置，深受周边各个国家的敬重，被视为值得仿效的天朝大国。对于这时的中国，自然不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仅屡屡败于西方列强，而且大败于一向不被中国人放在眼中的日本，早已失掉了天朝大国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能不认真考虑一下向何处去的问题。清醒的落后意识激发出强烈的自强意识，中国必须尽快扭转落后状态，求强求富，方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思想家的历史观发生了转型，由传统的变易历史观转到进化发展的历史观，从求稳定的诉求转到求发展的诉求。在近代思想家的哲学话语中，“进化”是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语。关于这种转型的具体情形，本书第三章将专题绍述。
这个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要谋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以认识客观世界为前提，因而必须突破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中，人与客观世界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哲学家虽然涉及如何解释客观世界的问题，但不会以这个问题为主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解释世界和解释人生两个话题是合在一起讲的，并且以理想主义为主导，更为关注意义的世界或价值的世界如何建立的问题，而不大关注客观世界如何解释的问题。这种情况，到近代发生了变化，思想家开始把眼光从意义的世界或价值的世界，转向现实的客观世界；从理想主义为主导，转向以现实主义为主导。他们不再局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开始选择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思维模式，开始关注客观世界如何解释的理论问题，努力寻求解释世界的本体论理念。他们的世界观有了变化：从四海之内的天下观念，拓展到全球范围的世界观念；从阴阳和合的天地观念，拓展到由无数星球构成的浩瀚宇宙观念。为了解释客观世界，他们一方面开发古代哲学中元气、太极等资源，另一方面从西方思想库中引入以太、阿屯、元质、引力与斥力等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元素，并且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把二者融会贯通，以推动本体论观念的转型。关于这种转型的具体情形，本书第四章将专题绍述。
在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中，由于哲学家一般不把客观世界作为主要的认识对象，因而不大重视工具理性如何培育的问题，而特别重视价值理性如何培育的问题。与此相关，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中，实用性的“闻见之知”不被重视，而价值性的“天德良知”受到格外的关注。这样的知识系统，显然不能适应“中国向何处去”的诉求，也不能适应“客观世界如何解释”的诉求，必须加以更新。近代思想家不再像古代哲学家那样看重价值的知识，而把目光转向实用的知识，从而推动了知行观的转型。关于这种转型的具体情形，本书第五章将专题绍述。
由于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以整体主义为主导，因而特别重视人的群体性，而不大重视人的个体性；特别重视人格的理想性，而不大重视人格的现实性。传统的人格理念，同自然经济相适应，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却不能同商品经济相适应，难以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因而更新势在必行。近代思想家不再像古代哲学家那样看重人格的理想性，而把目光转向人格的现实性，推动了人学观的转型。关于这种转型的具体情形，本书第六章将专题绍述。
[1]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弢园老民刊，1898年版，第8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
[3]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66页。
[4] 《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1页。
[5]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6]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12页。
[7]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