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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古代哲学相比，中国近代哲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扩大了。中国近代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不限于固有的本土资源，也不限于东方的资源，还增加了西方的思想资源。由于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已经受到西学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采用有别于古代的考察方式。1840年以后，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也融入了中国。于是，中西哲学交汇便成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
在近代中国，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当为林则徐。《圣武记》记载，他在广州禁烟期间，“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19世纪40年代，中国人编译的关于西学的著作有：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1年出版；杨炳南的《海录》，1842年出版；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出版；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年出版，1847年增修，汇集了《四洲志》以及其他译文；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8年出版。这些书大都属于地理学范围，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帮助人们对西方的情况有大概的了解，如张之洞所说，可谓是“中国知西政之始”。其中影响最大的，为魏源著《海国图志》。此书曾传到了日本，颇受明治时期维新派的重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反映出先进中国人欢迎西学东渐的开放心态。对于这一阶段，可以称为“西情东渐”。
在洋务运动期间，掀起第二波西学东渐的高潮。1865年成立的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采用中外学者合作的方式翻译西学著作。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讲，所译之书有180多种，其中大部分属于实用技术型书籍，涵盖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地学、天文、行船、博物学、医学、工艺、水路兵法、年表、新闻纸、造船、国史、交涉公法、零件等方面。对于这一阶段，可以称为“西技东渐”。
戊戌变法前后，掀起第三波西学东渐的高潮。在第三波高潮中，维新派学人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认为，翻译西学不能只看重自然科学技术，而忽视社会科学知识。在他们看来，后者的重要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前者。梁启超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和议成，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戊戌政变记·上谕恭跋》）严复也有同感，认为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他翻译了赫胥黎著《天演论》、亚当·斯密著《原富》、约翰·穆勒著《名学（上半部）》和《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著《法意》、斯宾塞著《群学肄言》、甄克思著《社会通诠》、耶方斯著《名学浅说》等书，被学术界称为“严译八大名著”。在八大名著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戊戌变法前后，“西学东渐”才获得比较完全的意义，并且使西方哲学东渐成为可能。
中国学者接触西方哲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1631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傅泛际意译、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开宗明义，首论“爱知学原始”，写道：“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又说：“译名，则言探取凡物之所以然，开人洞明物理之识也。”不过，那时西方哲学，并未真正传入中国，“爱知学”的译名也没有流传开来。西方哲学真正传入中国，发生于中国近代，应当从严复算起。严复在翻译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著作的时候，同时把西方哲学的一些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在他的论著中，出现了笛卡儿、培根、赫胥黎、斯宾塞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的名字，并且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观点。1906年，他在《寰球中国学生报》上发表《述黑格儿惟心论》一文，介绍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学说，并且使用了“唯心论”这一哲学术语。他还使用了哲学术语“先验论”，将其音译为“阿菩黎诃黎”，认为先验论相当于中国哲学中的“心成之说”。除此之外，他把归纳法译为“内籀”，把演绎法译为“外籀”。正如蔡元培所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4] 贺麟表示认同蔡元培的论断，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写道：“谈到介绍西方哲学，大家都公认严幾道是留学生中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人。” [5]
严复虽为中国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可是他却没有使用“哲学”这个译名。“哲学”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翻译的。他曾留学荷兰，回日本后传播西方学术。他将science译为“科学”，意即“分科之学”，是以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意即“诸学之统辖”，是以世界总体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中国学者黄遵宪最早在《日本国志》（1895年初刻本）中使用“哲学”一词，后来在新式学人中间逐渐流传开来，一直沿用到现在。除了“哲学”以外，新式学人还从日文中接受了大量的哲学术语译名，如唯物论、辩证法、真理、知识、本质、现象等。中国新式学人之所以很顺畅地接受这些哲学术语译名，是因为这些译名已经融入了中国元素。如哲学中的“哲”，来自《尚书·洪范》中的“明作哲”的提法，孔子也说过“泰山其摧乎，哲人其萎乎”。“辩证法”同中医中的“辨证施治”有关，“唯物论”其实是《易传·序卦》中“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的缩语，而本质、现象、知识、真理等都来自中译本的佛教典籍。
旅日的中国新式学人，运用从日文引进的哲学术语，向中国思想界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例如，《大陆》第2期上发表《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 [6] ，介绍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拉美特里的哲学思想。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无神论》，称赞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批评康德的不可知论。后来又在该刊发表《建立宗教论》，称赞康德的范畴说和时空说，批评物自体学说。在章太炎的论著中，还提到黑格尔、洛克、培根、费希特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的观点。从1901年到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发表《西儒学案》，介绍培根、霍布斯、笛卡儿、洛克、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已经有了西方哲学简史的模样了。他还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比较系统地介绍康德的生平和学说。王国维在旅日期间，开始学习康德哲学和叔本华哲学，曾写了一首《康德像赞》：
观外于空，观内于时；
诸果粲然，厥因之随：
凡此数者，知物之式。
存在能知，不存在物。 [7]
王国维认为叔本华为康德的后继者，他接受了叔本华美学以及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蔡元培对王国维的西方哲学造诣评价颇高，称他为“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学的第二人”。旅法学者李石曾也曾介绍过卢梭、伏尔泰的启蒙哲学，介绍过拉马克的动物哲学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中国思想界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及旅日学人。
总的来看，在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起初旅欧学人有开拓之功，到后来旅日学人发挥了主要作用。尽管旅欧学人依旧有贡献，但不能改变旅日学人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西方哲学东渐，主要不是从其老家直接传入中国的，而是以日本为中介传入中国的。这种情形直到五四时期，才逐渐有所改变。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后，扩大了中国哲学的资源，促进了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尽管如此，却不能把中国近代哲学归结为西方哲学在空间上的拓展。中国近代哲学不是照着西方哲学讲的，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的，可以说是创造性的诠释，而非简单地稗贩。大多数中国新式学人，乃是从旧式学人转化而来的，并不是近代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他们有深厚的中国哲学修养，这是他们接受西方哲学的理论底色。我们在他们那里，可以听到对于旧学的批评，却听不到“全盘西化”的声音，反倒可以看到抵制欧风美雨的姿态。我们不能把中国近代哲学归结为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而应当看成中国哲学自我转型的历史，看成中西哲学会通的历史。
本书不认同那种“冲击—反应”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过分强调西方哲学的刺激作用，把中国近代哲学转型，完全看成中国固有哲学受到西方哲学刺激的结果，甚至看成西方哲学逐步取代中国哲学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中，隐含着霸权话语的倾向：把西方哲学描绘得尽善尽美，把中国固有哲学说得一无是处。在那些认同这种模式的人的眼里，中国固有哲学完全是消极的、落后的东西，是应该淘汰的东西，顶多配做“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事实上绝非如此，在中国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中国哲学依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本书也不认同那种“中学与西学之争”或“新学与旧学之争”的研究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中学与西学完全处在对立状态，新学与旧学完全处在对立状态，似乎二者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联系，只有斗争，没有转化。从这个“争”字中，透露出一种偏激的心态，一种菲薄固有的虚无主义心态。在那些认同这种模式的人的眼里，中国近代思想家似乎只能向西学寻找真理；而为了找到真理，就不能不把中学当成障碍物，一脚踢开。他们把中学等同于旧学，把西学等同于新学，褒贬分明，完全陷入对立思维的误区。他们把倡导西学或新学的思想家，一概视为进步的或革命的；把倡导中学或旧学的思想家，一概视为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这种思维模式的恶性发展，便导致后来极“左”思潮的流行，甚至导致“文革”期间“大破四旧”的荒唐举措。
上述两种研究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抬高西方哲学，贬低中国哲学。其实，评判哲学的价值，不可以用中西来论，也不可以用新旧来论，而应当以对错或好坏来论。凡是可以启迪智慧的哲学，就是好的哲学或者对的哲学；反之，凡是禁锢智慧的哲学，就是坏的哲学或者错的哲学：不必问其出自西方，还是出自中国；也不必问其在时间上是新，还是旧。如王国维所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西方哲学流派纷呈，有对有错，有好有坏，不可以笼统地一概而论；中国哲学亦是如此。只有那些善于利用中西两种资源，融会贯通，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学人，才可以称得上思想家，才有资格被写入哲学史。至于那些只是宣传西方某种现成学说而没有独到见解的人，不能算是思想家，至多算是宣传家。可以把他们写入传播史，而不必写入哲学史。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有影响的学者，并不是西方哲学的宣传家，而是有原创力的思想家。他们既向西方哲学寻找真理，也向中国固有哲学寻找真理。无论西学抑或中学，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必须照着讲的范本。对于西方哲学，他们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的。例如，严复创立的天演哲学，并非照着达尔文或者赫胥黎、斯宾塞讲，而是一种综合创新的讲法。无论对赫胥黎，还是对斯宾塞，他都有所批评。我们不能指责中国近代思想家不忠实于某种西方学说的原义，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这种必要。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恰恰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可贵的品格。他们对于中学有批评，也有吸收，并非全盘否定。例如，严复对于荀子“人能群”的思想，表示认同；章太炎花很大气力开发佛教唯识宗的思想资源。中国哲学中自强不息、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等精神传统，对中国近代思想家依然保持强劲的影响；变易、理、气、知、行、仁、大同等固有哲学范畴，仍旧是他们离不开的工具。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来说，中国近代哲学既是一次成功的转型，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不能武断地切断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