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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音乐研究（the study of ritual music）是音乐研究的一个子系统，涉及仪式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音乐学研究的热门。
20世纪50年代，以杨荫浏为代表的老一辈音乐家，开启了中国仪式音乐研究征程。杨先生通过采访民间艺人，利用录音、记谱和拍照手段收集、整理田野材料，运用文献、实物以及口述史材料，突出“三重证据”研究范式，撰写了《孔庙丁祭音乐的初步研究》报告，对孔庙祭祀音乐曲目、曲调、乐器，以及传承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20世纪60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整合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音乐研究者，在郭乃安、黄翔鹏、吴毓清、古宗智、赵沨、李元庆、马可等音乐家的主持、参与下，秉持“一切外来的经验都必须加以消化，绝不能生搬硬套。一切外来的音乐形式（手法和技巧）都必须使之适应民族的生活、语言、文化传统和审美点的要求，得到民族化的改造”
的研究理念，编写了《民族音乐概论》，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作系统阐述的同时，还对民族音乐基本知识作了详细介绍，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民族音乐的优秀作品及其表现方法，深入探究民族音乐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为音乐研究中国化、民族化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和材料准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艺术研究日渐繁荣，在“文化寻根”热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致力于挖掘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音乐研究注重传统民间音乐收集整理，被称为“世纪经典”“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便成书于此时期。其中《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省卷编撰了31卷本，县卷收集整理了1000余卷本，是一部集我国56个民族民间歌曲之大成的文献资料丛书。该丛书规模宏大，极具文献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堪称“质量高、范围广、品种全”的著作典范。丛书编撰者吕骥、贺绿汀、周巍峙、孙愃等老一辈音乐艺术家，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书中收录的仪式音乐材料，为中国仪式音乐研究提供了卓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伴随民间音乐资料的调查和搜集，20世纪80年代始，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仪式音乐研究蓬勃发展，无论是研究理论和方法，还是研究对象和视野，都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随着民族音乐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更加广阔，广泛吸收了人类学、民族志、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1923-1980）在《音乐人类学》中提出“声音—概念—行为”的研究模式，注重音乐行为和音乐本体的互动研究，成为中国大部分学者研究仪式音乐的重要理论指导。在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指导下，冀中、京津地区笙管乐、武当山道教音乐、云南洞经音乐、福建南音等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为深入研究仪式音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系统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1993年，曹本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制定了“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拟定了长远的、全方位的研究方案。研究范围覆盖中国西北、西南、华东、华南等广大地区，遴选的民族类别包括汉族和诸多少数民族，研究的对象定位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仪式音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将仪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纳入研究体系，该计划是当代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的重大举措。该时期诞生了一批成果，如曹本冶《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间仪式音乐的研究特点与现实意义等进行了阐释，并将丧葬仪式音乐置于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的分析框架内，论述其理论构架与研究范式。薛艺兵《仪式音乐的符号特征》（《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2期），运用人类学、符号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符号学的相关论点，从音乐的文化特性和符号特性入手，探讨与音乐的语意表达和音乐在仪式中的符号特征有关的系列问题；薛艺兵《论仪式音乐的功能》（《音乐研究》2003年第1期），从局外人和局内人的角度，分析仪式中音乐可能产生的功能和仪式行为者希望音乐实现的功能。齐琨《空间：仪式音乐分析中的一个维度》（《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揭示仪式音乐所隐含的等级秩序与结构，以及仪式音乐在历史更替中所展现的失序与解构状态。
总之，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经历近60年的发展，逐渐实践出了一套适合分析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科建设和研究的“中国化”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学术探索。
21世纪以来，研究丧葬仪式音乐的成果也不少。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某一地区的音乐，做深入的个案分析。臧艺兵《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运用民族音乐学理论，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在对一位汉族民间歌手的个人命运进行描述与阐释的基础上，分析这位本土“歌师”六十年间，个人与社会、历史和音乐之间互为建构的历程，通过人解读文化，通过文化理解人；齐琨《仪式空间中的音声表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从物质、意识、关系之三维仪式空间，对丧葬仪式过程、音声表演形态给予描述，最终从信仰层面探讨了音声的意义；林林《为谁而歌——以海城民间丧葬仪式中的鼓乐为例》（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版），探讨了辽宁鼓乐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本质原因以及辽宁鼓乐与海城民间丧葬仪式相互依存的关系，对葬礼中鼓乐使用形态及形式变迁进行比较和分析，并对海城葬礼中鼓乐的不同风格进行人类学分析；陆栋梁《湘桂走廊丧葬仪式音乐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把湘桂走廊丧葬音乐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创立“时空声行谱”记谱法，把声音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行为分布纳入乐谱，形成一个完整的、立体的乐谱结构体系，丰富了音乐形态学；齐琨《悲欢离合：长江流域汉族聚居地区丧葬仪式音声个案与比较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版），认为研究丧葬仪式中的音声，不仅是关注传统音乐传承与变迁的佳径，亦为理解传统音乐之社会—文化内涵的重点；廖松清《浙江吹打乐与宗族认同祭祖丧葬仪式用乐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以奉化和富阳两地宗族仪式之祭祖仪式和丧葬仪式程序及吹打乐的用乐为对象，通过对不同仪式的文献文本、现场文本和口述文本的对比，对仪式及吹打乐在历史变迁中的变化进行梳理，并对两地吹打乐的音乐建构进行分析，从音乐形态的角度对吹打乐活用于民间的方式进行论述，最后对吹打乐与宗族认同祭祖丧葬仪式中的音乐文化现象进行解释；张伯瑜、杨高鸽编《山西省河津市丧葬锣鼓乐谱辑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总结流传于河津市境内的丧葬锣鼓在用曲原则、乐队编制、表演形式等方面的特点，指出河津市丧葬仪式锣鼓乐通常为专用乐曲，与喜庆场合用的锣鼓乐界限明显；河津市丧葬锣鼓会用到铙、勾鼓、勾锣等乐器，乐队编制形式独特；丧葬锣鼓中存在特殊的“跑锣”表演形式，“跑锣”时通常由12名手持锣队员跑出“珍珠倒卷帘”“龙摆尾”“五角子”“六角子”“八角子”等队形。除此之外，F.Blanks，“Funeral music”（ Quadrant ，Vol.46，2002）；P.Dasgupta ed.， Hari Bol：Evolution and Genesis of Funeral Music in Postcolonial Bengal ，（LAP，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0）等国外论著，论述特定地域、时段的丧葬仪式音乐，在解析丧葬音乐本体的同时，关注丧葬音乐对人精神的抚慰，并探讨仪式音乐的社会功能。
总体而言，国内外已有研究呈现出从单一的丧葬仪式或丧葬音乐考察，向丧葬仪式音乐文化综合研究演进的趋势，但就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全面系统研究而言，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巴蜀地区的民间音乐研究与全国性的研究基本上同步开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四川的亚欣、杨宁超（彝）、宋大能、邱仲彭、杨羽健、余光寿等音乐家和各地市的民间音乐研究者，收集整理了部分丧葬仪式音乐资料，这些材料散见于各地编写的，以内部印刷方式呈现的民间歌曲集成资料中，最终在各县市卷资料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上下册）（1997）。该书收录包含词曲的音乐作品1315首。但因地理范围较广、民族类别众多，最终收录的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较少。
21世纪初，万光治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历时十余年，收集整理了四川181个县（区、市）的3080首民歌，并于2018年在巴蜀书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省为单位，集声、像、文、谱于一体的民歌总集《四川民歌采风录》。该著作收集了大量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为抢救、保护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范式，具有资料性与学术性双重价值。此外，该著作“绪论”中提出“活态文献”概念，结合传世文献，探索了活态民歌与古代相关文化现象的历史联系，厘清了四川自然地理、民族文化、移民文化与民歌地域性、多样性的关系，为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保护、传承提供了研究的新思路。
[1]
用民族音乐学分析方法研究巴蜀汉族丧葬音乐的成果注重丧葬历史、礼俗或文化，或将丧葬音乐从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研究，对丧葬音乐的创造者、传承者和受众，以及他们的习俗、生活关注较少；此外，巴蜀内部各地区和跨区域丧葬音乐对比研究仍显不足。
本书在系统调查巴蜀汉族丧葬音乐的基础上，运用民族音乐学、文献解读与音乐形态学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丧葬仪式音乐置于巴蜀历史与文化的框架内，置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对丧葬音乐展开综合研究。
[1] 巴蜀汉族丧葬音乐研究成果还可见X.Zeng，“Discussion on the Funeral Music in Bashu”，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Management and Computing Technology ，Tianjin，China，June 13-1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