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亮星新著即将出版，我应该为这部书写几句话。

我与亮星结缘，始于音乐。因为时代的原因，我与音乐失之交臂，却在花甲之年，以义工身份开始了四川民歌的抢救与保护工作。自2005年起，我招收了两届民歌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他们都毕业于音乐院校，师生间的知识与能力因此得以互补。

研究生们除了听课与读书，大多数时间都在田野考察中度过。他们采录原生态民歌，考察其音乐特点与生存背景，最终形成自己的研究课题，故其论文的资料和观点都有原创的价值。亮星在广安、巴中、遂宁、甘孜等地市州的考察过程中，为当地动人心魄的丧葬仪式音乐所震撼，激发起探索丧葬仪式文化的兴趣。他就此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最终完成10余万字的硕士论文《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及其音乐文化研究》。

毕业以后，亮星留校做教学管理工作。我每次到学院，见他被各类文档所淹没，隐然有忧：琐务缠身，案牍劳形，亮星刚起步的科研或难乎为继！不料后来令我惊讶且欣慰的事实却是，亮星不仅利用工余时间参加了《羌山采风录》（2011年）、《四川方言与民俗》（2014年）、《巴蜀牌坊集成》（第一卷，2015年）、《四川民歌采风录》（2017年）、《通江民间歌谣校补图注》（2019年）、《通江民间歌曲校补图注》（2021年）等著作的材料的收集、整理、记谱与撰写工作，还于2011年主持完成上海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规划课题《四川省大邑县丧葬仪式音声调查与研究》《重庆市万州区丧葬仪式音声调查与研究》；他主持的《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于2016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立项！

亮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全靠他的刻苦与坚持。他利用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前往四川的达州、巴中、南充、广安、遂宁、凉山、成都以及重庆的万州、垫江等地市州20余个区县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民间音乐资料500余册，采访民间艺人50余人，现场考察丧葬仪式20余场，摄录丧葬音乐视频60多小时，拍摄丧葬仪式照片15000余幅。因有来自田野的丰富文献，更加上勤于思索，亮星的新著《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内容丰富，见解深刻。

巴蜀汉族丧葬仪式乐器音乐种类繁多，乐谱丰富，呈现形式多样。亮星以丧葬仪式中的人声和器声为重点研究对象，分析汉族丧葬音声曲调类别、调式、旋律、歌词结构、词曲关系，以及锣鼓乐班和现代乐队的编制、传承途径、记谱法等。亮星在丧葬仪式音声本体微观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丧葬仪式的音乐创造者、传承者和鉴赏者关系的考察，进一步分析丧葬仪式音声的文化功能。如从“闹”“静”“和”三个维度，分析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声以“静”营造神圣气氛，表达对神灵的虔诚、对逝者的尊敬；以“闹”驱除污秽，实现空间洁净，帮助亡灵顺利到达彼岸世界，以及最终达到帮助生者从因逝者引起的失衡中回归正常生活的目的，从而实现其“和”的社会功能。但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亮星对当代民间丧葬仪式音乐所做出的结论：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部分地区的锣鼓音乐已被边缘化，传统音乐生存土壤逐渐被蚕食，现代流行音乐发展迅猛，传统仪式音乐的传承、保护面临极大挑战。应该说现代社会转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致命冲击，早已形成社会共识，但能如亮星那样对当代民间丧葬仪式音乐的变化及其变化原因做动态考察、细致论述的却不多见。而亮星能有这样的成绩，来自他对汉族丧葬仪式长达十五年的持续关注。由是，我从亮星的学术活动，有了关于田野文献考察与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我以自己近20年民歌采录与研究的经验，曾将文献分为固态文献与活态文献。在中国古代，文、献本属两个概念。“文”指在甲骨、竹简、木椟、纸帛等载体之上刻锲或书写的文字，“献”是在古人向祖宗鬼神献祭的仪式活动中，主祭者叙述族群历史、歌颂祖先功德、祈求祖宗鬼神护佑的口诵内容。两者载体有异，却同具历史研究的价值。宋元之际的马端临重新定义“文献”，“文”指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指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自此“文字文献”垄断了“文献”的概念。1984年，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发《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即书籍期刊、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出土文物、图像声像等。而人类无须借助物质载体保存与传承的文化活动，则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新名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如下：“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更将其具体化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具体而言，中国与联合国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口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技艺、民俗礼仪、节庆游艺等活态文化活动。根据我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的认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皆具有如下特点：它们既是历史的文化遗存，又是当下的文化存在；它们产生于何时，难以确证；它们在传承过程中有哪些观念与形态变化，很难被具体地描述与分析；如果条件许可，它们还将继续生存下去。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的族群文化记忆是一种动态的存在，且具有丰厚的文献价值，所以我把它们定义为“活态文献”。

由是，亮星著作的价值与启示可以得到确认。2006年7月，我去重庆巴东考察土家族丧葬仪式中的“撒儿荷”。我从吊丧者在逝者脚下击丧鼓、唱丧歌、跳丧舞的场面，想起庄子丧妻后的箕踞鼓盆而歌，惠施就此与庄子展开关于生死的哲学对话（《庄子·至乐》）；我从《隋书》《蛮书》《巴东县志》等典籍的记载，进一步了解到隋唐至清代土家族丧仪的细节变化，更相信从上古巫文化到近现代文明的兴起，各民族各地域的丧葬仪式既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程式和内容，但也并非一成不变。只是历史留下的记载断续而零散，我们很难窥见其活态传承的生动过程。幸运的是有亮星这样的执着者，对四川民间汉族丧葬仪式长达十五年的关注，他考察的虽然只是其传承链条上的小小一环，但这十五年又正好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最迅速的时期。亮星对此作持续的追踪与记录、比较与研究，不仅能真切地描述出民间丧葬仪式音乐的变化，更由此探究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而亮星著作带来的启示则是，面对活态文献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者应该秉持与之相适应的考察与研究方法。仅在时间与空间的某一截面将活态文献定格为固态文献，虽然有利于对它的原样保存，却难以反映其生存形态，更难探究其动态存在的原因。

亮星富于春秋，学术已臻成熟，相信他能在自己选定的研究方向上持之以恒，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万光治
202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