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多元一体”的巴蜀文化：衍生与发展

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巴蜀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区域，零星的传世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都证明，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但先秦之世，巴、蜀各有所指：巴指代巴国，是巴人和巴地的简称；蜀是蜀国，是蜀人和蜀地的简称。前者包含以今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而后者则指以今成都平原为核心区域的川西之地。在汉语文献中，《尚书·禹贡》将巴蜀地区归入梁州地界：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这样的记载虽失之宽泛，但也说明先秦时期的巴蜀已经受到中原的关注。不过整体而言，由于受中原史观的影响，有关巴国和蜀国的历史长期以来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长期被华夏族群视为“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的蛮荒之地。巴蜀作为一国之郡县，始于公元前316年。那一年，蜀国和巴国相继被北方秦国吞并，秦国不仅在该地区设置了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并分其地为41县 ，而且还徙其豪侠于蜀，从而将中原文化大规模输入巴蜀地区。即便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基因，仍然使巴蜀文化保留了浓厚的区域性特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巴蜀虽长期并称，但巴与蜀各自的特点也非常鲜明：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而蜀地则“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 。俗话说“巴出将，蜀出相”，就很好地总结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秦汉时期，以“文翁化蜀”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行为，使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在文化上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中，从而为奠定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贡献。常璩对此曾总结道：“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 这一局面的开创，正是始于秦汉定天下。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舆地考七》中也充分肯定了文翁化蜀的历史意义：“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土学者，比齐鲁焉。” 在此过程中，被中原文化奉为圭臬的礼制文化自然内化为巴蜀人的行为准则。《华阳国志·蜀志》就描述了秦汉以来巴蜀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

短短数百年间，巴蜀地区从服饰材用到婚丧礼俗，再到信仰祭祀等都已“染秦化”深矣。到汉代，巴蜀与秦地文化往往被视为一体，上文所引《史记·货殖列传》记录巴蜀时就将其紧随“关中”之后。两地风俗也确有相似之处，如《类编长安志》卷一引用《汉书·地理志》记录长安风俗时载：

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闾里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美，送死过度。

如将其与蜀地风俗相比，便可发现相似性了。因此，秦汉时期，古巴蜀文化，尤其是川西平原文化渐被中原文化取而代之。因此，唐代元结《送张玄武序》有“蜀之遗民，化于秦汉，纯古之道，其由未知” 之说。清代《四川通志》也说：

诗称文王之化，行于南国，江汉之间，实渐被之，然则蜀土之淳风，有自来矣。……蜀虽边徼地，秀者服诗书之泽，朴者安耕凿之常，孝悌力田，敦本务实。

由此可见，巴蜀虽地处西南，但由“夷”变“夏”的时间却非常早，巴蜀与中原在文化和风俗上趋同。但古代巴蜀的一些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因子并未消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于民间。就民俗而言，生产生活、社会组织、人生礼仪等方面的习俗早已难觅古巴蜀的踪迹，但在仪式信仰、神话传说等方面还得以部分保留。正因如此，巴蜀大地逐渐孕育出一种有别于齐鲁、燕赵、河东等地域文化，同时又有别于古巴蜀文化的新的地域文化。

唐宋时期的巴蜀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均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唐代二帝幸蜀、宋代钓鱼城之战对大宋政局之影响，均可说明巴蜀在全国的重要性。宋代蜀学之兴，蜀地人才辈出，也可见巴蜀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巴蜀文化之独特性并未就此消失。《宋史·地理志》：

川、峡四路，盖《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为多。天文与秦同分。南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蛮夷。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及亲在多别籍异财。汉中、巴东，俗尚颇同，沦于偏方，殆将百年。孟氏既平，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

到元明清三代，频繁的移民活动不仅带来了巴蜀地区人口的重组，更为区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条件。一般而言，移民初到一地，往往各因其俗，但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群体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的文化界限逐渐被打破，固有的文化从“异”趋于“同”，从而催生出一种融合多种文化的新型巴蜀文化，造就了巴蜀文化的丰富多元性。因此，“外来者”与“原住民”在巴蜀地区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早期“外来者”在与“原住民”的长期杂居生活中互相融合，渐成一体，他们相对于后来的“外来者”便又成为“原住民”。历代移民带来了迁出地的文化，在巴蜀地区生根发芽，从而形成了以古巴蜀文化为底色的多元共生的今巴蜀文化，其“多元一体”的格局十分显著，这在巴蜀方志中记载颇多（见表1-2）。

表中材料可见，五方杂处的移民在经过数代之后，利用“婚媾互通”等方式，使曾经的“乡风土俗”渐趋于一，就连语言也出现了“渐混而为土音”的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丧葬礼俗自然也由“异”趋“同”，从“多元”走向了“一体”，如丧葬仪式中颇重程式、选择葬地时讲究风水、葬后注重家内清净等，都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丧葬仪式上，巴蜀不同区域之间则存在明显差异。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江苏南通人徐心余宦蜀多年，曾耳闻目睹蜀地的丧葬习俗：

川省丧家，每逢开吊之期，例有家祭，与吾通堂奠略有异同。有说孝歌诗两节目，差堪注目。初献礼毕，设一台高三四尺，中安公座，引赞引一人登台宣讲，择论语中问孝章，逐层讲演，孝子以下，均匍匐案前，约一小时始止。亚献而后，又有歌诗一节，形式与说孝略同，惟歌诗者，均十二三龄学童，或二人，或四人，歌蓼蓼者莪诗全章，或次第歌，或同声歌，或歌罢择诗中扼要语讲演之，讲毕，行三献礼而退班矣。

作为一个外来者，徐心余虽仅就家祭部分作了记录，但他在对巴蜀丧葬礼仪的描述中自觉地引入了比较视野，这无疑有助于理解巴蜀丧葬习俗的地域性，以及与其他区域丧葬习俗的共通性。

总之，巴蜀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中原视为边外之地，秦汉以后逐渐加入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趋势之中，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明清两代的移民活动，使其文化更显多样性与复杂性，造就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下章将以此为基础，对巴蜀汉族丧葬文化及丧葬仪式音乐的内涵进行解读，从而呈现出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在中国仪式音乐中的地位。 emNb7u+riyKwUhZKIOCKuyn4xNn0I2u+x83rYbsM6v7On80AbyRZKrveJR8f08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