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巴蜀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文化区域,零星的传世文献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都证明,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但先秦之世,巴、蜀各有所指:巴指代巴国,是巴人和巴地的简称;蜀是蜀国,是蜀人和蜀地的简称。前者包含以今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而后者则指以今成都平原为核心区域的川西之地。在汉语文献中,《尚书·禹贡》将巴蜀地区归入梁州地界: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这样的记载虽失之宽泛,但也说明先秦时期的巴蜀已经受到中原的关注。不过整体而言,由于受中原史观的影响,有关巴国和蜀国的历史长期以来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长期被华夏族群视为“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的蛮荒之地。巴蜀作为一国之郡县,始于公元前316年。那一年,蜀国和巴国相继被北方秦国吞并,秦国不仅在该地区设置了巴郡、蜀郡和汉中郡,并分其地为41县
,而且还徙其豪侠于蜀,从而将中原文化大规模输入巴蜀地区。即便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基因,仍然使巴蜀文化保留了浓厚的区域性特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巴蜀虽长期并称,但巴与蜀各自的特点也非常鲜明: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而蜀地则“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
。俗话说“巴出将,蜀出相”,就很好地总结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秦汉时期,以“文翁化蜀”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行为,使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在文化上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中,从而为奠定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贡献。常璩对此曾总结道:“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
这一局面的开创,正是始于秦汉定天下。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舆地考七》中也充分肯定了文翁化蜀的历史意义:“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土学者,比齐鲁焉。”
在此过程中,被中原文化奉为圭臬的礼制文化自然内化为巴蜀人的行为准则。《华阳国志·蜀志》就描述了秦汉以来巴蜀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
短短数百年间,巴蜀地区从服饰材用到婚丧礼俗,再到信仰祭祀等都已“染秦化”深矣。到汉代,巴蜀与秦地文化往往被视为一体,上文所引《史记·货殖列传》记录巴蜀时就将其紧随“关中”之后。两地风俗也确有相似之处,如《类编长安志》卷一引用《汉书·地理志》记录长安风俗时载:
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闾里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美,送死过度。
如将其与蜀地风俗相比,便可发现相似性了。因此,秦汉时期,古巴蜀文化,尤其是川西平原文化渐被中原文化取而代之。因此,唐代元结《送张玄武序》有“蜀之遗民,化于秦汉,纯古之道,其由未知”
之说。清代《四川通志》也说:
诗称文王之化,行于南国,江汉之间,实渐被之,然则蜀土之淳风,有自来矣。……蜀虽边徼地,秀者服诗书之泽,朴者安耕凿之常,孝悌力田,敦本务实。
由此可见,巴蜀虽地处西南,但由“夷”变“夏”的时间却非常早,巴蜀与中原在文化和风俗上趋同。但古代巴蜀的一些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因子并未消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于民间。就民俗而言,生产生活、社会组织、人生礼仪等方面的习俗早已难觅古巴蜀的踪迹,但在仪式信仰、神话传说等方面还得以部分保留。正因如此,巴蜀大地逐渐孕育出一种有别于齐鲁、燕赵、河东等地域文化,同时又有别于古巴蜀文化的新的地域文化。
唐宋时期的巴蜀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均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唐代二帝幸蜀、宋代钓鱼城之战对大宋政局之影响,均可说明巴蜀在全国的重要性。宋代蜀学之兴,蜀地人才辈出,也可见巴蜀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巴蜀文化之独特性并未就此消失。《宋史·地理志》:
川、峡四路,盖《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为多。天文与秦同分。南至荆、峡,北控剑栈,西南接蛮夷。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及亲在多别籍异财。汉中、巴东,俗尚颇同,沦于偏方,殆将百年。孟氏既平,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
到元明清三代,频繁的移民活动不仅带来了巴蜀地区人口的重组,更为区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条件。一般而言,移民初到一地,往往各因其俗,但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群体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的文化界限逐渐被打破,固有的文化从“异”趋于“同”,从而催生出一种融合多种文化的新型巴蜀文化,造就了巴蜀文化的丰富多元性。因此,“外来者”与“原住民”在巴蜀地区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早期“外来者”在与“原住民”的长期杂居生活中互相融合,渐成一体,他们相对于后来的“外来者”便又成为“原住民”。历代移民带来了迁出地的文化,在巴蜀地区生根发芽,从而形成了以古巴蜀文化为底色的多元共生的今巴蜀文化,其“多元一体”的格局十分显著,这在巴蜀方志中记载颇多(见表1-2)。
表1-2 巴蜀方志所载移民活动与巴蜀文化融合
表中材料可见,五方杂处的移民在经过数代之后,利用“婚媾互通”等方式,使曾经的“乡风土俗”渐趋于一,就连语言也出现了“渐混而为土音”的现象。
在这一过程中,丧葬礼俗自然也由“异”趋“同”,从“多元”走向了“一体”,如丧葬仪式中颇重程式、选择葬地时讲究风水、葬后注重家内清净等,都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丧葬仪式上,巴蜀不同区域之间则存在明显差异。清末至中华民国时期,江苏南通人徐心余宦蜀多年,曾耳闻目睹蜀地的丧葬习俗:
川省丧家,每逢开吊之期,例有家祭,与吾通堂奠略有异同。有说孝歌诗两节目,差堪注目。初献礼毕,设一台高三四尺,中安公座,引赞引一人登台宣讲,择论语中问孝章,逐层讲演,孝子以下,均匍匐案前,约一小时始止。亚献而后,又有歌诗一节,形式与说孝略同,惟歌诗者,均十二三龄学童,或二人,或四人,歌蓼蓼者莪诗全章,或次第歌,或同声歌,或歌罢择诗中扼要语讲演之,讲毕,行三献礼而退班矣。
作为一个外来者,徐心余虽仅就家祭部分作了记录,但他在对巴蜀丧葬礼仪的描述中自觉地引入了比较视野,这无疑有助于理解巴蜀丧葬习俗的地域性,以及与其他区域丧葬习俗的共通性。
总之,巴蜀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中原视为边外之地,秦汉以后逐渐加入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趋势之中,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明清两代的移民活动,使其文化更显多样性与复杂性,造就了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下章将以此为基础,对巴蜀汉族丧葬文化及丧葬仪式音乐的内涵进行解读,从而呈现出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在中国仪式音乐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