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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的“力”的类型和大小是有所差异的，正因如此，才会呈现出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但中国由于从秦汉两代便已经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模式和文化治理格局，因此各地域的文化不仅呈现出地域性特征，也在中央王朝连续不断的“以文化之”和“以武征之”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再结构化”的过程，汇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最终不同地域文化在“大一统”的旗帜下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域文化本身也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它同样具有“多元性”，同时又具有“一体性”。以巴蜀文化为例，虽从秦汉开始，巴蜀文化便已经与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区域文化类型，但其内部的复杂性从未消失。从古蜀时代的族群纷呈，到明清时期的五方杂处，虽在历史的长河中整体趋向于“华夏化”，但各种文化以“不同而和”的方式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一体”的巴蜀文化。笔者认为，影响巴蜀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定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因素：复杂的地理环境、多元的民族构成、延绵的移民活动。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种要素的主次又有所差异。
巴蜀地区因河流、山脉等走向而形成了诸多小区域文化。其中川东山地与川西平原，自古以来便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巴蜀虽长期并称，但巴与蜀各自的特点也非常鲜明，俗话说“巴出将，蜀出相”，就很好地总结了两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而蜀地则“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
。就语言的地域特色而言，我们今天还能直观感受到重庆话急促有力，成都话悠缓绵长。实际上这种差异并非单纯的“他者”总结，它早已成为巴人和蜀人自我标榜的符号。《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乃蜀人，那时他便已经发现了这一差异。而到后世，虽经历多次移民浪潮，但巴、蜀之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如孙光宪在《北梦琐言》（逸文卷第三）中有“东西川人轻薄”条：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
可见，巴人和蜀人的“相爱相杀”早已有之，这同样体现出两地的差异。此种历史惯性到今天便演变为成都与重庆之间的“双城记”。
就蜀人的性格特征而言，早有“精敏”“鬼黠”之说，《隋书·地理志》也曾如是总结道：
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
蜀人“颇慕文学”早成定论，汉代有司马相如、扬雄之属，唐代则有陈子昂、李白等人横空出世，而“溺于逸乐”于唐、五代、宋尤盛。张咏《悼蜀四十韵》有“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 [1] 之句。这样的习俗世代延续，直到明清大移民之后才稍有变化。一旦经济恢复、人口繁衍，外来者便也逐渐“蜀化”，开始趋向于“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了。
除巴与蜀的二元区分外，巴蜀文化还有很多细小的分区。如巴蜀地区江河纵横，境内有嘉陵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等水系，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发达的水系为人口流动、商品流通、文化交流等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区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江河为轴线的文化分布带也促进了巴蜀音乐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以川剧音乐为例，阎金鄂《川剧序论》指出：
大致于清代同、光年间至辛亥革命前后，川剧便形成了以地域划分的各具特色的四大河道——川西坝、资阳河、川北河、下川东。
其中的川西坝以岷江流域的成都和涪江流域的绵阳为中心；资阳河则包括泸州和与资阳河流域，涵盖了资中、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富顺等地；川北河以南充为中心，包括了渠江流域以及嘉陵江流域的西充、三台、遂宁、渠县、达县、阆中等地；下川东则以重庆为中心，包括长江流域的涪陵、万县等地。
由此可见，在以河流为主要运输通道的时代，流域往往成为文化分区的基本单位。
总之，巴蜀地区在中国地理结构上属于一级阶梯和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平原、丘陵、山地共同造就了巴蜀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也由此奠定了巴蜀文化的内部格局，这也是巴蜀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地理基础。
上古时期巴蜀地区的民族构成难以稽考。但巴蜀西部为青藏高原东缘，岷江、青衣江、涪江、沱江等河流谷地自古便是氐羌系民族进入川西平原的天然通道。据学者研究，古蜀蚕丛氏便来自岷江上游。到周秦之世，巴、蜀既是国名，又是族名。巴国境内虽以巴族为主，但还有苴、濮、賨、獽、夷、蜑等族
，蜀国境内则有僰、邛都、徙、冉、等族
。而后世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进入川西平原的史事更是不绝如缕，如《后汉书·西南夷传》：“（冉駹）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返其聚邑。”
2022-11-4《华阳国志·蜀志》：“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
可见至晚在汉代，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已习惯于在成都平原与家乡间作季节性的流动。他们应在成都还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场所，因此成都才会出现与之相关的地名，如《华阳国志·蜀志》：“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
《晋书》卷九十八记载晋永和年间：“势于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
《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一·益州》中有这样一段话：“笮桥，去州西四里。亦名夷里桥，又名笮桥，以竹索为之，因名。”
据考证，夷里桥在流江之上，位于万里桥之西，正对少城，正因为江上有笮桥，所以岷江除古名“大江”“汶江”外，还有“笮桥水之称”
。如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剑南道上”说：“蜀人又谓流江为悬笮桥水，此水濯锦，鲜于他水。”
但至少到宋代，笮桥已经不是“上无一发可援手，下则百丈奔惊龙。身如浮云脚绵软，达岸回视人飞空”
了。除笮桥外，“夷里”一词本身也值得探究。“里”似应为“里坊”制度的产物，汉代把全城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商业与手工业则限制在一些定时开闭的“市”中。“里”和“市”都环以高墙，设里门与市门，由吏卒和市令管理，全城实行宵禁。“夷里”很可能是因当时成都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而得名。
除此之外，商贸上的互通也自古使然，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联通南亚、西亚，其最东端的成都到滇、黔的道路也早已开通，载于史书中的武阳买茶、僰童贩卖，以及卓王孙的“倾滇蜀之民”，都可见当时商贸往来之一斑。宋元明清时期，川茶入藏不绝如缕，茶马互市以及随之产生的其他货物流通，也加速了藏汉文化的沟通、交流。到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麝香等山货，往往是平原居民争相购买的珍稀，而成都平原出产的一些农副产品以及城市中出售的各种日用杂货等，又为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所稀缺，这种货物上的互通有无，在清代有较多记载，如清代山春《灌阳竹枝词》中便看到：
“镇夷关”下“凤栖窠”，来往夷人竞唱歌。莫怪麝香儿爱佩，年年番客贩来多。
六对山人的《锦城竹枝词》中也有反映汉藏商贸往来的内容，如：
“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铙钲响器回。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后面还有一段文字说明：“蜀中三面环夷，每年冬，近省蛮人多来卖酥油，回时必买铜锣、铜铙等响器，铺中试击，侧听洪音，华人每笑其状。”由于城中汉人绝少购酥油，可见当时成都必聚居了为数不少的藏民。这些藏民在日常生活中必将或多或少地与汉族接触，因此文化上的交流也在所难免。
四川盆地一些沿边区域，更是夷汉杂居之处，如古称嘉州的今乐山地区，在宋代便属此。《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四《剑南西道三·嘉州》：
州民与夷獠错居，华人其风尚侈，其俗好文。夷人椎髻跣足，短衣左衽，酷信鬼神，以竹木为楼居，礼义不能化，法律不能拘。
今都江堰地区，作为岷江进入川西平原的枢纽，自古以来也是夷汉杂居之处。大诗人范成大便曾在其《吴船录》中记录了他在青城山、都江堰看到半山中的夷人民居。清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宋代《永康图经》“其俗刚悍，颇尚气节，而杂夷风。县西五十里有蚕崕关，以扼西山之走集，而边徼从此分矣”
。进一步呈现出夷汉杂居所引起的民俗风情的多元共生。到清代，西北回民入川，在川西极少地区也出现了回汉杂居的情况，如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犍为县志·居民》：
别有回教民族，清初至中叶，陆续由湘、鄂、陕、甘诸省迁居，县属罗城场一带，迄今共计一百七八十户，人数六七百丁口。近又稍稍散居城内及桥滩诸地，因宗教不同，故其民族仍保有先代之风尚，无由同化。迄今犹鲜通婚媾，然杂居既久，相安无猜，畛域之见渐泯，除少数顽梗者外，初无扞格龃龉也。
长期的夷汉杂居和文化交流，使汉夷之间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共享着一些文化。如就创世神话而言，今大渡河中游鱼通地区的贵琼人便流传着“鳌鱼创世”的神话，而同样的神话也流传在川西平原的汉族群体中。藏彝走廊中广泛分布的“三锅庄”，在汉代的成都平原也同样流行。而如今依然在贵琼人和羌人中使用的风篱，也见于成都平原的汉代考古中。这其中固然有人口迁徙流动的原因，但也无法排除可能存在的文化交流因子。
就人口结构而言，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历史上，移民对巴蜀文化的影响至关重要。巴蜀是中国最著名的移民区域之一，从先秦到明清，人口迁徙几乎从未停止。从汉文典籍可知，早在先秦时期，巴蜀地区便已经与其他区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巴和中原楚国很早即有密切往来，《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六年、文公十六年都记载了巴楚结盟伐邓、伐申、灭庸的史实。
巴楚间还发生过多次移民。楚民为避乱而逃至巴国，甚至更往西行而至蜀地。如楚王族宗支斗氏中的一些支裔，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曾移民到蜀国西鄙，楚昭王的后代也有一些辗转于蜀境。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巴蜀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此后，从秦惠文王到秦始皇时期，秦以移民、徙徒、迁虏等方式
，长期、大量地向巴蜀地区移民，持续百余年。《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这些入川的移民在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能的同时
，也带来了中原华夏民族的文化。这导致巴蜀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变化，中原文化日益深入四川盆地，古老的巴蜀文化逐步转型为秦汉文化的一支重要地域亚文化。从此以后，“巴蜀不仅在文化上融入华夏，而且在身份选择上也认同了华夏”
。这一“华夏化”的过程在秦统一巴蜀后更为明显，不仅迁移秦民万家进入蜀地，而且对东方六国之豪族也采取整体迁移的办法。《华阳国志·蜀志》载：“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
这些豪族不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多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是华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虽然当时各国文化差异较大，如齐鲁大地的文化根源于“东夷”文化，但经过数世人口的流动、文化的交融，六国文化与巴蜀文化相比，已经有较大趋同性，因此当六国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整体与巴蜀文化相遇时，其结果便是巴蜀文化的华夏化。汉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也有不少人迁到蜀地。《汉书·食货志》：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三国蜀汉时期，成都平原尚地广人稀，诸葛亮曾“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
以后在“五胡乱华”、黄巢起事、金兵南下、蒙古入川等诸多历史事件中，都有不少外地人迁入巴蜀。当然，除人口流入巴蜀，宋元之际的巴蜀人口外流也十分明显，并且还有部分蜀地家族流徙外地后，依然成为当地的精英家族而在元代显赫一时。
到元明之际，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使得巴蜀人口急剧下降，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洪武十年（1377）左右。《元史·世祖本纪》所记至元十九年（1282），四川民有12万户。
而洪武五年（1372），“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相比较，90年间减少了3600户，即下降了30%。但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四川的户口却猛增为214900户，1464515口，除人口的自然增殖外，应是较大规模移民的结果。
明代永乐《泸州志·风俗形胜》：
昔元时地广人稀，四方之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载。钦惟圣朝，泸之附籍者，杂四方之民也。
对当代巴蜀人口产生深远影响的则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几次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内江县志·艺文志》收录“内江旧户多楚人说”：
内江无唐宋旧姓，止有前明侨户且多籍楚麻城，邻邑并同，不知何故？俗传洪武二年徙楚实蜀，因此独多。不知洪武二年蜀尚为夏主升所保，至四年明始克蜀，岂未平定蜀省之年，即有徒实蜀户之事？……观此则楚人因倪、徐、陈互乱，且不义友谅所为，以玉珍能拒友谅，且蜀土安，固避而依同乡，情理灼然。……而皆占籍内江及邻邑者，则亦有故。盖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已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可知玉珍据蜀时，内江犹是地荒民散，未设县治也。楚人入蜀既多，玉珍使居隙地，亶其然乎。
明末清初，巴蜀地区长期的战乱、瘟疫、虎患等因素，导致人口再次锐减。直到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政策上鼓励人口入川。加之湖广等地人口稠密，人地矛盾突出，因此外来移民陆续入川垦殖，仅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二十年（1753—1755）三年中，广东、湖南等省人民入川者就有6374户，以致土著被淹没在移民的茫茫大海中。黄尚军等曾收集到巴蜀地区成都、简阳、仁寿、宜宾、黔江、罗江等地共36处46家姓氏的100部家谱。
其中，有确切修谱时间的89部。修谱时间最早的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内江）《廖氏宗谱》，最晚的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1947）（仁寿）《毛氏宗谱》。除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华阳）《漆氏续修谱》称“吾家世居西蜀”外，其余全记载其祖先为外地入川者。迁入巴蜀地区最早的庆符严氏，于汉末徙于严道，迄今已有1900多年；最晚为荣昌杨氏，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粤入川，迄今二百余年。但迁徙入川时间主要集中在明清两朝，其中又以清代所占比重最大。
实际上，广为人知的“湖广填四川”的固有说法，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明清以来巴蜀移民来源的丰富性，因为湖广地区虽是这次移民活动最主要的来源地，但江西、秦陇、两广、福建以及滇黔等地也有大量移民入川，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占5%，陕西占10%，云南、贵州占15%，江西占15%，安徽占5%，江苏、浙江占10%，广东、广西占10%，福建、山西、甘肃占5%。
这在巴蜀各地的县志、族谱、墓碑、祠堂，以及家族口述历史等资料中得到证实（见表1-1）。
表1-1 巴蜀方志所载巴蜀移民来源
续表
除方志外，五方杂处的人口结构在竹枝词中也有所体现，如《成都竹枝词》中有“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又如“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
。清代陈谦《萝溪诗草续集》卷二对三台县移民后的人口构成也有如下诗句：“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闽人栽蔫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
这一场持续时间久、人口数量多的移民活动也以“湖广填四川”之名与“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共同构成了清代最主要的几场移民活动，其对巴蜀地区的影响十分深远，几乎可以说形塑了今天巴蜀文化的样貌。
[1]
（宋）张
著、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