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对时代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和重大问题的深层反思。我们之所以将资本逻辑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置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中展开分析，首先是反思和把握时代发展的需要。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1] ，因此，现代性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属性的批判。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那个时代相比，当今时代虽然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2] ，当今世界发展总体上依然处于资本逻辑所规制的现代性阶段。正因如此，在今天，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依然是重要的，它对资本的本性及其发展规律（即资本逻辑）的批判依然是有针对性的，对资本逻辑导致的公共性问题的批判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当今世界，交往普遍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事实表明，从主体性走向公共性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3] 面对这种趋势，任何个体或集体都无法处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但是，任何发展趋势的牵引力都不是处在稍微推动一下就可以无限前进的真空之中，总是会受到这样那样因素的掣肘。人类社会的步伐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触发各式各样的多元现实张力，尤其是进入世界历史阶段以来，经济开放与贸易保护、政治协商与政治纠纷、文化交融与文明冲突等矛盾和冲突始终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时空场域中交织性展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4] ，在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相继发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依然坚定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提倡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现时代纷繁复杂的形势和格局，如何以哲学的深邃目光洞察其本质原因，厘定其主导逻辑，做出富有穿透力的总体性把握，需要我们拨开物象化的迷雾，深挖时代发展的内在动力，深描时代塑造的复杂图景，准确把握时代的动力与图景之间的关系，对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哲学解答。比如，当今时代的公共性发展趋势是如何形成的？现代社会公共性水平较之传统社会有什么样的进步？目前存在哪些重要的公共性危机？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等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为我们分析现代社会公共性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式，他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5] 这表明，我们在分析社会公共性问题时，不能仅仅将分析框架局限在法律规定的公共权利或政治国家的公共权力等层面，也不能仅仅将思维触角停滞在公共理性、公共精神等层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政治层面的公共权利或公共权力、精神层面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不过是社会公共性的表现形式，它们根植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即市民社会。从根源上说，现实的公共性的载体或根源不是法律或政治国家规定的程序，也不是人的精神所规划出的伦理道德原则，而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关系。如果想要在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关系层面把握公共性问题，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入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本的本性及其运行发展规律即资本逻辑，因此，对公共性问题的分析需要从全面研究资本逻辑入手。只有依照这一研究进路准确把握资本逻辑与公共性的关系，才可能实现对上述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

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中深化对资本逻辑、公共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也是反思、把握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因而对于以推动社会公共性不断向前发展为目标旨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来说，资本关系毫无疑问是在场的。基于马克思对资本文明作用和破坏作用的揭示，可以断定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与狼共舞”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能否驾驭资本逻辑？如何驾驭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公共性建构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重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意味着当今社会在公共性层面存在着这样那样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资本逻辑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新时代明确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资本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新时代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逻辑如何共存？新时代需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资本逻辑的功能应该如何定位？新时代坚持新发展理念，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如果不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给予深刻反思和解答，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就缺乏具有历史深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理论辩护。事实上，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中对资本逻辑、公共性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对“过渡阶段”资本逻辑的定位和功能的深刻阐释，已经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资源，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对这些思想资源进行系统的挖掘、梳理和总结。

在当前，回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全面澄清资本逻辑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意义。

首先，有助于界定马克思视域中的“公共性”概念。马克思在其相关文本中有没有涉及“公共性”问题？如果有所涉及，那么马克思视域中的“公共性”概念是什么？这些在当下依然存在较大争议的前提性问题，既关乎执马克思之名对公共性进行理论研究的合法性，也关乎以马克思主义来审视当代公共性问题的有效性。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对公共性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西方公共性理论的译介基础之上，如汉娜·阿伦特、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人的著作，因而国内学者相关理论观点很容易被西方思想所左右，有的观点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有的观点甚至不自觉地讨论起“抽象的人”，进而退回到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类哲学”或人本主义立场 ^[6] 。马克思视域中“公共性”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公共性和西方思想家所使用的公共性在概念上有哪些区别？这些都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澄清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重大问题只有在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深度澄明。

其次，有助于澄清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真正指向。在当今理论界，现代性批判仍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现代性话语依然是最为重要的哲学话语，现代性理论已经关涉到与人的生存发展有关的一切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的相关论者尽管在具体理论主张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倾向于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这种做法一方面扩大了马克思的影响，给马克思带来了过多的荣誉，但是由于很多与马克思无关的思想被贴上了马克思的标签，进而也给马克思带来了“过多的侮辱”。总体来看，在当前，现代性批判理论有一种向马克思主义靠近的趋势，即大都明确现代性批判在本质上指向资本逻辑批判，超越现代性的前提是超越资本逻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在“超越资本逻辑意味着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上出现了诸多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超越资本逻辑就是超越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因此，现代性批判是指向后现代性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超越资本逻辑就是回到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因而，现代性批判指向前现代性；还有一种观点虽然看到资本逻辑导致的公共性问题，但找不到超越资本逻辑的出路，因而始终徘徊在现代性和后现代之间。很显然，这三种观点都存在问题。第一种观点虽然看到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引起了诸多公共性危机（如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资本逻辑依然是在场的，只不过资本的增殖方式发生了某种变化而已，根植于资本逻辑基础上的公共性危机依然会发生，尽管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第二种观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根本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不具有可行性。第三种观点则是一种典型的折中主义，本质上不过是对资本逻辑发展的悲观和无奈。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在指向上与上述观点不同。其一，马克思对以资本逻辑为原则的现代社会始终保持批判态度，这表明其现代性批判的指向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要超越现代性。其二，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彻底的，在他看来，无论资本采取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的增殖方式，在其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都必然会导致公共性危机，也必然会走向自我瓦解。这种对资本逻辑的历史性、全面性的批判必然不是以后现代为现实指向的。其三，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立场是辩证的，在促进社会公共性发展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起到的文明作用比以往任何时期的生产方式所起到的作用都要大，并明确强调留恋前资本主义的想法是可笑的 ^[7] 。可见，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也不指向前现代性；其四，马克思通过长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会走向灭亡，因此他的现代性批判也不指向某种折中主义或悲观主义。那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真正指向是什么呢？事实上，上述理解方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是因为它们在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理论界打造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理论坐标为判断标准，好像一种理论如果不是现代性的，那么它必然是前现代性的，或者是后现代性的。其实这是资本逻辑编织的形而上学陷阱，这种陷阱遮蔽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真实指向。回到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文本、摆脱资本形而上学的遮蔽与制约后可以发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真正指向是公共性。马克思之所以辩证地批判资本逻辑，是因为资本逻辑在塑造现代社会公共性的结构和样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无法克服的公共性危机；之所以强调要超越资本逻辑，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真实合理的公共性阶段。明确这一点，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具有基础性意义。

再次，有助于化解马克思在公共性研究上的失语风险。公共性问题无疑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实事求是地讲，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设计学等学科，哲学学科视野下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依然还不够多，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探讨更是少之又少。总之，在当前有关公共性的研究中较少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仿佛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重要的问题域中退场了。毫无疑问，这种源头失语的现象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和现实性的重大遮蔽。诚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使用过“公共性”概念，但在他的相关文本中却有大量关涉公共性问题的论述，我们不能无视这些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国内理论界有关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有缺席的趋势和失语的风险，但在声势浩大的资本逻辑研究方面却形成了一大批触及公共性若干基础问题的理论成果，因而在自觉的意义上将资本逻辑研究与公共性研究在视域上进行系统融合就显得尤为必要。由此可见，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视域出发，深入揭示资本逻辑与公共性在不同历史场景中的逻辑关联，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话语，理应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最后，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意义和价值都主要体现于对时代的准确把握、系统解释与科学引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历史需要当代人对其不断解读和阐发，进而让马克思走进当代，在回答当代问题的过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资本主义制度一时显示出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稳步前进之外，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总体陷入了低潮。一些西方思想家据此指认：马克思的“幽灵”退场了，历史终结了，一切社会主义运动都烟消云散了。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关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界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澄清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相关著作，通过把握资本逻辑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深刻揭示资本逻辑如何生成和发展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本身将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必要性和发展过程性、这种公共性又会存在哪些不可调和的危机、这些危机的根源在哪里、社会主义社会应如何化解这些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理论自信正是建立在对这些问题的科学阐释基础之上的。

本书分为八章，核心观点和逻辑思路如下。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是由资本决定的。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和批判包括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对资本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批判，二是对资本运行的现实效应即资本运行中主体间关系的分析和批判。基于马克思相关论述，可以称前者为资本逻辑批判，后者为公共性批判，二者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域。资本逻辑是资本的本性以及资本在其本性驱使下呈现的运行发展规律。公共性是多元现实主体在生产活动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非独占、非排斥并且可以相互分享、互为条件的社会关系的属性，这种属性既表现为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属性，也是对某种事物、行为、思想是否“公共”的判断尺度和标准。在唯物史观中，公共性是与社会性、阶级性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来看，其公共性批判经历了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四个阶段。在前三个阶段，马克思先后以费希特理想主义、黑格尔理念论、费尔巴哈“类哲学”为理论武器，对公共权利、公共舆论、公共利益、公共生活等相关公共性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对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确立了审视公共性的哲学立场，并按照“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思路，从资本逻辑批判出发对现代社会公共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资本逻辑批判视域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实现了公共性的基本范式转换。在公共性内涵上，实现了“理性公共性—自然公共性—社会公共性”的转换；在公共性载体上，实现了“国家—市民社会”的转换；在公共性主体上，实现了“抽象的人—现实的人”的转换；在公共性发展历程上，实现了“思辨历程—现实历程”的转换；在公共性发展动力上，实现了“神学动力—理性动力—自然动力—生产动力”的转换；在公共性判断标准上，实现了“抽象标准—现实标准”的转换。

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以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为视角，对社会公共性的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马克思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三个概念指称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的三种共同体形式，三种共同体的公共性形态分别为群体公共性、物化公共性、自由公共性。群体公共性来源于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动物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生活，但又超越了动物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生活。群体公共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关系为保障，以前现代宗教关系为支撑，以直接性伦理关系为规范。群体公共性因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和资本逻辑的形成发展逐渐转化为物化公共性。物化公共性以物物交换关系为纽带，以民族国家为保障，以商品拜物教为支撑，以中介性伦理关系为规范，是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取代后的抽象结果。资本逻辑所创造的历史条件及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必然导致物化公共性转向自由公共性。自由公共性以自由联合关系为本质、以共有关系为基础、以共创关系为前提、以共享关系为标准，是资本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公共性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对公共性发展的历史考察中，马克思重点分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发展。在他看来，资本逻辑推动了资本主导形态的演变，资本主导形态的演变又带来了公共性的演变。结合马克思的考察并辅以列宁等人的论述，可以发现，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导形态是商业资本，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导形态是产业资本，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导形态是金融资本，当前/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导形态是虚拟资本。在资本主导形态历史演变过程中，现代社会公共性发展呈现出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以主体性发展、市民社会发展、民族国家发展、全球化发展为历史坐标，公共性在主体、载体、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在危机中前进”的趋势；第二条线索以“主体性—市民社会—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过渡式发展为历史图示，公共性在范围、层次等方面呈现出“在冲突中提高”的趋势。现代社会公共性发展的图景和谱系由这两条线索交织构成。

资本逻辑不仅推动了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发展，也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危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是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根源。该矛盾决定资本发展必然陷入悖论，如新教伦理与消费主义的悖论、合理化逻辑与创新逻辑的悖论、扩张无限性和条件有限性的悖论。在现代社会，不同类型的公共性危机的产生，与资本在不同领域表现出的不同原则相关。其中，资本的积累原则、权力原则、物化原则、实用原则相应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公共性危机。

在解救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过程中，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不同方案。黑格尔主义方案虽然发现了资本逻辑与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关联，但由于其出发点和前提是抽象的理性，结果反而在理论上构成了资本的形而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案对物化现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工具理性、空间矛盾、生态矛盾的批判和揭示，拓展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但也存在批判和建构的外在化、非革命化等缺陷。后现代主义方案对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科学、现代性权力、现代性文艺等工业资本主义的后果进行了批判，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公共性的新特点，但却走向了虚无主义，并构成虚拟资本发展的隐性同谋。

马克思为解救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提供了基本思路。他认为，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资本逻辑。超越方式可以逻辑地分为两种：一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超越。其中，资本逻辑的基本矛盾是其内在超越的根本原因，资本逻辑的历史界限决定其不可能持续在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导致的资本绝对生产过剩是资本逻辑走向自我超越的逻辑证明。二是革命逻辑的“外部超越”。在资本逻辑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将会以革命的方式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这两种超越方式相互联系，在一定时期内互为条件。从时间上看，革命逻辑的“外部超越”要早于资本逻辑的内在超越，中间存在社会主义这一“过渡阶段”。从马克思对“过渡阶段”的社会性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的相关论述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公共性建设需要利用资本逻辑，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8] 。从现代性基本构架（资本逻辑、民族国家、形而上学）来看，社会主义具备驾驭和利用资本逻辑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只要坚持和发展这些条件，资本逻辑可以在社会主义公共性建构中发挥正面作用，并为其自我扬弃创造条件。

在解读和把握马克思相关论述及其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炼出社会主义公共性建构的立场和原则：（1）清理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腐朽因素；（2）坚持驾驭资本逻辑；（3）促进资本逻辑在新条件下的合理发展；（4）限制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5）坚持全面系统开放真实的原则；（6）指向生活世界，重塑生存逻辑和生活逻辑；（7）致力于推动资本逻辑走向自我超越；（8）以推动现实的个人实现“自由个性”为最终目的。马克思相关论述所隐含的上述立场和原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和利用资本逻辑、建设超越资本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公共性来说，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3] 郭湛、桑明旭：《面向未来的公共主义发展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6] 参见马俊峰《语境、视角和方法：研究“公共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