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哲学范式的演进都植根于时代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的哲学思考中，我曾先后倡导过两种主要哲学范式：一是主体性哲学，二是公共性哲学，相应的著作分别为《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公共性哲学——人的共同体的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务，这极大地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促进了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而与之相对应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即为主体性哲学。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推进，发展的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常说的“做大蛋糕”、“做好蛋糕”与“切好蛋糕”，逐渐成为同等重要的事情。这种态势推动了人的公共意识的彰显，呼唤着公共性哲学的出场。在致力于通过平衡发展、充分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公共性哲学无疑已成为最重要的哲学范式和最具引领性的时代精神。当然，正如公共性的发展并非意味着“主体性的黄昏”，而是意味着多元主体性的协同发展一样，倡导公共性哲学的目的也并不是要消解主体性哲学，而是要推动主体性哲学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自本世纪初我提出要关注和加强公共性哲学研究之后，围绕公共性基本问题发表了一些文章，出版了一些著作，我指导的一些博士研究生也多将该问题当作重点研究对象。他们从不同角度或层面切入公共性哲学，如公共性基础理论、人的共同体的公共性、文化的公共性、人的公共性及其发展、公共性视域中的人与社群、人活动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公共存在论、公共意识论、公共生活论等，并都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桑明旭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相对于我名下其他博士生的选题方向和研究内容，桑明旭以“资本逻辑与公共性”为题展开讨论，既是一种必要的补充，也是一种有益的深化。总体来看，这部著作对于公共性的探讨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清晰的唯物史观底色。当今学界，从“人性”“公共理性”“公私关系”等视角切入公共性的问题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思路。客观地说，这种研究思路有其必要性，有助于我们快速进入公共性的理论语境，并对当今时代现实问题展开分析。在当前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研究中，公共性已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相关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是对上述研究思路必要性的充分证明。但是也要看到，在这种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唯物史观视域缺失或不足的问题，即在以“人性”“公共理性”“公私关系”为出发点展开研究时，忽视了“人性”“公共理性”“公私关系”等不是抽象存在的，它们始终建立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之上。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研究可能已不自觉地陷入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黑格尔理性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中去了。对于此类研究倾向，该书始终保持警惕的态度，明确将公共性理解为一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属性，指出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有一个从人本主义到唯物史观、从唯物史观再到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发展过程，强调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实现了从抽象思辨到现实具体的转换。因此，在马克思公共性思想阐释和当代社会公共性问题分析中，坚持“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唯物史观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宏大的历史叙事风格。一切研究对象只有是真实的，才可能是具体的。“公共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只有将公共性置于波澜壮阔的社会史和思想史中，才能具体把握它的历史生成、形态结构、演变趋势和未来走向。宏大而不失细节的历史性叙事，是该书的鲜明特色。具体而言，该书对公共性的研究是围绕四条历史线索展开的。一是马克思思想史。通过对马克思从初入大学到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一系列文本的解读，剖析和呈现马克思公共性批判的历史进程，阐明对公共性的关注构成马克思哲学探索的理论起点和长期研究的理论焦点，但马克思只有在实现哲学革命之后才形成了科学的公共性思想。通过对马克思从初创唯物史观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运用）过程中的核心文本的解读，阐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公共性的批判建立在资本逻辑批判基础之上，资本逻辑批判与公共性批判构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域。二是西方思想史。探讨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及其革命性意蕴，需要在西方思想史中展开。该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关思想家们的公共性思想，在此基础上阐述马克思在公共性内涵、公共性载体、公共性主体、公共性发展历程、公共性发展动力、公共性判断标准等方面实现的基本范式变革。三是资本逻辑发展史。该书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深度梳理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对人类社会共同体及其公共性的历史发展所作的考察。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的萌芽、形成、发展、崩溃的历史与共同体的发展史和公共性的发展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清晰的呈现。四是资本形态演变史。正如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之后还要具体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样，我们在对资本逻辑的发展史、人类社会共同体及其公共性的发展史实现一般把握之后，还要对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和公共性的具体发展过程给予更加细致具体的探讨。基于此，该书详细分析了资本主导形态之“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虚拟资本”演变过程，并以此为线索，从主体性、市民社会、民族国家、全球化四个维度描绘了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发展轨迹。上述四条历史叙事线索依次推进、层层展开、相互映照，烘托出该著作浓厚的历史感和厚重感。

第三，开阔的思想对话视野。文化的公共性决定理论研究不能自我封闭、自说自话，不能将思维触角限定于单一的理论框架，而思想对话则是拓展学术视野、抵近学术前沿、推动学术创新的重要方法。因此，在执马克思之名的公共性研究中，不论是阐释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还是审视现实的公共性问题，在马克思和相关思想家之间展开充分对话都是必要的。在该书中，这种思想对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阐释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革命时，与西方哲学史上诸多思想家之间展开的理论对话；二是在分析马克思探寻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破解之道时，集中与黑格尔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阵营中的一批重要思想家进行理论对话。正是由于展开了上述对话，该书的历史性叙述风格叠加了开阔的理论视野，显得更加立体饱满。

第四，鲜明的时代问题意识。问题中的哲学催生哲学中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回应问题中的哲学。公共性之所以成为当前哲学关注的焦点，归根到底是现实的社会公共性问题使然，准确地说是现实生活中日益突出的公共精神、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公共信任、公共秩序等现实问题，迫切要求我们运用哲学这种具有深度反思性、高度概括性的理论思维对其作出回应。该书聚焦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类型、根源及其出路这一系列核心问题，并将它们阐释为立足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发展悖论、效用原则、未来走向基础上的现代性总问题，进而指出超越资本逻辑才是破解现代社会公共性危机的根本出路。同时，该书还直面社会主义公共性建设过程中为何需要资本逻辑、能否驾驭资本逻辑、如何驾驭资本逻辑等重大问题，并就其中相关的原因、条件、方法作出了系统论述。此外，该书通过对上述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敏锐地切入当今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即，现代性批判的真正指向和哲学范式演进的真正方向是什么？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现代性总体呈现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属性，现代性批判在深层意义上也就是资本逻辑批判。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展开，诸如主体性批判、理性批判等，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主体性批判和资本理性批判，因而这种批判并不导向所谓“主体性的黄昏”和非理性主义。马克思认为，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物化颠倒的社会，对资本主体性的批判意味着对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和共同体的公共性的倡导，对资本理性的批判意味着对现实的人的理性和共同体的公共理性的弘扬。这才是现代性批判的真正指向。基于此，该书认为，当今时代哲学核心范式演进的真正方向不是从主体性到后主体性，而是从单一主体性到全面公共性；时代精神演进的真正方向也不是从现代主义哲学到后现代主义哲学，而是从现代主义哲学（资本逻辑主导）到公共主义哲学。

当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意味着中国优秀的公共主义传统在当代走向复兴，而且意味着新时代公共主义发展道路的不断开拓和日益成熟。全球发展遭遇百年变局，不仅意味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和冲突越发激烈，而且意味着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今天达到了抛物线拐点。一百年前，列宁深刻指认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帝国主义这一最高阶段，今天，这一拐点的出现，既是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顶点即拐点），也表明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体性原则开始松动以及共同体的公共性原则不断提升。由此可见，当今时代是一个走向公共性的时代，是一个公共主义研究方兴未艾的时代。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迫切需要也完全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公共主义研究中有所作为，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桑明旭这部著作的出版恰逢其时，可以发挥应有的学术价值。我也相信，在公共主义或公共性哲学研究领域，一定会涌现出更多面向新时代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郭湛
2022年1月6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