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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可能性使我们面对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时代产物，她不仅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作者主体、精神内质、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风格气派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中国精神、中国内容、中国风格、中国形态、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基于中国时代实践和文化根基重新出场、重新型塑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作者创造、解答人类之谜、形成一家之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相关的语义辨析、形态构建、方法论构建去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可能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根本可能性就存在于时代呼唤。我们的时代正处在从“世界走向中国”转向“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全球大变局的语境之中。这一时代语境成为呼唤、造就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出场的时代场域。作为思想中的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哲学表达和思想引领，是对于时代语境（出场语境）、出场路径具有深度依赖的出场形态。因此，我们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建立出场学的分析坐标与研究框架，将之纳入其中加以考察和追问，聚焦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背后的出场语境、出场路径与底板条件，才能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出场”的追问变成一种理论的科学解答。
时代与哲学关系，始终是我们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可能性的基本坐标。追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出场，就必须要穿透理论形态表象而深入到背后的出场语境和时代场域，从阐释的结果形态回溯到前提批判。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的可能性当然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本质性品格。崇尚哲学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束了那种以往的“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而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品格就秉持与时俱进的辩证本性、开放本性和发展本性，只有不断出场才能秉持在场，不断出场的必然性源于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一切以时间和条件的变化为转移。理论的认识永远不能达到一种终结真理状态，除了在一旁观察就无事可做了的地步。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思想之源。时代性、实践性是与时俱进的出场语境。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文化的活的灵魂” [1]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2]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如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肇始于“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那么只有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伟大时代，才有可能让这一进程跃迁、发展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出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是“中国走向世界”最伟大的思想标志。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的180多年间，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置身于“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之中。因为明清以来，封闭的中国渐次落后于世界，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成为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纳入西方霸权中心的全球版图。这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以单一“主体—客体”两极结构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逻辑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霸权造就全球分裂，形成“中心—边缘”的全球格局，让东方从属于西方，将“中心”作为文明、先进、现代性的霸权宰制“边缘”国家。那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边缘国家，无数仁人志士要想让古代曾经文明璀璨的中国再次强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先学习西方，不仅在现实上全盘照搬西方现代性道路，而且在文化、思想、理论上照搬西方。前者有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有学习西方制度改良的“戊戌变法”，有模仿西方制度和道路的“辛亥革命”，后者有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黄兴甚至胡适之、钱玄同、早年陈独秀、鲁迅等厚爱的“天演论”“进化论”。如果说前者是对器物、制度和道路的照搬照抄，那么后者是对西方资本逻辑现代性道路的意识形态的抄录。西方是中心，我们是边缘；西方是先生，我们是学徒。然而，照抄照搬的最终结果是屡抄屡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撕破了西方文明的画皮，使中国人觉醒和彷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中国道路的思维工具，在意识形态上，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然而，这一进程前提就有一个“康德式的悖论”，因为载入书本、传媒的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国外的，是从国外传入的“舶来品”，对于中国工农大众与先进知识分子而言都是先在、先验的真理；而中国工农大众的后天实践经验却屡屡与上述“圣经”般书本教条发生矛盾。究竟谁对谁错？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王明的两大教条主义当然宣布国外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和真理标准，而之所以与中国革命实践发生矛盾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布尔什维克化不纯”导致的结果。中国的“山沟里是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案就是经过残酷斗争，“让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这种教条主义导致两次革命的大挫折。
延安整风时期，为了在理论上纠正这一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石破天惊地宣告：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实践经验发源的。实践是一切认识（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立场转变，重大的标准转变，重大的理论向度转变。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真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只能发端于中国工农大众的实践。这样一来，究竟谁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造的主体？不是以往信奉、传播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从事中国革命实践的主体即工农大众，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国外马克思主义，必须要重新在中国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重新出场和塑造，才能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不能先天地宣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概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史上，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结果表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仅仅作跨界平移、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依然不能救中国。陈独秀、王明造成两次大革命失败的反证说明：“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3]
受“世界走向中国”的旧全球化时代的局限，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忠实读者”和“学徒”，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就是“一般与特殊”“世界与民族”的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世界一般形态”在中国的“分有形式”“特殊形式”。“中国化”只是意谓着“特殊化”“具体化”“民族形式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边缘化民族的读者、阐释者、应用者，所能够形成的解释学形态仅仅限于如此。只要“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不结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的最高思维境界只能停留在这一结论。至今，我们许多学者在谈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依然不能严格区分作为特殊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站在世界民族舞台中央创造作为向世界推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案之间的原则差别，还不能理解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思维标志性意义，无法肩负这一世界责任。
今天，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就是以西方为霸权中心、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旧全球化时代正在被中国进入新时代历史方位、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倡导的“多元主体、平等合作、协商共治、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所取代。“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正在被“中国走向世界”的时代所转换。中国崛起，在重写全球治理体系的同时也在重新安排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书写的新格局。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但是研究、创新、发展的中心在中国。全球文化价值的轴心在东移。在一个被中国倡导和推动的新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音需要向世界传播。
正是在这一时代，“中国走向世界”输出什么？不仅有我们古老的文化、“舌尖上的中国”，也不仅有成功的道路、制度以及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方案，更有我们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立场、理念、道路、体系上的根本转变。原初在1840年开端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依照西方范式构建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在中国历史和当代实践、文化基础上重新加以全面构建。同样，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书写、塑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多元的、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真正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为此，我们需要完成多方面的重大转变。
一是书写主体立场的转变。过去，在“世界走向中国”时代，我们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语境）的关系仅仅是“读者”与“作者”、“学徒”与“师傅”的关系。今天，我们需要更加全面深度地理解、领会、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与思想，更加全面积极地理解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但是同时，我们是作为“中国当代作者”与当年马克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而在场的。我们必须找回失落的哲学自我，必须摆脱完全的“学徒”状态，让重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中国向当年马克思、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宣告在场主体的状态。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作为“新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原则，但是一切文本、思想，在这一意义上就具有被完全审视、榨取、吸收的思想资源的对象性。摆脱完全的“学徒”状态，建立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者地位，这是一大根本转变，是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前提。
二是立场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立场、基于中国大地和时代实践（包括全球治理）成功经验的哲学表达。我们必须要摆脱立足原初语境、国外语境的立场，要转向中国立场。一切当年马克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与结论，不经过中国实践检验，不与中国文化精神融汇，是不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坚持中国立场的写作，出发点和归宿点，标准、形态、体系、话语，都以中国为准。
三是书写路径的转变。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存在两种路径：一是实践路径，即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接受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场域中重新出场；二是文化路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是像“五四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所主张的那样，是在“文化沙漠”和“廓清地平”中的扩展，而是在深厚丰富的千年遗存的儒释道文化与哲学场域中展开积极对话，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群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精英知识分子翻译传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必须要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通约的路径。否则，必然被人民大众所排斥而遭致失败。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当年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广泛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思想成果，但是其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路径是脚踏中国大地、充分总结中国经验、深入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旨归与思想表达。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内容的探索与形态框架的直观构想上，而是要上升为方法论自觉，即在研究范式与内在逻辑上全面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规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已经存在九大研究范式，包括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马哲史、文本—文献学解读、对话反思的问题学、部门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等。九大研究范式都在方法论自觉意义上创新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发展。笔者多年来对这一全貌作出跟踪考察，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也建立了高校文献数据中心、研究中心、评价中心和国外传播交流中心，每年推出著作化研究报告。笔者也仔细分析过九大研究范式之间相互融会、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四大轴心范式，四大学术图景，以及图景转换形成的范式图谱，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创新学术史逻辑。这一图谱，为我们今天整体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规律性和方法论自觉的依据，为“可能性”的解答作出了最强有力的出场学说明。
各个范式之间存在着既竞争又协同的理论创新关系，尽管各个范式的创新指数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能说某一种范式就是唯一正确、而其他范式都是不需要的。例如，“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强调“回到马克思”，要求我们在创新地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要深入、准确、全面地理解当年马克思文本意义。这一判断完全正确。这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源头研究，我们对当年马克思文本思想掌握得越准确、越充分，我们就越掌控源头话语的安全，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力就越强、理论就越靠谱，我们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对话就越具有先天的理论自信。我们越深入地解读原典，我们就会越深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仅限于西欧的结论”的理论集成，而作为中国的行动指南完全可以中国化、必须中国化的理论。
我们不能将当年马克思、“原版马克思”的文本意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的唯一标准，因为这样会导致教条主义，就重新回到完全的“学徒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聚焦研究中国问题，从中国立场和中国路径来重新获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的源头活水。我们也需要教科书改革和原理研究来重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学理论体系与话语样态，也需要马哲史阐明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演化的必然性，我们更需要出场学阐明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出场逻辑，等等。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各个范式之间协同创新的学术体系，让各个范式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程中发挥各自的优长，协同起来，共同推进这一进程，最终达致成功。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有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包括具有严密内在关联的一系列环节。
一是当代议程的确立。一切理论都起源于问题。一切理论都起源于将问题凝练为理论议程。提出议程的权力，意谓着民族找回久已失落的哲学自我、实现民族的哲学的自我主张、建立理论原创的主体地位。任何“哲学中的问题”都起源于“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的问题具有中国性，议题具有引领性和导向性。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哲学，首先必须要按照民族自己的方式看待问题、看待中国和世界、凝练出中国重大议题发端。提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重大议题，标志着进入新时代中国久已失落的哲学自我开始觉醒。从重大议程的提出到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存在着万里长征之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确立这一议程，就是旗帜，就是目标，就是使命，就是方向，就是宏观战略和总体工程。
二是书写身份与立场的转变。从信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到自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完全的“学徒状态”转向“当代中国作者”，这就是书写身份的根本转变。只有在民族作者身份确立之后，我们思想的张力才能布展两重对话坐标。第一重是当年马克思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时态对话坐标。我们既要崇敬地读取所有当年马克思的思想，更要建立当代作者与当年作者的对话关系，从时代出发重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代资本创新逻辑，建构21世纪的资本批判理论；我们需要重新分析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变革着历史场域和历史表象，从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既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又超越苏联的僵化教条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走出一条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我们需要走进马克思、更要走出马克思，重新书写21世纪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重是横向跨界对话坐标。基于这一坐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对话。我们不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声筒，我们的头脑和话语领域也不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跑马场，而是成为原创“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的对话主体。因此，这一主体身份的转变，必然催生立场的转变。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大地，以解答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以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指向，以服务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解放和福祉为导向，以中国实践为检验标准，以中国文化为阐释尺度，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塑形，这就是立场的根本转变。同样一个问题、一个议程，持不同立场，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创造了极其丰厚、不同于国外的革命和发展经验，这是中国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时代是思想之基，实践是思想之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基于对中国成功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与表达，同时也是立足于中国立场对于人类发展走向的规律与价值的表达。感性始终是理性的真实基础。哲学之所以能够穿透现实的本性，在于哲学的感性支撑的实践理性活动。
四是中国哲学视域。从原创的丰富感性经验抵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需要有一个核心视域，这就是中国哲学视域。体系是视域扩展的结果形态。这一视域与形态、体系的关系，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论“方法”与“体系”的关系一样，“方法+内容=体系”，而“体系”-“抽象内容”=“方法”。因此，中国哲学视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的灵魂、内核和轴心。
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文化资源和话语建构。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反思、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和当代发展者。但是在方法论上，必须要贯彻整体性继承、批判性创新、历史性梳理和思想性引领，才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使中国传统哲学转化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这是需要全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共同研究、探讨的主题。在新全球化时代，笔者一直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哲学地把握这一全球化的本质性维度，超越资本逻辑规制的旧全球化时代的单一主体性观念，必须要在全球对话中超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思潮，必须要贯穿中、西、马哲学内在精神，这就是“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正如笔者在《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等系列著作中所倡言的那样。
是为序！
任平
2021年6月15日
于苏州大学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