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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世界经济地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第12位逐步上升为2020年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提高到2020年的17%，成为疫情发生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性问题。臧旭恒（2017）的测算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持续大幅度下降，近几年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消费率2010年最低时为35.56%，近几年虽然略有回升，但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015年仅略微回升到38.01%，仍然低于40%，直至2019年，居民消费率也仅有39%，低于世界同期水平近20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但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还低于亚洲50%左右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国家。
中国长期处于消费低迷的状态几乎是学界的共识，但也有许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由于居民消费率统计口径不一致，以及数据遗漏和不真实，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被低估了（王秋石和王一新，2013；朱天和张军，2014；何昀等，2017）。但是，何昀等（2017）的研究表明，即便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了，但仍然是偏低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仍旧亟待解决。也有学者对中国消费率被低估这一说法进行了抨击。例如，方福前（2020）质疑朱天等（2014）和何军等（2017）的研究，认为即使是存在数据统计遗漏和不准确，也很难认定其被低估了10个百分点以上，而更为直观的事实表明中国居民消费率不可能和发达国家一样。
那么，中国消费率低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方福前（2020）认为，中国消费率低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水平因素（人均GDP或者人均GNI、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结构因素（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比重、中产阶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和人口老龄化率等）以及制度因素（二元经济体制、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而在微观上，方福前（2009）解释了1997—199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的原因：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在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而居民占有的份额却不断下降。毛中根等（2014）认为，居民消费率偏低主要是由城镇居民消费率偏低引起的，且城镇居民消费率偏低对居民消费率偏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贺洋和臧旭恒（2016）则认为，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滞后以及金融垄断势力的存在，居民所面临的二元资产供给导致家庭消费支出以及消费率“双降”的产生。陈斌开（2017）认为，中国的消费不足属于结构性不足，而非整体性不足，究其根本，在于中国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发生扭曲，因而供给侧层面的改革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一环。汪伟（2017）同样认为供给侧改革是破除内需低迷的重要途径，而阻碍消费扩大的现有体制、制约消费需求的城乡与区域差距和不完善的人口政策等也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突发疫情及消费需求长期不足的双重背景下，“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鼓励消费新业态的发展，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借助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以实现居民消费增长。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后，如何扩大内需是“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构建中国双循环经济的关键也在于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着力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陈彦斌，2020）。提振消费不仅仅要体现在消费的总量和比率上，还要解决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保障消费的质量和升级消费结构等。陈彦斌和王兆瑞（2020）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转变增长方式，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释放居民消费活力；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减轻居民房贷负担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品质量，从供给端促进居民消费。
综上所述，对于家庭消费的剖析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目前学界对于家庭消费行为的研究多在同质性框架下展开，鲜有在异质性消费者框架下进行的研究。对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论上，促进了异质性消费者框架下家庭消费行为的研究，使消费经济理论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实践上，尝试探索如何通过异质性消费者的识别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提高国家宏微观政策提振消费的有效性，从而有助于践行扩大内需的相关战略，以及增加消费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