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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代表性的消费理论主要是从萨伊的“生产创造需求”理论开始的。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奉行“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鼓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认为消费和储蓄主要取决于利率。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冲击之下，人们开始重视消费在经济发展运行中的作用。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消费理论兴起，出现了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消费和储蓄理论，创造性地将可支配收入引入对消费的分析，从宏观经济学视角将两者联系起来。其认为消费和收入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函数关系，居民的当期消费水平取决于当期的绝对收入水平，并通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解释了大萧条是如何产生的。但囿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并没有展开实证检验。而在大萧条后，凯恩斯理论不足以解释储蓄率的长期稳定的现象。绝对收入假说提倡政府采取鼓励消费的政策来干预经济，这在经济萧条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绝对收入假说只能用于分析短期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且对大萧条之后经济状况的预测也出现了偏差。凯恩斯同时指出，作为一个原则，收入中被储蓄起来的部分倾向于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如果给定收入水平和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不变，影响储蓄量的就只是一些主观的、社会的心理动机，这些动机在短期内又是不变的。所以，凯恩斯的结论是，短期内储蓄量的改变主要是因为收入水平的改变，而不是给定收入水平下储蓄倾向的改变。凯恩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指引了后来消费和储蓄函数研究的发展方向。
为了解释长期中储蓄率稳定的现象和大萧条后凯恩斯理论的种种预测偏差，相对收入假说（Duesenberry，1949；Modigliani，1949）应运而生。杜森贝里在其著作《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试图把社会心理引入消费理论来修正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其认为决定消费水平的不是当期的绝对收入，消费会受到以往消费水平的影响，消费过程中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是指居民消费受到相关群体消费和收入的影响；棘轮效应是指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会随之增加，但收入减少时，消费却不可能出现明显减少，即消费者的消费受到自己过去消费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或者说消费的下降存在一个棘轮式的阻滞。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较绝对收入假说有一定的进步，虽然没有脱离凯恩斯的理论框架，但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考虑问题的新角度，即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配依赖于个体的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
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1949）在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了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动机，以跨时最优化消费模型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重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提出基于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经济人都是理性的，不是“后顾”的，而是“前瞻”的，会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安排自己一生中的储蓄和消费。生命周期假说假设工作期间的收入保持不变，没有不确定性因素，个人开始时没有财富且最后也没有遗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按照其所愿意的方式消费终身收入而进行储蓄和负储蓄，他们通常在工作期间储蓄，然后将这些储蓄用于退休期的支出。该理论认为消费既不是绝对收入的函数，也不单单是由相对收入决定的，每个消费者都是根据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当期消费支出，平滑一生的消费，进而实现一生消费效用最大化。若暂时性的收入不足以应付支出，那么这时消费信贷可以将后续各期的收入前移；反之，则可以通过储蓄将多余的收入后移，即人们在其收入高于终身平均收入时储蓄较多，而在其收入低于终身平均收入时进行负储蓄，这样就能够将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平均化，实现消费的平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强调了收入、财富和年龄分布在消费中的重要性，解释了短期消费波动、长期消费稳定的原因；财富的引入也解释了不同阶层家庭消费行为的差异，并侧重分析了储蓄动机，对于宏观领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由于没有引入不确定性的问题，减弱了该理论的解释效果。
1957年，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将人一生中的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认为居民消费支出不是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主要取决于其持久收入（也称为永久收入或恒久收入）。持久收入可以理解为消费者能够预计的比较固定的长期收入。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有很大的相似性，如二者都假设消费者是“前瞻”的，即消费不只是同当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的或持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再如二者均认为暂时性的收入变化不会引起太大的消费支出变动等。因此，学者往往将两者结合进行分析，称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该假说综合了两者的部分观点，认为影响消费的主要是消费者拥有的财富和持久收入，而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跨期选择的原则，将一生中的收入及消费合理分配，以达到生命周期中消费效用的最大化。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作为确定性等价下的经典模型，逐步形成了以跨期平滑、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为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成为居民消费及储蓄领域的主要研究框架。虽然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两种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它们强调的问题仍然有所区别。持久收入假说把消费同持久收入流联系起来，消费者通常被认为是寿命无限长的个体，家庭中两代人之间通过有效转让财富而联系起来，储蓄是为了让现在与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隐含在市场上的利率的边际转换率。从这方面来看，储蓄是出于遗赠的动机。相反，严格的生命周期假说让个人把他们的所有禀赋在一生中全部消费掉，储蓄的出现被认为是年轻工作者多且富有的结果，而年老动用储蓄者少且收入也少。在莫迪利安尼的模型中，储蓄的生命周期动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这些均限于确定性的假设，没有真正考虑到不确定性预期。后来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生命周期的财富呈现明显的驼峰状，随着年龄的增加，财富的下降要比莫迪利安尼预测的慢。这表明对消费者遗产动机和不确定性的忽略，减弱了该理论的解释效果。与莫迪利安尼不同的是，弗里德曼（1957）曾明确表示消费者积累财富的目的之一便是预防未来收入难以预料的下降，即考虑到了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且更为强调个人的遗产动机。但是，由于他把研究重点放在区分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以及持久收入的估算问题上，而非消费者的储蓄动机和行为特征上，所以不确定性因素并未真正纳入其理论模型。
直至后来“理性预期革命”的到来和不完全市场模型的出现以及动态规划方法的提出，不确定性在消费研究中的重要性才日益提高，不确定性因素被引入模型并逐步应用。1975年以后，西方消费函数理论将不确定性、收入风险等纳入进来，结合理性预期学派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函数理论群，代表性的有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等。
1978年，霍尔（Hall）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的随机解释：理论和证据》一文中，以LC-PIH和理性预期为基础，通过将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函数，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消费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霍尔认为，过去的消费与收入的信息，对当期消费的变化不会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最优消费者行为的人群，已经将当期所有可能得到的有价值信息都反映在当期消费中。而当期的消费只与前一期消费有关，从而推翻了生命周期假说中消费与收入、财富等其他因素的相关性。因此，由随机游走模型的性质可知，服从随机游走模型的消费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然而，由于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与关于消费和储蓄的传统观点严重背离，后来许多经验研究结论明显不符合随机游走假说，同时也由于效用函数依然被假设为二次型，所以在这个模型中，不确定性并没有对储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也无法解释继而出现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现象，从而引发了后续大量相关经验假说，其中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
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s）是指风险厌恶型消费者在面临未来不确定性时，为了保持未来消费的平滑性而进行的储蓄。利兰德于1968年首次对预防性动机的储蓄模型进行分析，他定义预防性储蓄为未来不确定的劳动收入引起的额外储蓄。利兰德量化了消费者的谨慎性动机，引入了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即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确定性等价理论将不再成立。当消费者感知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程度会上升时，未来消费的预期边际效用也会相应提高，比较确定性的情况，面临不确定性的消费者会进行预防性储蓄用于未来消费，以求获得最大效用。因此，消费者进行储蓄的动机有两个：一是预防未来不确定性的谨慎动机；二是平滑跨期消费的动机，以防低收入时期受到流动性约束。然而，在数学模型中加入谨慎动机后，模型很难得到解析解。
1989年，扎德斯研究了在收入随机波动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对消费最优行为的影响，验证了不确定性对于消费决策的影响力度。他发现，在常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RRA）下，如果没有收入的不确定性，人们会消费更多，即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金融资产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这些消费者明显对预测到的收入变化呈现出过度敏感性，收入的暂时性变化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更高一些，而对未预测到收入的反应则迟钝许多。卡贝里罗（Caballero）1991年采用CARA效用函数求解了跨期最优模型，得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储蓄和财富积累函数，并进一步测算了预防性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他认为，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不在乎不确定性，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消费行为不存在过度平滑性。但如果将不确定性考虑进来，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此时表现出过度平滑性。根据跨期预算约束，消费行为同样也会表现出过度敏感性。
迪顿于1991年发现，缓冲存货的出现是高折现率、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消费者不愿意过度负债等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卡罗尔将消费者的谨慎和缺乏耐心同时纳入了模型，谨慎意味着多储蓄，而缺乏耐心则意味着多消费，同时具备两种特性的理性消费者倾向于维持一个固定的、与其收入及收入风险相适应的目标储蓄—财富比，两种心理状态转换的条件是目标财富水平与实际财富积累的关系，即当财富积累超过目标财富水平时，消费者缺乏耐心的程度比谨慎程度更强烈，将倾向于消费；反之则倾向于储蓄，以使财富积累达到目标财富的水平。预防性储蓄动机会激励那些面对流动性约束的行为人进行储蓄，从而学者提出加入流动性约束的缓冲存货模型基本形式。后来，卡罗尔在2001年验证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与否并不改变消费者的最优路径，即使流动性约束完全不存在，居民也不会进行借贷。
戴南（Dynan）于1993年提出了一种测度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模型，他使用二阶泰勒展开的研究方法，并采用消费增长率的平方项来衡量不确定性。虽然戴南最终的研究结果是消费者基本不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是他提供了一个测量预防性动机强度的方法，为该领域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分析范式。并且，预防性储蓄动机使用谨慎系数来刻画，可以直接获取各参数的值，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策的取向问题。
西方经济学界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即消费对于预期收入呈明显正相关。流动性约束理论是在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认为信贷市场的不完善致使年轻的消费者及那些受到暂时性收入影响的消费者不能通过信贷来平滑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即流动性约束理论放弃了传统模型中消费者可以以相同利率进行自由借贷的假设条件，认为消费者的借款利率通常要高于储蓄利率，并且许多人往往不能以任意利率借入较多的款项。流动性约束也被称为流动性限制，也有文献直接称为信贷约束，是指消费者从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取得贷款时所受到的限制，其认为金融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影响了消费的跨期最优配置，使消费者无法跨期配置与一生总收入等价的消费水平，从而表现出实际消费比消费需求要少、出现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等现象。
在流动性约束理论提出后，学者便对其含义界定、表现形式、作用机制、影响程度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扎德斯（1989）将流动性约束定义为某一较低的资产水平（相当于其两个月的收入），如消费者所拥有的财产低于其两个月的收入，则该消费者便是受流动性约束的。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假定消费者能随心所欲地贷款消费，这显然是以完全信息和充分发达的信贷市场为前提的，即假设不存在流动性约束或信贷约束。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上，由于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流动性约束是必然存在的。在发展中国家，除了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原因，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使流动性约束的情况更为严重。流动性约束通过两个途径降低消费：第一，当前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使消费者的消费相对于其想要的消费要少，如消费者受到严重的流动性约束，那么消费者就不能够容易地平滑其一生的消费；当消费者处于低收入阶段时，即便其有较高的收入预期，也借不到款项，因此只能进行较低的消费；这时，消费者提高消费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积累财富或者延迟消费，直到高收入时期的到来。第二，未来可能发生流动性约束的预期也会降低消费者现期的消费，假设消费者在t-1期存在收入下降的可能，如果消费者不面临流动性约束，那么其会通过借贷等方式来避免消费在下一期的下降；如果消费者面临着流动性的约束，那么收入在下一期的下降将会导致消费的下降，除非消费者拥有一定的储蓄。
纵观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对影响人们消费行为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的认知逐渐深入并引入分析的过程。从内在人性及消费心理上看，以下三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人性假设：第一阶段，短视的、非理性的消费者；第二阶段，眼光长远的完全理性消费者；第三阶段，眼光长远的有限理性（接近理性）消费者。在考量消费的关键外在影响因素时，也经历了收入由确定到不确定的认知过程。在研究方法上，凯恩斯基于他的“心理定律”进行推理，而弗里德曼等在提出假说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的实证分析。大量数据也被用来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力求假说能与实际消费相吻合，以提高理论的解释力。但也正因为过度追求模型的精巧，运用繁杂的数学运算反而削弱了假说的实际意义。同时，应该认识到，每一种消费函数理论只具有有限的解释力。消费函数是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抽象和概括，而在实际中，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制度下，人们的消费心理及其他影响消费的外在因素是随时在变化的，因而消费函数也必然没有统一的形式。当然，上述模型和假说为我们分析消费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与框架，具体的研究仍然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