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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最早由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1996年出版的《数字经济》中提出 [1]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兴起的数字经济》使这一概念广为人知。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的不断融合，数字经济“逆势上扬”，成为各国稳定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的关键抓手。数字技术发展使数字经济内涵不断丰富，目前比较常用的概念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定义强调数字经济的两个关键特征：数字化知识和信息即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现代信息网络和信息通信技术即数字技术改变了生产方式。此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其涵盖了四个维度：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三是数字化治理，包括但不限于多元治理，以“数字技术+治理”为典型特征的技管结合，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等；四是数据价值化，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定价、数据交易、数据流转、数据保护等。从数字经济这一内涵来看，同样具备两个特征，即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与数字技术为底层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断加深。对于信息技术融入社会与经济这一过程的定义，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产生了不同的概念。除了早期的“信息经济”和近年的“数字经济”，还存在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新经济、智能经济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产生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出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信息技术引起的社会变革的不同角度的理解。
信息经济是一种日益强调信息活动和信息产业重要性的经济。信息经济理论开创者马克卢普和波拉特认为，信息经济是指以生产、获取、处理和应用信息为主的经济 [2]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尔·霍肯（Paul Hawken）在《未来的经济》中明确提出信息经济的概念，并描述信息经济是一种以新技术、新知识和新技能贯穿于整个社会活动的新型经济形式，其根本特征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信息成分大于物质成分，而且占主导地位，还有信息要素对经济的贡献 [3] 。信息经济可以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理解。宏观信息经济研究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的特征、功能以及对经济系统的作用条件和作用规律，它同知识经济相通，属于同一个范畴；微观信息经济是分析信息产业和信息产品的特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以及信息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强调的是信息产业部门经济。
信息经济是与“数字经济”最相似的概念，也是引起最广泛研究的概念之一。事实上，二者既存在时间上的顺承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内涵差异。一方面，数字经济由信息经济发展而来，是信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20世纪中叶，微电子技术和集成电路水平的提升，加上信息存储基础设施的突破，即第二代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和知识的存储能力。20世纪50年代，数字技术扩散至其他领域，在其他产业的应用与融合过程中，对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在文章《信息经济学评论》中正式提出信息经济学（economics of information）一词，标志着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他讨论了信息的获得使概率的后验条件分布与先验的分布有差别的问题，之后又研究了最优信息系统的评价和选择问题 [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集成电路的规模化、微型处理器的出现等条件下，数字技术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融合进入加速阶段，新现象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信息部门的内涵。1977年，马克·波拉特在《信息经济》中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他将产业分成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政府和企业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通过产出与就业两个方面，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该研究表明在工业经济时代，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 [5] 。信息经济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正式列出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信息经济学和政策》国际性学术杂志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信息经济学教材，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兰伯顿于1984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的出现》《信息经济学与组织》等，系统地介绍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6] 。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技术基础、经济拉动、产业变革和社会变革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信息经济不同的特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生成了全球范围的海量数据，给原有基于分散的终端进行数据处理的能力带来了极大挑战，促使数字技术新特征的发展。20世纪末，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发展迅猛，带动数字技术从信息产业的外溢，在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现象超越了之前学者提出的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范畴，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基于上述背景，预见性地在其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提出“数字化” [7] 。1996年有“数字经济之父”之称的唐·塔普斯科特在《数字经济》一书中提出数字经济概念，预见性地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后将出现新的经济体制，宣告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 [8] 。1998—2000年美国商务部连续三年出版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Ⅰ、Ⅱ）和《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21世纪，数字经济的概念不断传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研究报告开始使用数字经济展望取代了之前的通信展望、互联网经济展望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展望。从信息经济概念到数字经济概念使用上的变化，体现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演化过程，在数字技术在经济部门更加广泛的渗透、应用及融合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将以更广泛、更深入、更高级的方式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更为深刻的变革 [9] 。
网络经济（又称互联网经济）是信息网络化时代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经济现象。网络经济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之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并从网络宽带逐渐发展到移动互联网的新阶段。广义上，网络经济是指基于互联网进行的以资源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为主的新形式经济活动。在当今发展阶段中，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即时通信、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等形态，在网络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及电子商务的落勃兴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是网络经济存在的基础条件，电子商务是其核心。这主要是由于网络经济是伴随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因此围绕国际互联网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兴行业是网络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经济主体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等主体的经济行为，都越来越多地依赖网络，从网络上获取大量经济信息，依靠网络进行预测和决策以及直接在信息网络上进行交易。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交易方式，使得国际互联网成为传统经济一个便捷的交易平台，因此原来通过传统的方式进行的交易活动演变成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交易活动，即电子商务，应当视为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经济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根本动力，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也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依托，以数字技术为根本动力，以富含知识和信息的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促进经济效率提升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网络上交易的产品要么是信息产品，要么是经过数字编码后才能网上交易的实物产品，所以网络经济的核心是通过网络生产、交易和传输的数字化编码产品，故也把网络经济称作数字经济。美国政府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认为，数字经济是信息、知识和技术驱动引发的经济转型及社会影响，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及信息产业两方面，大致和网络经济内容相当，但与网络经济相比，数字经济强调信息技术的数字化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和经济转型，而网络经济则更强调信息技术与经济的网络化特征及效应。
网络经济、信息经济是以互联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为中心，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增加利用可再生的信息资源，小批量、定制化地生产多样性的信息商品；借助信息技术，信息收集、传递、存储、加工的速度越来越快，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与发展方向，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连接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数字经济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使用为中心，主要依靠可再生资源，以富含知识和信息的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大批量、定制化、柔性化地生产多样化的数字商品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生产者、消费者提供了一个便捷、低成本的生产与交易场所，经济主体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平台充分把握市场信息，精准生产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购买更加适合自己需求的个性化产品以及物美价廉的新服务。另外，数字技术使社会变得更加透明，信息传播更加快捷、畅通，使传统经济下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大为改观，从而使消费者主权得以充分体现，可以认为数字经济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高级阶段。
早在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算论争”（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中，哈耶克便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学说——知识分散在个体之中，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可能掌握经济有效运行的全部知识 [10] 。1962年弗里茨·马克卢普在其著作《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中，系统论述了知识和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经济地位。他将知识产业定义为生产知识和提供信息服务或生产信息产品的组织或机构 [11] 。1968年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提出了“知识经济”一词，指出知识经济是指利用知识创造商品和服务，强调知识和技能在服务经济中的重要性。在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学说的全球传播背景下，1997年OECD出版了代表性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直接依赖干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与用 [12] 。该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关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其所述内容包括人类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知识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因而知识经济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要素和增长驱动器的经济模式。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知识经济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信息经济强调信息技术相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网络经济强调互联网进行的以资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为主的经济活动；知识经济强调知识作为基础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数字经济则突出表现为整个经济领域的数字化。数字经济以信息通信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基础，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驱动的产业梯次转型及经济创新发展为引擎，将有助实现经济发展的新飞跃。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颠覆式创新与融合式发展，当前发展数字经济的重点不再是发展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而是已经转变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绝不是特指少数互联网领军企业，而是要大力推进全产业、全主体、全要素、全业务、全渠道的数字化转型。
知识经济的产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并最终孕育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诞生。同时，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人类知识的积累，并加速人类向数字时代的过渡。知识的不断积累是当今世界变化的基础；信息产业、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当代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催化剂；数字经济则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这几个概念相辅相成一脉相承。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年底发表的一组文章中。《商业周刊》在界定这个名词时指出，新经济是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为基础的经济。1997年11月17日，《商业周刊》载文重申，在美国确实存在新经济，并指出新经济同传统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随着“网络股”的飙升，国内外的许多人在许多场合把以信息、网络业为代表的新科技产业或科技板块称为新经济，而把其他的传统产业称为旧经济。在1999年美国商务部的报告中将新经济定义为侧重于宏观经济发展新阶段、新形态，包括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等 [13] 。
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其特点为：知识的作用日益突出，知识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创新成为核心动力，创新是新经济兴起和发展的基础；数字和网络成为重要的信息平台和创造财富的工具。
智能经济的出现与以往的工业革命有着本质差异。智能经济借助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在更大程度上代替人类的脑力劳动，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 [14] 。“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特点在于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它对人类劳动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 [15] 。
智能经济是由智能技术推动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智能经济是建立智能技术基础之上的，重视技术应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以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为主要形式，以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为应用领域，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实现智能化的全新的一种经济形态。2019年1月，阿里研究院在《解构与重组：开启智能经济》报告中指出，智能经济是使用“数据+算法+算力”的决策机制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经济形态，具有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人机协同为主要生产和服务方式、以满足海量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经济价值追求方向三个特征。尽管智能化技术能否带来经济增长存在争议，但报告中依然描绘了智能经济的未来图景依赖强大的计算能力，满足用户实时、个性、碎片化的需求，并据此进行生产，实现供需之间的精准匹配。这个全新图景的实现依赖于新的物种。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就提出智能代理模式，最简单的智能代理就是机器人 [16] 。智能时代，智能机器将更广泛地应用到人类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智能经济发展的关键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