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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是随意提出来的，是在影响当代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经过科学比较选择、精心总结提炼，抓住最为紧要、最具决定性的五大要素，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发展理念体系” [19] 。可见，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是价值排序的结果。所谓价值排序“是首先对各个价值理念进行价值清理，在清理过程中所得的各个价值理念之间进行优先性的顺序排列，以便在价值原则冲突之时明确何者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 [20] 。在总结、提炼、形成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以何种价值原则为基准对影响发展的众多因素进行排序、抉择规定了新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不同路径，揭示了发展问题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总的来看，发展既关系到价值认知，又关系到现实践履。发展被赋予了主体性价值期望，即认为“通过发展，全人类都可以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性预期，可以促使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逐渐合理化” [21] ；发展也被赋予了主体性价值评判，即认为满足了主体性价值期望的发展就是好的发展。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就是以对发展所持的价值期望与价值评判为主要依据，追求实现好的发展。基于此，历史上的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方案总体上可归约为两种：“发展好的”与“好的发展”。
“发展好的”是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一种选择方案，它首先由建基于实证主义哲学的自然主义提供发展的逻辑根由。实证主义认为：“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 [22] 可见，实证主义视域下的发展是人基于自然秩序对未来的可能演绎。自然秩序与人的智识是诠释发展的存在基础，并且，自然秩序构成人之认识发展的价值前提。这揭示出自然秩序与人之智识发挥的价值规定，即人对未来的推演内蕴着向恒定自然规律的普遍信条的复归。可见，发展选择应倾向自然主义的选择意蕴，好的发展便是要发展符合自然规律要求的“好的事物”。这为排序形成“发展好的”的路径提供了解释基础，也显示出镌刻着自然主义选择倾向的“发展好的”在发展实践中存在的基本逻辑，即以对自然规律的阐释方式及思维定式为实践规定。
一方面，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命题阐释自然规律。向自然规律复归的价值认识强调凭借自然科学命题阐明其所能言说的事物。其“不仅试图对意义、真、价值、认识等作自然主义的说明，即将它们自然化，同时还设法将自然化模式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 [23] ，进而规定了以自然科学的符号和算法来表征与推演发展，并使之沉淀为发展的实践逻辑。其实质是对发展进行物理剖析、化学反应、数学推算等自然科学方法的检视，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符号和算法精准地拆解发展，以此强调发展的精准性、确定性与规范性，并认为能够精准度量、凭借符号呈现的发展就是“好的”，就应当被发展。我们肯定此种“发展好的”核心主张的价值，因为其假定意义、真、价值等能被符号化、公式化处置，是对人之存续、发展的积极求索。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能被悬置或忽视，即发展是有限价值与无限可能的集成。发展是对人与社会之存续的回应，价值在于让人与社会在不屈从于外部的固有必然性的同时建构、表达和实现自我。必然性的“强势”规定着发展的有限性，而人与社会在屈从之下的自我建构与表达又包含着创生发展的无限可能。公式化的发展分离了发展的有限与无限，并造成有限发展对发展无限的遮蔽，将发展能力固化于特定的“公式空间”，消解了发展的创生性和无限可能性，这是该发展理念的价值偏颇。
另一方面，人在进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向自然规律复归的思维定式内蕴着自然主义的发展选择倾向，这表现为人从自然中习得的选择结构与习惯，即“扶强不扶弱”。具体而言，人的进化发展是“天择”之下的“适者生存”过程，自然的强大性规定了“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自然选择适应性强者”成为人从自然中成长起来的基本思维，并逐步沉淀为人的文化心理，认为这是发展应当遵循的自然规律，能保障发展的承续性。以此种文化心理为实践逻辑规定的“发展好的”便认为“强的”即是“好的”，重视“强者”发展优先。诚然，“发展强的”有利于凸显发展特色、有助于产生特色发展、易于形成集中优势，从而增强发展的竞争力。但自然选择的文化心理实则反映的是从自然选择中养成的路径依赖，弱化了“社会发展是有目的的自主选择的过程” [24] ，放大了自然，缩小了人。“马太效应”“木桶效应”是一味地强调“发展强的”的必然结果，违背了现代发展重视的强者应帮扶弱者的道义诉求。同时，诚如亨利·柏格森所认识到的，我们唯一能把握的是进化的结果，而非进化本身，因为进化是产生结果的行为。 [25] 因此，应当从进化结果反观进化行为，把握进化复杂性中的确定性。“发展强的”只是基于看得见的进化结果而做出的对如何进行发展的价值安排，忽视了发展作为产生结果的行动而具有的复杂性。“扶强不扶弱”的简单化思维往往伴随着“发展强的”就能达到“发展好的”逻辑幻想。
其次，“发展好的”体现了工具理性实践心智的要求。研判合理性是对发展理念进行价值排序的前提，构成该种发展理念得以出场的内在规定。马克斯·韦伯认为，合理性具有形式与实质之分，“形式合理性是一种事实判断，主要被归结为手段、过程的可计算性，实质上是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与权衡，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 [26] 。而实质合理性则与之相对，强调以价值判断为根，认为目的为合理性提供根由，价值理性是其集中表现。“发展好的”强调将发展置于精确化的公式计算之中，以计算的精准性保障发展的确定性，重视对“计算”这一工具的使用。同时，其又认为“发展好的”（强的）具有承续、推进发展的工具能效。以韦伯对合理性的区分为依据可知，工具理性的实践心智是“发展好的”的本质体现，构成了“发展好的”经价值排序而得以呈现的合理性根据。
而工具理性对工具实用与工具能效的重视体现出的是实用主义的经典气质，即一种注意最终的事物、成果、事实与结果的确定方向的态度。 [27] 因此，任何存在都可以也可能成为最终的事物、成果、事实与结果得以呈现的工具。 [28] 由此可知“发展好的”的价值要旨，即要通过发展这一工具让人得以证实、确认获得了相应的结果，这也披露了以工具理性为合理性安置所具有的双重先进性。一是以有用性为价值引领，重视以实践成效为依归，可规避华而不实的发展实践，避免资源浪费与时间流失；二是以发展结果的确定性推动对多种工具的使用，以满足不同层次、方向的发展期待，可提供发展勇气和坚定发展信念。应当注意的是，工具理性为“发展好的”赋予的双重先进性是以发展结果的确定性为前提设定的，“最看重的不是首要的原则，而是实践的后果” [29] 。而这却又留下了面临诘问的巨大隐患，表现为以工具能效意识完全替代“发展好的”作为发展理念而应具有的价值理性意识，将本应内蕴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自觉的发展理念仅视为能够被精确计算的发展实践。然而，从现实性和问题域看，以工具理性为优先原则的“发展好的”却具有广泛、可见的现实根基，即遵循现实发展（事实判断）能推动发展（价值判断）。概言之，坚持工具理性优先利于“发展好的”释放最大工具效能，提升发展效率，这是进行发展应当坚持的价值前提。然而，过分强调发展的工具价值会遮蔽发展的价值理性，极易走入发展极端，致使发展凌驾于人（发展理念）之上，导致发展异化。也就是说，将发展视为外在于人并成为主导和支配人的超人类力量，会对人与发展的关系造成颠倒和错置，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相悖。现代发展问题是多个场域的交织综合，既涉及人与自然，又关系到社会之时间与空间等，仅以工具理性作为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绝对优先原则只能是对现代发展问题简单的粗线条把握，不能做到对发展问题的根本性和整体性把握。
最后，“发展好的”受短期物质利益的驱动机制催生。工具理性的价值排序依据为“发展好的”的出场提供了内在支撑。然而，发展理念的形成不仅需要内在的依据支持，也需要外在的现实刺激。一般而言，“人的利益”是刺激一切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外在因素。总体上，物质发展与占有自由是人之利益的根本内容，构成了人追求发展的基本向度。两者存在着正相关，表现为在追求物质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物质越发达，人的自由发展就越彻底。加之物质发展具有的较人之自由发展的直接可观性，追求物质利益的发展成了人追求发展的一般性表达。而对人之自由的持续性发展的要求规定着物质利益存在着根本的与短期的内在质性之分。如何把握具有内在质性之分的物质利益是与之相应的发展理念生成的关键。詹姆斯·穆勒曾露骨地指出人的选择存在着“惯性思维”，认为人会经常性地就近选择呈现在眼前的利好，尽管他们知道这样的选择存在着次级价值 [30] ，即人偏好于眼前的可直接感受到的短期利益。因为其具有满足人之短期需要的确定结果，能激发人的发展热情、推动发展理念获得迅速的现实实现。
然而，发展的社会历史却又深刻披露了这一发展选择的现实困境与价值转向。20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因片面追求工业经济价值而造成的环境大损害，深刻地揭示了以满足短期利益为指引的发展道路面临的现实与价值的双重诘难，即人所获取的短期物质利益在一定时间内满足人之发展需要，却构成了人之自由持续性发展的实质阻碍。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应运而生，其强调发展应以人类的根本利益为战略与价值考量，关切发展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追问发展的价值原则，要求将发展深入到人之存续和人之自由的问题域。以工具理性为合理性安置的“发展好的”以发展的事实判定为基础，将发展的价值、目的、原则等价值认识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生成“发展好的”的外部刺激是推动、整合发展的短期物质利益。这内在地决定了结果主义式的发展实践安排，并体现为以增进与助长人的直接利益来实现对人之需要的满足。
我们在肯定此种发展安排的积极意义时，更应看到其存在的原生问题与内在困境。鲁道夫·奥伊肯曾深刻地指出，贫瘠荒芜的印记将不可避免地打在以助长和增进人之直接利益为目标的整个文明之上，这种文明必然不能促进人的基本本性获得任何内在的改变与提高。 [31] 这再次强调了以短期物质利益为发展刺激存在的本质弊病，即短期物质利益满足的确定性带来的违背物质发展与人之自由发展应然关系的风险。因此，只有从根本出发，在肯定以短期物质利益为外在刺激存在积极意义的同时，以发展的长远性、综合性矫正其短视主义的弊病，才能使物质发展与人实现自由的应然关系成为发展实践的根本指引，从而使发展既包含着现在，又充满着未来。
概言之，以工具理性为合理性安置的“发展好的”重视工具的现实效用，以就近的利好为驱动并偏好自然主义的选择倾向，这既展示出“发展好的”的现实优势，又构成“发展好的”的内在缺陷，集中体现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发展好的”所具有的现实优势能使其成为导引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随着对发展意义的不断反思与追问，最初阶段的必然选择并不等同发展的应然选择的意识逐渐出现并成长。基于这一认识，为发展理念价值排序寻找更优的合理性从而实现对“发展好的”的价值超越成为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由此，“好的发展”出场。
韦伯在分析合理性的同时，也发出提醒和警告，那就是工具理性已经逐渐遮蔽了应当关注发展的权利、原则、价值、品质与境界的价值理性。“好的发展”首先从导引发展实践的基本逻辑对“发展好的”展开修正。“好的发展”重视从发展本身出发，认为发展是一个价值概念，具有“‘向上的’、‘进步的’、‘好的’方向” [32] 。相对于“发展好的”在实践逻辑上将“可计算的”与“强的”等可用物理手段检视的现实事物视为“好的”，“好的发展”认为真正的“好的”应当是充满着价值意涵的“向上的”“进步的”，真正好的发展不是“可计算的发展”，而是发展价值意涵的彰显。因此，“好的发展”以“价值”重构发展实践应遵循的内在逻辑，彻底瓦解了形成“发展好的”合理性的逻辑根基，并指出“发展好的”不是真正通往好的发展之路，以此开启了批判与解构“发展好的”之序幕。
紧接着，“好的发展”紧紧抓住“发展好的”的核心弊病，即因工具理性的极端演绎造成的反过来对控制、支配人的价值漏洞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从发展的社会历史揭示出发展由人创生的客观事实，指出发展为人推进的基本样态，肯定发展被人需要的一般本相，得出了发展是人之持续性过程的价值认识，擘画了人类创造与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历程，确证了使人过上美好生活是发展的集中表达。以发展的社会历史为据，“好的发展”坚定地凸显了靠人发展、为人发展的价值立场。“好的发展”认识到这一价值立场根本规定着发展在何种程度、何种品质、何种境界上使人在服从必然性之下表达自我，建构与发展人之自由本质。这直接反映出“好的发展”所具有的发展意识，即认为好的发展必须是向人的复归，直面人之根本利益，是对人之本质的重拾与解放，是对人之生活世界意义的重新找回与可靠探索。这决定了试图以人对发展的彻底占有来矫正发展对人的支配与统治是“好的发展”内蕴的价值倾向。这也表明“好的发展”与“发展好的”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及追求方式存在着本质差异。同时，“好的发展”这一发展意识又直接提供了批判“发展好的”的“武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批判”中。
第一，对“发展好的”以短期物质利益为外在刺激追求物质利益与自由占有应然关系时存在的悖论进行彻底批判。这集中体现为“好的发展”将人之根本利益表达为人之自由的彻底实现，由此规定重回物质利益与自由实现的应然关系是发展的核心要旨与根本线索。这意味着促生“好的发展”的外在刺激与“发展好的”存在着不同质性，是以人之根本利益为规定的。并且，在从发展的社会历史确证人之本位的发展立场时，“好的发展”也看到了追求人之自由的彻底实现存在长期性特质，认为这一特质构成了发展具有消解物质利益与人之自由占有悖论的内在性，转而进一步批判了以短期物质利益为催生的“发展好的”存在着忽视发展内在性的弊端。
第二，对“发展好的”采用符号与算法这一充斥着结果论意味的计量式的发展路径安排进行深刻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批判表现为上一批判的延伸。发展的长期性特质表明发展的本质是一个过程，进而就意味着发展因其所处阶段的差异性而存在着发展议题、发展条件、发展场域、发展评价等一系列的变化，存在着鲜明的流变性特征，即发展的不确定性。这就揭示出了以精准的计算规定发展的确定性存在着这样的价值倾向，即彻底否认发展因其过程性本质而携带的不确定性。同时，“好的发展”还从追求发展的集中表达，即美好生活的诉求主体与受用主体——人出发，进一步确证了发展的过程性本质，因为人是过程性的存在，“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 [33] 。由此，“好的发展”深刻批判了“发展好的”采用计量式的发展路径安排存在的对发展确定性与不确定的偏差性认知。
第三，对“发展好的”指认的单向度集中力量“发展强的”的实践选择进行深刻批判。这集中体现为“好的发展”要求以整体性方法论意识把握发展实践，观照发展的整体性特性。具体而言，片面地强调强者发展存在的“木桶效应”已然折射出整体性是发展的固有特性，因忽视发展的整体性而产生“木桶效应”在本质上是对人追求彻底实现自由而面临制约、阻碍的反映，这也披露出人之彻底实现自由的努力是一项整体性工程。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强者发展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的偏离，因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指向是发展应面向充满整体性意味的所有人。而片面地强调发展强者则是对人之差异的固化，会导致出现“马太效应”，进而让自由发展成为特定人群的特定事业，其实质是将同类存在的“人”偷换成特定人的存在，造成对人之整体性的解构。
不难发现，“好的发展”是围绕着价值理性与问题域意识展开的对“发展好的”的多重批判，并逐渐建构起具有深邃伦理意涵的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即以伦理要求和伦理诉求为内涵的发展才能真正地通往好的发展。这构成“好的发展”理念的价值表达与路径安排。约翰·博德利指出，只关注物质经济的发展，反而会使他们的生活水准被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使人人都将被打上发展受害者的标签。 [34] 正是由于只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代价与焦虑，才构成了“好的发展”出场的现实之维。基于此，“发展并非天然合理”的提出为反思发展进程、评价当下发展、规范未来发展提供了价值论的前提。 [35]
但诚如对“好的发展”这一发展理念的批判一般，从其对“发展好的”的批判来看，尽管“好的发展”做到了对“发展好的”价值认识优化，但其未能有效融合“发展好的”的合理性，如强调发展的现实性，而是将其全盘否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发展好的”的批判，“好的发展”所建立的是不充分的人本主义发展观。这集中表现为过度关注人之发展理想，而忽视人之发展现实。即，“好的发展”只关涉了发展对人的应有价值，而对如何超越人因发展而造成的现实困境弃之不理，从而就决定了“好的发展”在认识、引领和建构发展上的有限性。对于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而言，如何呈现出对“发展好的”和“好的发展”的扬弃与超越，展现先进性和优越性，则是我们在理解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时需要进行深刻回答的更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