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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发展，必然内含着鲜明的发展价值观的关切。发展价值观的有无和合理、先进与否，决定着发展实践的质量和发展的品质与境界。” [3] 而对于“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以何种价值论设定作为自身深刻的毋庸置疑的理据，向来是一个难题” [4] 。在丹尼斯·古雷特看来，“我们如果不掌握发展的内在含义，不管有多少关于发展的资料，用处也不大” [5] 。因此，以何种发展理念/发展价值观作为发展指引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和把握发展的内在含义以及实践中的运用。
当下，从广义上来看，对“何为发展”的认识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从这些认识争议之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约出以下几种发展意涵：“第一种涵义，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自然过程，一个不间断更新的、不可逆的过程，一种社会的进化过程。孔德、斯宾塞等人持这种看法：‘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至善，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第二种涵义，充分考虑了人的主体能动性问题，明确地赋予 ‘发展’一种清晰的价值判断，认为 ‘发展’蕴涵着一种趋向更好目标的方向性意义，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价值选择，是一个与价值密切相关的范畴，不能离开价值观来谈论发展。这种看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第三种涵义，‘发展’不仅被视为一种活动，而且意味着一种结果的状态，即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意味着进入了 ‘发展’的状态，反之则仍处于发展的过程中。” [6] 基于对发展的第一种认识就出现了自然主义发展观，“这种发展理论只推崇 ‘如何发展’得 ‘科学’，而对于 ‘发展究竟为了什么’一类的价值问题，却付之阙如” [7] 。这种发展观受到了对发展的第二种认识的强烈批判。对发展的第二种认识强调，在一种完整意义上，发展不是价值无涉的，“发展是实现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以发展求生存，是文明社会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实践价值法则。在此法则支配下，人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一种类型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都必然禀赋着内在的文化价值关涉——承诺、承载并依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规定着人类生活价值观（理想、信念）选择、确立及其践行的限度与边界，努力实现着某种价值理想” [8] 。
从这一批判中，不难发现，对于“发展理念决定于发展”的认识被转化为了“‘发展价值’决定发展理念”。“所谓 ‘发展价值’，就是指蕴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引导社会发展的深层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总是在根基处承载着一定的价值承诺和假设，都总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价值原则和价值尺度的范导下进行的（不管这种理念和原则是否被人所自觉意识和把握），这些 ‘理念’、‘原则’和 ‘尺度’直接作用于社会发展的方向选择、目标设计和模式筹划，塑造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品位和层次，并因此对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9] 但在认识“发展价值”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其狭隘化的异化取向，即将“发展价值”简单、线性地等同于经济增长，从而形成了唯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消解了发展理念深刻的价值基础。对此，不少人批评道：“人类文明的历史表明，没有脱离特定价值论基础的发展实践，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社会事实，同时也承载着更为深厚、深刻，更为基本和紧要的人类基本的生存、生活价值理念。” [10] 重新找回“发展”与“人之生存、生活”之间最本质的联系由此成为发展理念得以形成的价值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不同的发展理念所体现的是对影响发展与人之生存、生活之间关系的各类价值的排序与取舍。这也为如何定义“发展”提供了更具基础性和优先级的诠释视域，即人之生存、生活境况。
德尼·古莱是从这一视域把握发展问题的重要代表。他认为：“取得发展并不是一种自我生效的绝对目标，而是一种相对较好的、只是取得某种特定生活意义上较为可取的状况。正是没有看到这种相对性，使得许多人把发展变化进程等同于它的目标，这样就把一个工具性目的错认为成就性目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 [11] 从人类生活史的角度来看，人类诉求发展的全部历程就是一部认识和追求美好生活史。然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论争。其中，经济的与物质的发展常被建构为美好生活的全部图景。但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这只是抓住了定义美好生活的外围，从更深刻的价值指向而言，美好生活是我们实质性自由的占有与获得，并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表现这种实质性自由的能力、机会。因为“我们都无法否认，自由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我们有理由估价我们的自由，当我们评价一个社会的利弊或者某种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否时，我们很难不以某种方式思考不同类型的自由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实现与剥夺情况” [12] 。从这些对于美好生活定义的众多争议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的是，美好生活是一个能改变我们生活世界的命题，从根本上指引着发展实践，对美好生活的认识和把握规定着发展质量、发展品质与发展境界。而美好生活作为“一个 ‘改变世界’的命题，其必须诉诸 ‘实践’。”“推进美好生活实践，使其从一种目标性的图景变成一种真实的生活样式，要避免碎片化、片面化的观念倾向，必须要以系统的实践来推进美好生活的实现。” [13] 这种“美好生活实践”就是“发展”，它的系统性就表现为对发展理念及其先进性、优越性的现实吁求。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深度探索和践履，体现了对全人类发展问题的中国贡献。一方面，新发展理念“向人类承诺一个美好生活、美好世界的理想” [14] ，对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进行了中国回答。“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美好生活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在主体内在需要层面，美好生活是中国人民物质、精神等需要日益增长的现实表达；第二，在主体生活理想层面，美好生活是中国人民生活理想的时代表达；第三，在生活样式层面，美好生活是基于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及其实践之上所生成的生活样式，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阶段性转化后，美好生活成为了人民所渴求的生活样式。因此，在新时代的时空背景下，美好生活是人的内在需要、生活理想与生活样式的统一体，是社会发展与矛盾运动的产物。” [15] 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对发展品质做出了价值规定。2021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 ‘根’和 ‘魂’。” [16]
从现实议题来看，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发展实践公共性的、科学合理的、系统全面的表达，是面向全人类共同福祉和共同价值目标的具有建设性的行动方案。它对美好生活与发展的把握最终所表现的是对“如何生活”“如何共同生活”“如何幸福生活”的价值追问，也就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如何把握“能做”和“应做”；在处理人与社会或人与人的关系时，如何把握“公正”和“平等”；在处理人与自身发展关系时，如何把握“物质”和“精神”。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一种“被正确理解了的发展，关乎优良的社会关系秩序与稳态化的社会结构，坚定地依托先进、优越的制度实践，为人类文明所公认的高远的价值理想所引导，强调发展实践必须致力于目的和手段、当下和长远、效率和公平等的有机统一。” [17] 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是 ‘压缩的现代化’，它使中国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所谓的第一、第二现代性 ‘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 [18] 这尤其表现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公正性、发展与自然的和谐性、人之自由全面发展的推进性等方面。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众多共时性困境反映在价值论上，就是发展与发展正义的价值难题。对于这一难题的开解，归根到底依赖于发展理念的变革。这被我们对美好生活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更高质量的追求的发展历程所印证。因此，可以说，因发展引起关于发展正义的价值难题，也必将通过不断地修正、完善发展理念而逐步得到解决。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发展和践行就是对此的时代努力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