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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习惯于认为经济动力与冲动来自于“理性个人”及其纯粹无感情的成本与收益计算，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后，“理性人”假设作为该假设的延续使经济学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理念表明：即使经济交往过程并不以道德哲学作为基本观照，但人们竞相追逐私利所造成的意外结果要比人们有意识地奉献社会更能有效地创造财富并增进社会总体幸福。就此而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希望避开纷繁复杂的道德问题，仅通过使“收益—成本”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进而实现目标及手段的最优选择。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极大复兴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承认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会受到社会规范的重要影响， [4] 新自由主义关于发展的政策主张以及其作为一种凯恩斯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同样需要得到价值合理性的辩护。
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现实的发展情况是复杂的，它不是目标与手段间单纯的数理计算、数理推演以及数理模拟，为了确定更可靠更有利的行动方针，它经常涉及伦理与经济之间具有因果连锁反应的决策分析模型： [5]
1.我们的政策应当完全受道德或社会排序R的支配。
2.X的结果在R中排序高过经过认真考虑制定的其他任何政策的结果。
3.因而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做X。
在这样一个三段论中，“前提1”来自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价值承诺，“前提2”来自实证经济学以及对所有方案相关道德重要性的知识和经验解释，“结论3”是个道德判断。这表明经济学家使用计量效用或比较效用来提供某项方案确切的重要性和优先权时，从原则上来说，他们将不得不依赖对伦理或道德观点的一般掌握来使决策更加合理，从而强化行动上的有效性。
据此而言，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创建一种解释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不仅能够将一些关键的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的概念引入其中，而且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有助于维护新自由主义的正当性，进而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提供强劲的道德或伦理支撑，消除古典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道德合理性批判。在此议题中必然涉及影响最为基础的众多规范性概念。其中，自由偏好、权利博弈、帕累托排序是新自由主义对发展进行伦理辩护，说明发展非价值中立性的三个基本维度，成为表明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优先性理论建构的主要标识。
首先，偏好满足的自由理想。评价任何一种人类事务的道德性和正当性都离不开对“自由”的满足，这源于个体对其身体与心灵的天然拥有。新自由主义的根基性伦理辩护极大地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这表现为它是从理性个体的偏好自由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开始的。 [6] 每一个个体都对自己的身体、能力和天赋力量拥有原初的道德自由，个体自身的生命具有独立的、不可侵犯的道德意义。这一观点早在17世纪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中就已得到清晰阐明：“这种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干预的自由，对于一个人的自我保护如此必要，而且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不能放弃这种自由，除非连他的自卫手段和生命都一起放弃。” [7] 新自由主义关于社会正义的宏大意旨在于赋予个体自由以更大的价值地位，其中，经济自由要比其他自由权项更为基本，因为其他权项只有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才具有得以展开和实现的可能，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进而能使人真正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道德主体。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基于理性选择的个体偏好满足是判断发展伦理自由原则的“阿基米德支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重视个体的偏好满足，是因为他们相信类似“偏好”的比较概念要比一个类似“欲望”的非比较概念能更好地说明个体或群体的某种善的倾向。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善是许多个人对他们自己幸福的评估的集合，而不是某种可以撇开这些个人偏好并只根据某种独立的道德理论而予以评估的东西” [8] 。实现自由的伦理前提不是自上而下强加设定的，而是承认个体自由的内在价值，从而使人们更有可能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而尊重并满足人的偏好是维系人的尊严、实现人的自由的重要表现，它体现为个体可以在行动前对多种预期结果进行效用排序，并自主采用效用顺序靠前的方案行动。市场可以依据人们的偏好把资源分配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并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实现充分就业，由此形成个体福利与社会福利最优的道德循环。
从直觉经验来看，自由地为每个可取行为赋予效用值已深深刻在公民的道德认知中。效用函数预期值的最大化所表达的主观偏好与理性选择，使个体反而具备了进一步塑造社会的能力，创造更大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当代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据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做道德正名，他认为极少有人正面评价新自由主义经济对道德的贡献，新自由主义经济特别强调对个体的尊重，即对其设定的需要、品位、选择和判断的尊重。“我们都在为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工作条件以及他们所得到的微薄补偿深感哀叹。然而，肯定有某种道德力量在支撑这种状况，即只要这些工人是自愿受雇的，那么他们便是因为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来做这份工作的。难道减少个人的选择才是尊重吗，才是慈善吗，甚或是关切吗？” [9] 相比其他选择，“许多人选择受雇，是因为这样做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比任何独立经营所提供的更好，更能让他们去过他们所想的那种生活” [10] 。自由显然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是我们做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偏好满足的适当体现，都是理性对自己的最优配置。
其次，权利博弈的积极作用。“权利”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在现代经济学中，对“权利”概念的理解基于两大思想传统，其一是以福利后果论为基础的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其二是以约束义务论为基础的欧陆先验主义传统。 [11] 前一种观点认为权利能带来积极义务，即拥有自由的个体可以要求获取某种资源或服务；对比之下，后一种观点认为权利只产生消极义务，即权利是对人类某些行为的约束，任何人的权利不得被他人侵犯。因此，权利具有双重伦理意义：一方面，权利是个体实现目的和增进福祉的“驱动器”，另一方面，权利又是保护个体经济活动和私人生活的“护身符”。
这种双重伦理功能，使权利被视为一种社会基本善品，是人类自尊的必要前提条件。“在一个正义的社会，自尊的基础不是一个人的收入份额，而是由社会肯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分配。” [12] 人作为自主性发展主体，其自尊体现在对实现自身意图之能力的合理自信。善生活并非指占有多少资源，而在于这种善生活是否是人们自主行动的结果。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权利的理解是动态意义上的：“事实上，在经济学视角下，几乎任何权利的界定，都依赖于社会博弈的均衡格局。” [13] 由于市场是一个制度框架，在这个环境中人的权利的实现依赖于个体之间的策略互动，当且仅当人们把自己的权利同他人的权利相契合的时候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目的。例如，A有从B手中购买门诊号的权利吗？或者说，B 可以自由转让他看病的权利给 A吗？问题的关键取决于B的意愿。如果B是一位急需看病的患者，那么B不会愿意将看病的权利转让出去，相反，如果B愿意延迟看病或者其身份是黄牛党，那么这项交易会意外成功。换句话说，A是否有购买插队看病的权利取决于A与B的谈判结果。
对照权利关系以及交易规则的界定，政府首先成为市场运作的内在构成要素，它通过一套法律体系首先为私人之间的经济互动划定了相对安全的范围，进而为权利的自由博弈提供了制度基础。在基础法律框架的保障下，按照诺奇克“按其所择给出，按其所选给予” [14] 的观点，权利关系实则反映的是基于经济考虑的意志关系，权利的变动、转让、增补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它所带来的变革使得个体能够在经济事务中有效地评估潜在风险与回报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从而决定自己的生活状态。重要的是，“随时随地实施合约的能力是有效市场的核心支柱” [15] 。权利博弈是一种能够进行低成本衡量、实施效率合约、赢得最大净收益的有效方式。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新自由主义开始把人们引向了那些能够增强他们作为自主性道德主体的谈判能力的制度，有限政府或自由放任制实际蕴含了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它构造了规范性标准内在于个体自身的激励结构。因此，将一系列广泛的自主裁量权作为基本的道德权利而尊奉，是新自由主义推定社会制度道德意义的关键之处。
最后，帕累托最优的福祉寻求。新自由主义对发展结果的伦理判断在于经济发展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个体效用，并增进社会总体福祉。它通常以帕累托最优作为参照。总的来看，对帕累托最优的理解可分为这样两个维度：一方面，发展要尽可能地通过市场机制使生产效率最大化、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实现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在没有使任何个体境况受损的前提下，对至少能使一个人境况得到改善的次优结果进行帕累托改进。前者预设了一个效果论的道德诉求，具体来说，即，它主张发展应在完全竞争均衡中创造最大限度的总效用以提高整体福利；后者以帕累托改进作为资源再分配的标准来缩小与道德相关问题的距离，确保社会最不利者的福祉得到提高。
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提供了市场机制产生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在完全竞争、没有进入或退出市场的障碍、不存在垄断等条件的假定下，“公司的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行为以及供求机制决定了所达到的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 [16] 。但此类条件之公平并不意味着发展结果的平等，由于初始资源分配的差异，在长期演进中穷人与富人之间无限扩大的差距在道德上也是无法被接受的。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推定，人们在完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竞争条件下所创造的社会最大总效用会经由“财富下渗”的渗透原理使穷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不鼓吹极端市场或极端放任自由，相反，它主张政府或社会可以通过恰当干预，“有意识地创造出一种尽可能有利于竞争的制度” [17] ，使个体能够在一套完备的市场体系内实现帕累托最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通过调整最初所拥有的资源来达到满意，那么完全竞争就是道德理想” [18] 。罗伯特·诺奇克利用特定的情境描述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进行了阐述：在一个虚拟场景中，诺奇克假设我们每个人的初始分配份额为D 1 ，它按照一种大家都认可的标准进行了初始平等分配；他假定每个人为了观看球星张伯伦的篮球比赛，需要支付给张伯伦25美分，但对观众来说，观看球赛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每人支付的25美分；再假定该赛季有一百万观众观赛，那么赛季结束后，张伯伦会获得25万美元的高额收入。诺奇克将这次分配称为D 2 。诺奇克认为，既然所有人在起点D 1 处都拥有平等公正的分配份额，并且人们自愿处置资源将D 1 转向D 2 ，那么按照“维持正义”与“转让正义”的标准，分配D 1 和分配D 2 必须被同时视为正义的。从本质上来讲，这正是在重新分配要素禀赋后，由完全竞争均衡产生的帕累托最优。
根据直觉主义认识论，这种帕累托最优不仅支持每个特殊个体最想要得到的效用，使每个人的价值选择都得到彻底的尊重；而且还满足一种恰当的道德标准，即程序正义。尽管完全竞争均衡没有产生绝对平等的分配结果，但关键在于所有参与者都能在程序正义的环境中合理地预期并收获他们努力的成果。相反，倘若这种完全竞争行动所导向的分配模式被打破，人们积极创造生产性经济增长的过程将会受到严重损害。在这样一种框架下，道德的做法是认可人们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式将财富进行获利性投资，即如何去实现交换正义，而不是在穷人之间分配。“尽管慈善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是善意的，但是在从事慈善活动时人们必须认识到，它只是帮助别人的一种有限的、不完全的方式。” [19] 并且慈善作为一种危机干预方式得以可能，也有赖于市场创造的物质繁荣。因此只有努力把市场的范围扩展到那些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人，才能使他们从帕累托最优带来的效用满足与物质繁荣中获益。
但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通过自由偏好、权利博弈的积极性以及帕累托最优实现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建构自我对发展优先性的理论表达的努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弊病，招致众多的关注和批判，这集中体现为不公正优势对自尊偏好的干预、权利博弈对社会关系的简单化处理，以及忽视增长的脆弱性等。
其一，不公正优势下的低自尊偏好。关涉人的自由之偏好满足，是被新自由主义置于例证核心地位的基本观点，并且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进入市场中的所谓“自愿契约”实现了人的自由这一伦理目标。考虑到人的偏好可能呈现出来的弱点，“人们很多的需要和愿望都可以被视为是弱点；相应地，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很多交易都可以被罩上一种剥削性的光环” [20] 。越是强烈的偏好，越可能使他们受到那些能够满足这些偏好的人们的伤害。当“买方垄断”市场试图利用个体的弱点获利，进而提供一系列低自尊选项时，个体的自愿偏好恰恰意味着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偏好掩盖下的隐性强迫。
正义不在于个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是否对等，而在于自由关系中是否存在任意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削。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现代经济发展中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自由自愿的，但在这种自愿偏好的背后，那些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同那些占有较少社会资源的人之间存在议价能力的不对称性，从而使许多据称为自愿偏好的行动实质上具有剥削性和强迫性。 [21] 一方面，议价权力的不对称来源于经济分配的偶然性。按照罗尔斯的说法，这种不对称性不能排除资源分配受到自然运气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如若现有的资源分配是自然能力或禀赋的先前分布积累的结果，“我们可直觉到，自然的自由体系是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 [22] 。除了偶然因素导致的不利分配，另一方面，它还进一步将“自然运气较差”的个体限制在了社会较贫困的范围之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面对的是“沃尔泽所称的 ‘绝望的交换’。在这样的交换中个体看来除了 ‘同意’有害的、不公正的或者剥削性的交换以外便很少有其他的选择” [23] 。处于有利议价地位的经济强势一方可以根据其自身利益设定不公正条款，这意味着不公正的优势使得穷人不能在议价时期望较好的境遇和前景。在这场“偏好满足”的把戏中，“消费的本身无疑是双重性的悲剧：以不足为始，以剥夺为终” [24] 。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基于经验的偏好满足不足以作为自由的规定依据。由于个体依据现实的境况作出的实际同意往往是基于某些生活经验，在不完全理性或不完全预见等因素影响下，会导致眼下偏好与实质福祉不一致。例如源自于不工作就会面临失业并导致饥饿的感性认知，工人“自愿”接受由雇主决定的工作。但在康德看来，这种实际同意并不能说明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它只不过是出于感性欲望的一种“假言命令”。康德认为，自由“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这概念，因为经验提供给我们认识的只是现象的规律[法则]，因而只是自然的机械作用、即正好是自由的对立面。……一种不被任何感性条件所战胜的、甚至完全独立于这些条件的规定根据，而正好是引向自由概念的。” [25] 一种实践之所以成为德性原则，当且仅当不依赖那些“偶然依附于意志之上的条件” [26] ，所以，基于主观条件的偏好满足不能作为自由的普遍立法形式。
其二，权利博弈下肤浅的社会关系。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博弈权利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工具理性概念的分析力，它不仅能使双方根据理性谈判推导出符合各方利益的公平诸原则，在客观上弹性的合作协议还能使资源得到最高效率的流动与分配。但从现实来看，由于每个独立博弈者都在权利博弈中秉持“最大最小原则”，即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做最小化的让步，在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的作用下，它始终无法跳出人们非合作的道德困境。“在非重复或有限重复 ‘囚徒困境’博弈中，唯一的均衡即占优势策略的纳什均衡是（不合作，不合作）。” [27] 这也意味权利的策略互动虽可能产生暂时的一致同意，却不能推导出道德真理。
这说明权利博弈的活力有着某种侵蚀社会道德结构的倾向，并以此削弱个体间联系的纽带、威胁权利博弈本身的高效率优势。但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权利博弈所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新自由主义忽略了“关系性的善”对人类事务的重要影响。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它将全部的力量投入在“设计契约”方面以增强对权利博弈负面影响的免疫力。
追求契约的完备性是保障权利博弈顺利开展的关键。虽然18世纪的古典契约论还不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各方面压力作出应变，但到了20世纪，现代契约论不仅能顺利完成较为完全的纯技术契约条款，而且已经明确地将不确定性问题纳入考察视野。它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保险或者第三方的强制规制来取代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是，这种商业保险或第三方仲裁便被确立为一个绝对的理想，一种自足的价值。从实质上说，现代契约论视域下的权利博弈已剔除伦理道德因素，变成了纯粹自然程序演化的结果。然而，这种技术和程序操控下的契约关系却不自觉地造就了一个道德风险社会 [28] ：不可否认任何形式的契约都涉及两个或多个个体之间的某种持续“关系”，但在契约维系下这些“关系”经常表现为一组权宜之计的偶然联结，它主要围绕着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而运转。契约的达成不是基于共同的善观点而是依靠即时的社会接触；契约的履行也不会指望实现某种道德预期，而是有赖于各方设计契约的“能力”。即各方必须具备精确的预测能力、较强的计算能力或诉讼能力，以确保设计出一个效用最大化的正激励契约或惩罚最大化的负激励契约以诱使对方积极履约。由于这些肤浅的契约关系并不考虑其背后承担的道德因素，因此社会博弈的权利关系始终存在一种道德滞后，进而“导向 ‘不断衰落的道德资本’与 ‘始终肤浅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29]
其三，无限增长下脆弱性的社会处境。受益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启动经济增长引擎，数亿万人逐渐摆脱物质匮乏的生存境遇。但新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伦理争议在于，追求经济的最大增长是否是实现人类最大福祉的唯一基础。尽管持续不断的发展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但同样紧迫的是，无限经济增长向人类生存环境注入的不是只有繁荣，还有人类脆弱性的社会处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工业革命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大分流”，它造成欧洲以及随后的北美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巨大且至今仍然未能消除的鸿沟。 [30] 这说明较丰裕的工业化社会对一部分人福祉的改善是以牺牲另外一部分人的福祉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制造着贫穷、冲突、社会排斥以及性别和种族的歧视等恶性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成为发展的受害者。根据《2018年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更新数据》，以物质不平等为例，在最富裕的1%或0.1%人口中的8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最穷的36亿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且全球最底层的一半人口的财富完全不见增长。此外，由于军事冲突、公共疫情或经济危机，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环境指标等维度持续下滑，严重侵蚀和挫伤了人类发展进程。这些逆向发展的演化揭示了现代性发展的双重矛盾向度，即增富与极端贫困化齐增、进步与持续存在的剥夺相伴。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说明我们不仅没有实现全部人的实质性繁荣，并且，“在我们今天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我们正在渐渐侵蚀明天的幸福基础。我们正处在失去所有共同、持久的繁荣前景的真实的危险当中” [31] 。
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的首要公理依然是“帮助世界上穷人的最有效方式是继续开放市场” [32] 。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发展存在着负面后果，这种后果也是对所有人的共同威胁，进而使所有人背负起发展的代价。但事实恰恰相反，它只对那些处于贫困和弱势地位的人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阿玛蒂亚·森将其称为“社会排斥”，即发展的负面影响导致弱势群体实质意义上的“可行能力”被剥夺，从而被部分地或整个地排斥在充分的社会参与关系外。“穷人参与增长的方式是独特的，他们往往是通过增加或更有效地利用他们最丰富的资产——劳动力——来参与增长的。” [33] 但贫困造成的教育缺乏、营养不良、疾病侵袭使他们无法维持基本的劳动能力，进而使他们经常暴露在外在冲击与内在无助的脆弱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