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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理念进行价值排序，要以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与社会现实作为具体情境，厘清各种价值理念的本源性、基础性和紧迫性，进而构建起较科学合理的价值排序图谱。随着社会发展实践的不断深入，我们必须要反思现存社会占据支配地位的发展理念的合法性基础，并且对未来发展中诸多发展理念的相对合理性进行判断与评价，分析众多发展理念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影响。对于适应社会需要的发展理念，要根据其所具有的价值层级进行科学定位，对于可能导致某些风险的发展理念要做出准确评估与必要修正。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新旧发展理念并存，且彰显着各自的价值原则。对发展理念进行价值排序，就是要建立起一种平衡矛盾、多元统一的价值体系，主导社会发展全局，确保发展实践能够科学有序地开展。
历经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出现了新矛盾、新问题、新需求，这些变化为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更迭演进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中国当下乃至更长时期发展指明了思路，规定了发展的方向和着力点，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发展总纲与战略指导。这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8] 五大发展理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贯通，构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有机整体，反映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诉求。
首先，创新高效、优质永续的发展诉求。我国当前的发展更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与经济粗放型的阶段，仍然依赖大规模、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投入，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开采来满足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这客观上却损害了后代人的发展权益。后代人尚未出场，其权益的行使与权利的维护只能依赖当代人的观念与行为，后代人的权利必须由当代人来代理，由当代人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 [39] ，也即从代际公平的伦理维度克服权利与责任分配的冲突，避免当代人获得发展的垄断权。一旦后代人的社会发展权益受限，当代人的价值意义便无从实现，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个人特征和才能，不仅仅是一个与共同体割裂的孤立原子，正是在共同体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特征，以及我们的才能才获得了意义” [40] 。在这个共同体中，确立每一个个体对他者的道德责任，是我们彼此成就对方、实现共享认同的基本前提。因此，当代中国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新时代发展实践必须承担起后代人不劣于我们所享有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责任。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在不同的社会时期，生产力提高所依靠的发展动力却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所以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41]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迁，而发展动力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纵观当今世界，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汇聚发展，特别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机器革命的纵深推进，科技进步已成为当今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创新成为世界发展最为核心的驱动引擎，创新也成为推动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历经四十余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都已经发生了质的跃迁。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创新能力还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42] ，如果仍然以高投入、高消耗作为核心发展动力，靠粗放型发展方式驱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势必会造成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为社会发展遗留下诸多不利影响。科技创新搞不好，就无法实现发展动力的转变，就必然会在全球化发展浪潮中失去自身的优势。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社会的不少行业产能已达到峰值，出现了产能不减、价格疲软等问题，致使企业发展受到制约。要保持企业的优质增长态势，就必须着力培育和增强增长动力，通过发展创新技术，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即“要完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要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彻底打通关卡，破解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 [43] 。因此，当代中国发展理念价值排序必须将创新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统筹推进科技、理论、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创新，突出创新在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价值地位，加快实现优质高效、健康永续的科学发展。
其次，协调全面、绿色开放的发展诉求。发展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系统而孤立的过程，应当从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相关作用场和坐标系中确定发展的本质。当代中国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文化态度应是整体发展、多样并存与生态和谐，单向度的 GDP 增长并不代表全方位的社会成长。发展不协调是中国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问题，其突出表现在区域失衡、城乡二元、代际之间、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物质与精神等多重矛盾关系之中。在以往的发展实践中，我们更多地注重对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而相对忽视人的多维度需要。在新时代，人们的需求正日益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多层次的特征，为此，“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44] 。也就是在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以更具系统性、全面性、包容性的思维实现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内在和谐与外在有序。
一方面，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生存栖居环境，绿色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要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盼望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45] 因此，只有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的原则，我们才能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才能让美好生活的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现实的平台基础上，才能始终保持经济社会健康永续科学发展。“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46]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大势所趋。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牢牢把握发展机遇，解决好内外联动的发展问题，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以开放发展壮大自身、引领世界。而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 [47] 。为此，必须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充分发挥内因与外因的联动作用。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8] 。同时，要辩证把握开放与自主、竞争与合作、引进来与走出去、内部投资与外部投资、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等多种矛盾关系，只有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视野来拥抱世界，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才能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营造出更好的内部与外部环境。
由此，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必须突出强调发展的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就是要在科学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强调扩大开放与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强调不断推进民主政治、文化繁荣、生态和谐与精神文明同步建设的重要性，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维度需求，加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突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的重要地位，才能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与外部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切实解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难题，为实现美好生活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
再次，尊重主体共建共享的发展诉求。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主体地位，强调人的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 ‘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49] 人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又是享受发展成果的价值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与享有者。因此，人是一切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必须要突出人在发展中的价值主体地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人民至上的发展价值观。“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手段，人的发展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人的各种潜能的发挥，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发展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 [50]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注重对于全体人民发展权利的维护，但这并不必然推出在经济社会取得丰裕的发展成果之后，分配正义就一定会实现的结论。如何在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需要重新审视财富的分配正义、财富的社会公益与发展责任的共同承担等问题。马克思阐述的“异化”概念包含了发展成果共享的现实要求，发展成果若不是被人民所共享而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人相对立的东西，那么就会导致物质凌驾于人的价值主体之上，导致人与物处在一种倒置的“异化”关系当中。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感受到的只能是被剥夺感、异化感和无力感。新发展理念要求对发展成果实现利益共享与公平分配，用于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使全体人民的主体权益在公平正义的发展实践中得到切实保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富裕的本质首先表现为各阶层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享有现代化发展成果，换言之，提高作为发展主体的各阶层共同建设现代化的能力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对此，阿马蒂亚·森认为，作为主体的个人是“福利”与“主观能动”、“成就”与“自由”的统一，“自由”与“主观能动”占有更为基础的地位，“我们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至少不能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福利的或主观能动）来代表他的利益” [51] 。为此，收入水平、粮食供给等同质性度量的分配方式在阿马蒂亚·森看来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量化维度的供给不足，还是一种权利不足，只有真正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实现可行能力的增长才是新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因此，新发展理念意在保障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权利与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共建共享问题最终以共同善的价值追求为道德共识，在情感、信念、道德、价值等方面处于互相同意与承认的共享状态是实现共建共享，进而达到社会正义的有效途径。中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共同价值缺失，人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相对被剥夺感，以及由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引发的生存焦虑感，而不是个体自我创造、自我肯定的自豪感和尊严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获得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与尊严感的发生机制类似，它产生于自己是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是进行着独立创造、有独特贡献的一员的自我认知，并持续于对按实际贡献来获得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的良序社会的认可。在共建共享中坚持维护个体的尊严是保障现代化建设朝着人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前进的基本价值准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人民的主体性意识日益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切，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不断增长。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要改变以往“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思路，还人以真正的主体地位，给予人的需求以更多关注。一方面，进入发展攻坚阶段后，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多矛盾和复杂问题，只有凸显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矛盾，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要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性，将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强调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因此，对发展理念进行价值排序，要在注重提高发展效率的同时，进一步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也就是不仅要以速度、规模、总量作为衡量标准，而且要以质量、效益、公正、共享、健康、持续作为社会进步的价值尺度。“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应该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并且充分反映各自按市场评价的贡献。” [52] 只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才能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发展的多层次需求，不断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向往，才能在共建共享中不断推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1] 郭凤海、王春雨：《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新发展理念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6年第4期。
[2] 贺来：《“价值清理”与“价值排序”——发展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求是学刊》2000年第5期。
[3] 张彦：《价值排序与核心价值观》，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22页。
[5] 仇华飞：《习近平推进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理论与实践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6] 参见 [美]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熊姣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7] [美] 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8] [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丰子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9] [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丰子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10] [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丰子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11] 孙向晨：《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12] [英]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15] [美]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3页。
[17] [美] 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王虎学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18] [美] 德尼·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高铦、高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19] [印]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0]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70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5—786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3] 孙林：《全面深化改革案例100深度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24] 孙林：《全面深化改革案例100深度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2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
[28] 张彦：《当代“价值排序”研究的四个维度》，《哲学动态》2014年第10期。
[29] 庞元正：《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载《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6年第3辑，总第2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
[31]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5月29日第1版。
[3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第1版。
[33]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第1版。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3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43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页。
[37] 刘荣军：《论人的需要与人的全面发展——对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的一种解读》，《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200页。
[39] 参见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227页。
[40] [美] 罗伯特·所罗门、凯思林·希金斯：《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第9版），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4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7页。
[4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51页。
[4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
[4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8页。
[4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页。
[4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9页。
[4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194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50] 杨信礼：《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意蕴》，载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6年第3辑，总第2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4页。
[51] [印]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页。
[5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