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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不同发展时期会有与此阶段相适应的发展理念及其所认定的价值排序原则，比如经济优先的原则、尊重主体的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公平正义的原则等。“价值排序与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经验和未来预期、与具体的行动情境是密切相连的。” [3] 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根据社会条件与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一般都会有多种发展理念并存。“一个新理念的确立，总是同旧理念的破除相伴随的，正所谓不破不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涉及一系列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的变革，涉及一系列工作关系、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调整，不改革就只能是坐而论道，最终到不了彼岸。” [4]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新旧发展理念相互交织、竞相并存，都在显示着各自的价值意义、价值原则与价值取向，很多时候也会相互碰撞、彼此冲突，这时就必须要对当下社会的矛盾属性、历史方位、发展阶段、发展任务与发展目标等多重条件、发展要素等进行科学清晰的判断和结构化分析，根据不同的价值原则对各发展理念进行选择和排序，确定最符合、最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发展理念，明确其在发展总体系中的优先地位，统领社会发展全局。
历经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与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现实发生了重大改变，这集中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地缘政治热点此起彼伏，持续不断，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越来越突出” [5] 。中国的发展既要立足当下国情，从本国的实际状况出发，同时又必须要放眼世界，给予国际环境与发展大势以积极关注和主动作为。按照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作为一种意识观念，发展理念必然要随着社会存在的诸多变迁而发生价值转向，为新的发展实践提供更加科学的引领。
首先，当代世界的发展实践与发展理念的演进，对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外主流发展理论大体经历了由注重经济发展转向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注重经济增长转向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的过程，总体上可视为由“贵物轻人”转向“以人为本”，由追求片面发展转向追求全面、协调、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追求什么样的发展是人们关于发展观念之争的核心。德内拉·梅多斯与乔根·兰等人认为，一种真正的好的发展应当是“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需要以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发展来超越只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工业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已经显现出众多弊端，我们将要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 [6] 。这一发展理念被托达罗和佩鲁等人吸收并加以改造。在托达罗看来，“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品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的习惯和信仰的基本变化。” [7] 对此，佩鲁指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才能真正体现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基于此，佩鲁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他认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 [8] ，“发展的前提是人们之间以商品和服务、信息和符号为形式的交往” [9] ，注重促进共同体中每个成员个性的全面发展。 [10] 从而，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是发展应当追求的根本目标。尽管佩鲁提出的新发展观实现了将定义发展的基点由物质增长变革为人的发展与价值的实现，但能从时间维度上对人的发展进行价值规定。因此，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强调，我们的发展应当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这一国外发展理论的演进、深化过程与发展经验中获得了重要启示。
其次，就个体与共同体的发展关系而言，当代世界发展理念也发生了由“个体淹没于整体”到“个体与共同体有机统一”的转变。传统社会发展理念更多地强调“每个人的义务都取决于其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和角色，而非其独立自主的价值” [11] 。随着现代启蒙理性的兴起，“个体”的价值和地位日渐凸显，传统的发展理论也逐渐转向和关注公共精神。启蒙理性以社会契约和公共理性为基础，注重对个体自由意志和发展权利的保护，倡导“每一个人对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权利” [12] 。然而，这种过于强调个体性的启蒙理性也加剧了诸多现代性弊病的凸显，理性权力的膨胀致使社会分化、价值虚无、生态恶化等现代性危机频发。如何跳出普遍理性的窠臼，回归超越个体性的人之类性？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13] ，真正达成共同意志的认同与共享关系的实现，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14] ，使“虚假的共同体”转变为“真正的共同体”，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竞争关系转变为个体与共同体间的真实自由与全面发展关系。
为此，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以共同善的价值追求为道德共识，强调无论是人性的提升、自由的拓展，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是以共享作为必要的实现方式。德尼·古莱认为，“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 [15] 。在马克思阐述的异化关系中，发展成果作为一种物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它“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16] 。在这种关系中，人们感受到的只能是相对被剥夺感和共同感的缺失，而不是幸福的获得感以及自我肯定的尊严感。而在共享状态下，发展实践以维护个体的尊严作为价值规范和指引。个体在共同体中进行独立创造并做出独特贡献，同时按实际贡献来获得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成果，在实践中有更多获得感。正如古尔德所言：“每一个人都承认另一个人的自由并且都是为了提高另一个的自由而行动的。” [17]
再次，就发展的价值立场而言，尽管不同的发展理论所呈现的价值立场和价值排序各不相同，研究者们都从各自的视角探究发展的合理性与价值所在，却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发展的综合性、包容性、整体性与公平性。德尼·古莱将发展视为全面人性的实现，包括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认为这是“美好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体发展的首要价值。在他看来，生存、尊重和自由三种价值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如果生命没有某种程度的尊严，它显然是不值得持续的。如果完全缺乏尊重或者生活朝不保夕，真正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说生命存在着所以人们能使生命有意义，这不是同义反复；生命既是实现一切人类价值的前提，本身又是这些价值的条件。生活得好是生活的最终理由，因此，一切其他价值是美好生活的手段。” [18] 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是人类提高自我选择能力、扩大选择活动范围、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过程。包容性发展理论将发展的全面、平等与公正视为发展的核心价值，强调发展主体的全民参与、发展内容的全面完整、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与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阿马蒂亚·森“基本能力平等”的观点尤其注重关注穷人和弱势群体，认为他们沦为社会底层的现实就在于可行能力被剥夺，即“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 [19] 被剥夺。发展的公平性强调在追求经济业绩的同时，不能忽视和剥夺个体及弱势群体的自由选择和谋求发展的能力和权利。
对此，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更加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权利与能力，最大限度保障社会个体的生存权利，实现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机会实现过程的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 [20] 。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理念强调个体在平等参与的过程中有平等的机会使自己先天的或者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逐渐使自己从承担局部生产职能的单向度个体到适应极其不同的社会需求，满足社会发展对异质性、多样化要求的全面个体，这是人的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状态的深刻转型，更是提高社会个体共同建设现代化能力的过程。
纵观国际社会发展理念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人作为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其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日益受到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因此，帮助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就成为社会发展最为核心的共同价值目标。当代社会发展伦理所要面对的两大古老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好的生活”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是我们必须要深入探讨的两大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对“如何取得发展”与“发展之后获取什么利益”作出的当代回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当代世界发展理论精髓的借鉴与吸收，其目标就是要将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以及人的本质的实现作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归属，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条件。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现状，新发展理念的出场有助于澄清中国发展中存在的误区，这不仅是对当代中国发展伦理困境的理性反思，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知，同时，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未来发展之路提供了重要指引。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在立足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和吸收国际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经验，历经了与国际社会大体相似的一个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科学总结中国建设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全新的认识和判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科学界定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21] 生产力落后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最本质、最突出的社会现实，解放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党和国家最直接、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因此，坚持把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地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统领改革全局的“核心发展理念”，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正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党和国家果断抛开姓“社”与姓“资”的抽象政治争论，大胆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命运。
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选择何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就历史地摆在了党和国家的面前。1992年，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22] “发展才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论断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奠定了认识基础。这一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党和国家在历史转折时期根据国内国外发展形势所做出的科学判断与正确选择，标志着中国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发展理念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产生了诸如“华西村”“滕头村”“傻子瓜子”“蛇口工业”等众多因制度改革而取得突出成就的鲜活实例。这些成功案例的经验说明，当代中国必须要转变僵化教条的发展理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模式来发展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实践提供不竭动力。
“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要科学解答在新阶段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社会的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满足了中国最迫切的需要，但也日益暴露出在资源环境、民主政治及法治建设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国社会的深入发展，这就使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成为促进中国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基本原则是既要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质在于实现中国又快又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突出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标志着中国发展思路由“重物轻人”转变为“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深化为中国的发展实践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如为了转变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三高”型生产方式，中国山东省枣庄市一次性爆破了9条年产10万吨的立窑水泥生产线，被誉为“中国水泥第一爆” [23] ；为了给北京奥运会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首钢从首都迁移，并且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实现了工艺升级和技术装备的现代化，使环境与发展达到了新的平衡 [24] 。类似的案例还有诸如“华能的节能减排”“贵阳的循环经济”“泗洪的湿地保护”等。这些案例的实践经验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为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新的发展实践中，必须对发展动力、发展方法、发展原则、发展策略和发展目标等诸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与全新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并以之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25] 继科学发展观之后，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回答了在新时代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为谁发展的时代课题，其建立在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特点合理分析的基础上，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反映了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指明了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思维方法、价值理想与实现路径，为改革发展实践的深入推进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导向。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历史演进历程。每一次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更新变迁，都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分析与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既是对中国既往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国际社会发展理论的合理借鉴；既是对过去发展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概括，又是对未来发展实践的理性预测与评估。新的发展理念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实践实现新的飞跃，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进步和完善中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