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基础

新发展理念作为对中国发展实践公共性的、科学合理的、系统全面的表达，是一种面向全人类共同福祉和共同价值目标的具有建设性的行动方案。这一理论创新是“整体性”和“现实性”的多元结合，彰显中国特色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的社会公共价值逻辑。新发展理念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立场、公平正义的优先性价值原则和共享发展的价值实践，集中反映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是针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所提出的有效策略。“历史的进步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和进步的尺度……历史进步的终极尺度是人的自由、解放的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是历史发展的目的性价值。” ^[35]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本质目标，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后，依据社会各方矛盾的新形势、新变化做出有效的调整和改变，从而更加充分地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多元需要，实现人的本质实现和自由全面发展。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是否利于广大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是评判社会发展是否“足够好”的价值标尺。美好生活归根结底是由人民创造和由人民共享的美好生活，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是评判发展好坏、生活是否美好的根本标准。因此，新发展理念表达实现共同富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其实质是要将人民作为一切发展的价值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突出广大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将这一价值立场切实贯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给予人的需要、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实现以更高的尊重与关注。

首先，促进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禀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总是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现实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于已有的规定性，它通过他自己的活动创造和生成自己的历史，又在自己创造历史活动中追求新的规定性，不断地向着 ‘应是’行进” ^[36] 。即，“人是一种从不满足于既有存在，总是追求未来理想存在的一种存在，这通常被称作人的 ‘形而上学’本性” ^[37] 。这意味着人是现实性与超越性并存的一种存在，人的发展是不断超越现实性的规定，获得超越性的过程。从实质上来看，这指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从弱到强、从潜到显、从粗糙到深刻、从被动到主动、从片面到全面的生成和发挥过程” ^[38]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存在随着实践发展存在阶段之分。其中，人的依赖关系是人之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为了生存和抵抗来自于自然的威胁，人们不得不结合成一种共同体，依靠共同体的力量实现自我保存、延续以及对外在风险的抵抗。个体依附并依赖共同体是人在这一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这种共同体往往具有强烈的血缘性和政治性，前者表现为以“血缘关系”为形成条件，后者表现为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形成基础。因此，人在这种共同体中的发展是一种被特定社会关系所挟裹的具有极低自由性的发展，“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 [社会] 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与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 ^[39]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认识、诉求都建立在被外在强制规定的基础上。

人之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经济关系与商品交换（货币关系）是人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根本实践特征。人的发展也因这一实践特征而表现出深刻的片面性。“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40] 机器大工业的生产使人异化成机器的奴隶，听由机器的摆布。人也与他自身以及由他所生产出的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 ^[41]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由于发展的片面化和产生的发展异化，决定着其增强本质力量的有限性。马克思通过总结人之发展的前两个历史阶段指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之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人之发展的应然趋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在这一发展阶段中的总特征，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提前和基础。人在这一发展阶段摆脱了“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体与共同体辩证统一的存在，并自愿结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各种社会关系不再成为异己的存在，相反是人表达和建构自由本质的重要体现。人对美好生活的认识、把握和建构也随着人之自由本质的占有而得以成为一种自由的实践活动。

促进人之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禀赋，依赖于对人之发展实现的把握和深度促进这一发展现实向实现人之自由全面发展转变。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现实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认为人类作为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首先就需要获得吃喝住穿等最为基础性的生活资料，因此，人们开展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正是为了满足最初的现实生存需要，人才有了生产和劳动的需要，并在此过程中使自身的本质力量得以发挥和表达。可见，人既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发起者和实施者，是实践主体，同时，又是这一过程的价值归属者，是价值主体。此外，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不断发展过程，“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42] 。一定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着人们创造出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条件，但新的生活现实又总是会产生出更高品质、更多层次的生活需要，也正是在这种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产生与满足的往复运动中，人的本质力量才得到了充分彰显、确证和实现。

其次，体现世界发展理念由“重物”到“厚人”的价值转变进程。发展理念是对发展的哲学诠释，指的是对发展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外主流发展理论大体经历了如下演进历程：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理论主要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将工业化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发展理念的形成建基于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在这一发展观念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第一甚至唯一标准，从而奠定了以GDP增长论英雄的发展传统。时至今日，唯GDP论在一些国家、地区仍旧具有重要影响。发展的“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能体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改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却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学术界将这种现象归纳为 ‘有增长无发展’、 ‘无发展的增长’，在理论上确认了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差异” ^[43] 。探索出一种发展与增长正相关的新发展理念被提到发展的重要日程上。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以社会结构转型为背景，形成了“社会综合”发展理论，其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综合性。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一研究报告，并在报告中提出了“零增长”的重要观点。它强调一种有限性观点，认为地球、资源、人类活动空间以及地球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可以用一定的指数来代表。而我们的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就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因而将在某个时期达到地球、资源、人类活动空间等的指数极值，出现增长的极限。尽管对于“零增长”这一认识各持争议，但关于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与能源等问题首次得以进入经济发展领域，并引发其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重要讨论。在随后提出的各类发展理念中，人口、资源、环境与能源等问题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之关系的理论认识，认为发展应当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为衡量发展建构一整套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生活、文化等多重指标在内的综合性价值评价体系成为这一时期讨论发展的社会热潮。但遗憾的是，这种强调发展综合性的价值理念忽视了时间的向度，关注的是现时态的发展即当代发展，而未涉及未来的发展和发展的未来。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发展理论主要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性，核心是要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这一发展理念的主要代表为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他在《新发展观》一书中强调：“发展同作为主体与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 ^[44] 这一发展理念的提出旨在对由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形成的“发展主义”论调进行批判与超越。对于异化人与发展关系以及发展的发展主义，阿里夫·德里克曾提出深刻批判，“我采用的术语是 ‘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以区别于 ‘发展’一词，并强调，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导向，其特征是对发展的拜物教。或者说，这是崇拜某种自然（甚至可以说是 ‘神圣’力量）发展的拜物教；但凡有人要抵抗或质疑这种拜物教，就会被贬为鼓吹社会停滞或贫困。……过去一百年间，尤其是自二战以来，在不同的政治面貌下，‘发展’这一意识形态已成为驱动全球社会的根本力量之一，并且还展开了新的维度。过去三十年间，它吸纳了新自由主义的诸多立论，以至于到今天，‘全球化’和 ‘发展’这两个词几乎成了同一历史进程的称谓。全球化进程与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当下的 ‘发展’意识形态的新矛盾。” ^[45] 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即是要确立人之发展的中心位置，强调发展应当是在依靠人、为了人的价值立场上指向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协调进步。

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核心，同时更加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协调发展对于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从具体内容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方面坚持的是发展必要性，认为只有发展才能解决贫困、生态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的需要等众多问题。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时间维度上为发展规定了限度，强调了发展的代际公平，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代人必须给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留下其必要的物质、环境等资本，使其拥有实现美好生活的客观条件。

不难发现，在世界发展理念的这一变迁过程中，人与发展的关系不断得以修正，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基本成型，如何在时空上满足人之发展需要成为实现发展的本质要求与价值目标。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要将人的需要、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实现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价值归属，将发展的价值落脚点重新还原到现实的人本身，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美好生活的需要）创造充分条件。

最后，不断彰显新发展理念价值的中国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基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冷静思考，又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合理筹划，更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智慧，根植于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46] 。创新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解决在本质上即是要求实现“创新驱动”。尽管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发展方式具有相对滞后性，这集中体现为，我们长期以来主要依赖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据测算，我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我国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粗放型发展方式也造成环境污染。由于不加节制地排放污染物，以致空气、植被、河流、土壤等被严重污染，威胁人们的生存环境。” ^[47]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创新驱动”提高发展质量是我们当下的发展重心所在。

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在现实维度上表达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呈现出持续缩小的发展样态。但与之相对的是，区域、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依然很明显。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人均收入的一半。因此，就现阶段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是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 ^[48] 。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影响着不同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从而反过来成为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的阻滞因素。

绿色发展治理在发展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性关系，其重要的实践指向是保证人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是我们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的重要体现。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节能降耗取得较大成效，全年单位GDP能耗下降，天然气、水核风光电等清洁能源的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环境质量也明显改善，全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浓度比上年下降8.3%。水环境方面，1940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提高了8.5个百分点” ^[49] 。绿色经济、绿色生活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亮色。

内外联动是我们在发展生产力的长期过程中认识和总结的重要经验。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适应发展新形势、新阶段、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当下，“我国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吸收外资第二大国地位，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特色鲜明的差别化试点任务” ^[50] 。“十三五”期间，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被我们作为重要战略加以部署、推进，充分展现了开放发展理念的前瞻性。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广大人民的思想得到不断解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切，公平正义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时代，通过发展实践带领全体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推进共同富裕，是时代赋予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推进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各种需要，从而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国计民生提供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总之，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美好生活的根本原则关涉人们在发展实践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社会认同感的有效形成和稳固持存。新发展理念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立场，将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价值诉求，表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价值理想与实践路径，为深入推进改革实践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引领。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改革实践已步入深水区攻坚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是诸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不可回避，要继续推动经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就必须要构建起更加科学、高效、协调、健康的发展模式，解决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产生和积累的新矛盾、新问题，做到补齐短板，为发展增强后劲。在新的实践环境下，我们要转变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价值观念，在巩固和厚植已有发展优势的基础上，扭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弊端，以更高品质和效益的发展实践引领经济社会的永续进步，为美好生活的不断实现创造更加充分的条件。

质言之，新发展理念建基于时代基础、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的共同塑造。把握发展的时代境遇、社会变迁和对发展认识的价值更迭，是我们探索发展合理性的根本体现。从文化生成视角来看，时代的、社会的和价值的变革是一种新型文明得以创生的基本条件。时代基础、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相统一的新发展理念，不仅关乎诸如何以发展、如何发展、发展应然等现实的与价值的发展问题，同时更指向着一种新发展文明观的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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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79页。

[2] 李高东：《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五大发展理念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6页。

[3] 李洋：《西方治理理论的缺陷与马克思治理思想的超越》，《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4] 李高东：《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五大发展理念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5]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5月29日第2版。

[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页。

[7] 陈理：《深刻理解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由来、内涵和要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3期。

[8] 刘淑文：《新发展理念的时代方位和传承创新》，《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人民日报》2020年5月15日第1版。

[10]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11]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人民日报》2021年1月16日第1版。

[12] 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参见住建部新闻发布会2020年数据。

[14] 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5] 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6] 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7] 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8]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21] 刘新庚、黄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力源》，《求索》2020年第2期。

[22] 孙业礼：《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

[23] 上述相关数据均参见国家统计局《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持续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闾海琪解读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

[2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25] 杨生平：《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

[2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页。

[28] 李高东：《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五大发展理念研究》，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页。

[29] 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7期。

[30] 杨生平：《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3—54页。

[3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9页。

[32] 林春逸：《发展伦理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33] 张彦、洪佳智：《论发展伦理在共享发展成果问题上的“出场”》，《哲学研究》2016年第4期。

[34] 关于共享发展理念内在结构的讨论具体参见张彦、顾青青《共享发展：当代发展伦理的中国表达》，《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7期。

[35] 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页。

[36] 曹清燕：《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37]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38] 曹清燕：《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532页。

[43] 《发展观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国际上的几种发展观》，《求是》2004年第5期。

[44] [法]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丰子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45] 转引自杨生平《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46] 杨生平：《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

[47] 成龙：《全面创新：建设现代化世界强国的根本逻辑》，《中州学刊》2019年第5期。

[48] 陈新：《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下的共同富裕：现实图景及实践路径——兼论对福利政治的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49] 相关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2020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50] 《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2日第2版。 MgwCF41SSrgnOiXEfWpQPfIpk8KClVIWlGwOQE2YYk6VkJc3W1aRCLAwoicIOF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