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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的社会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结构,推动着社会发展由低级走向高级。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要素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推动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其他诸多矛盾和社会需要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变化。“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20]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积极推进工业化建设,使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性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已初步改变了一穷二白、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历经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GDP增长了200多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创新引领社会生产力实现跨越式提高,多项技术已步入世界领先行列。较之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攀升,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质条件的极大丰殷,带来的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基础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转向。正是基于如此社会背景,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

其一,以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动力即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推动力量,从本质来看,“动力是蕴含在理论和实践深处的逻辑起点” [21] ,在“以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这一议题中,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为何需要创新发展?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的速度、效能与可持续性的提升直接取决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回顾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 [22] 自18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革命引发了多次工业革命,也带动着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转变。发端于英国的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传统的世界经济霸主。而以电气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为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并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由美国引领的以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夯实了美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地位。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利用信息化革命的发展契机,也实现了自我的发展蜕变,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心。可以说,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同时,就当前发展现实与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上。如何具有引领发展的可能和如何引领发展都取决于创新能力。正在开启和经历的以人工智能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其根本特征就是重大颠覆性技术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创新驱动继续增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较快。截至2020年,中国创新驱动指数为239.1,比上年增长18.1%;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快于规模以上其他工业4.0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1%,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4.3个百分点,通过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销售商品和服务的“四上”企业占比为11.07%,比上年提高0.55个百分点。 [23] 但与之同时存在的是,中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如果继续以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驱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势必会积累更多难以解决的发展弊病,加剧不平衡不充分的不利发展态势,导致社会发展的和谐性与可持续性的最终丧失。因此,转变发展模式、创新发展动力是扭转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困境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容。

其次,需要回答好何以创新发展?创新发展的动力源于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全面精准地把握创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 [24] 即,创新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的系统性工程,坚持创新发展,既要有系统性全局性的视野,又要把握核心矛盾,做到明确重点、紧抓关键,以突破重点环节带动全局发展,使局部发展与整体发展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人才创新为支撑,应对发展环境变化,转变发展模式,创新发展动力,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观念与发展方式。努力使创新贯穿于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统筹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全方位的系统性创新,以此推进优质高效、健康永续的科学发展。

其二,以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协调是平衡各方矛盾、挖掘发展潜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的根本性措施,通过协调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作出最有利的战略抉择。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发展的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事物发展的有机整体。当各发展要素之间的不协调性持续积累时,发展就会因失去平衡而止步不前。这意味着“协调不仅是一种统筹方法,更是和谐的发展状态。作为一种发展状态,协调注重各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是辩证法规律的当代诠释,旨在通过发展格局、发展内涵、发展方式与发展阶段的辩证统一实现整体性、平衡性发展。协调发展就是基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整体与部分系统性之上的一种 ‘动态平衡’” [25]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来看,协调发展历来是我们所倡导和遵循的重要发展理念。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邓小平就曾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26]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邓小平再一次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遵循。江泽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十二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的强调,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要把握好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胡锦涛在科学发展观中则指明了必须坚持全面可持续的发展。发展的可持续性正是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对协调发展的认知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原则,以解决好发展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集中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多重发展的矛盾之中。

因此,在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协调好不同区域、不同发展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升发展的整体效能,通过协调发展,使一系列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逐渐获得转变和化解,着眼于提升社会整体水平的立体式综合性发展。如在区域问题方面,要充分发挥各地区间的比较与互补优势,促进生产力优化布局,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途径,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打通开放式区域发展新格局。在城乡问题上,要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乡一体化关系,促进城乡资源的均衡配置,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领域,要建立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注重实现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兼容性。通过协调质量和效益间的关系来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在“发展好的”与“好的发展”二者间做到统筹兼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美好生活需要,推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其三,以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27] 。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性关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和征服,最终必然会危及人类自身,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都必须要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作为根本前提。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若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为成本,以积累加剧生态环境问题为代价,发展就必然会走向歧路,当各类环境污染呈现出高发之势,生态问题集中爆发之时,人民的美好生活就必然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只有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的原则,通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策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使人自身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善达到良性平衡,才能让美好生活的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天蓝水秀、山青地美的中国沃土之上。

具体来看,“绿色发展指的是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为主要特征的发展,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28] 。以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念提出了深刻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 [29] 它在肯定人类作为发展主体的同时,有意地忽视并抹杀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性”。土地荒漠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发生的因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等,敲响了反思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警钟。绿色发展理念即要求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及发展的关系,强调通过揭示和把握人与自然及发展之间的联系必然性,从而建构出符合三者客观规律的发展路径。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切忌寅吃卯粮、竭泽而渔,做到对自然取之有度、用之以时,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此外,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是对经济发展“非此即彼”的一种对立思维,还可以创造出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民生增长点,实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互通转换,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福利。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们对环境、健康、安全、饮食、居住等日常生活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强烈。推进绿色发展,实现自然资本的增值,广大人民才能吃得放心、住得舒心、活得称心,从而切切实实感受到经济发展给自身带来的利益和福祉,增强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其四,以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对外开放是我们在长期发展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决定着开放发展的不可逆性。历史地看,“中国的开放历经了从1.0时代到4.0时代的伟大突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我们进入了试点先行的开放1.0时代,重点解决如何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问题;开放2.0时代则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 ‘政策引导’为突破口,重点解决要不要继续扩大开放的问题;开放3.0时代是以 ‘体制性开放’为特征的加速转换时期,重点解决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开放4.0时代以 ‘主动布局’为特征,实现了从被动顺应到主动开放的转变。”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系列的开放发展变化,不仅意味着我们在开放的深度、广度、节奏上的深度推进,以及从参与性话语权到制度性话语权的深刻转变,也意味着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压力的重要变化,要求我们在开放中要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同时,更为根本的是,开放发展的系列变化体现出我们对发展理念的深化认识和更迭升级。

对于我们而言,如何为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内外环境、解决好内外联动的问题,是当下中国需妥善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当今世界更加开放多元,国际合作和竞争局面日益复杂。一方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大势,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必然趋势,进一步提高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是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的基本之策。另一方面,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博弈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完全改变,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强权政治因素还始终存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任重道远。今天,我们所具备的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有利,但同时又必须要清醒意识到,我们所要应对的外部经济风险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在不断增长。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进出口总量、对外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等都已步入世界顶尖行列,但“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 [31] 。坚持开放发展,就是要通过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充分发挥内因与外因的联动作用,协调好内部投资与外部投资、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加强内外融通,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为人民提供充裕的可选择方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新时代发展实践营造出良好的内部与外部环境,持续推动国内外市场不断深入拓展。

其五,以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人类在有限而脆弱的地球应当如何共同幸福生活” [32] 是发展的最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中的“共同”暗含了成果的“共享”,它是“共同生活”的主题,是“幸福生活”的前提。 [33] 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对“如何取得发展”与“发展之后获取了什么利益”的当代回答。从内在结构来看 [34] ,共享发展首先内含着发展的全面性要求。发展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社会系统而孤立的过程,应当从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相关作用场和坐标系中确定发展的本质。共享发展基本的文化态度应是整体发展、多样共存与生态和谐,单向度的GDP增长并不代表全方位的社会成长。单向度发展是一种缺乏否定、批判与超越能力的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方式过多关注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增长、财富的无限积累,将人的需要、情感、选择、自由等价值以及对环境容量的考虑等置于资本逻辑的演绎之中。其次,共享发展内含着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发展并不是一个只着眼于当下的发展却不兼顾未来社会发展能力的短期行为,应当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结合历史维度与人本维度来把握发展的本质。共享发展力求达成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共识。最后,共享发展坚持质量与效率并重原则,它关注发展的价值导向,蕴含更多的社会内涵,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与运行、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等,进一步强调系统内部要素的优化与整体结构的完善。

从核心指向来看,共享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把握好、解决好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间的关系问题,在把“蛋糕”做大与做好之间取得良性平衡。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将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更加注重把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而相对忽视了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性,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也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发展失衡等诸多矛盾的积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人民的主体性意识日益增强,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愈益紧密,只有公平正义的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广大人民作为实践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力才能被充分调动,人民才会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社会发展才能获得更加充足的动力,美好生活才会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充分尊重广大人民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双重地位,实现共建与共享的内在统一,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双向互动,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为鲜明的体现。 Y4o05xT0ytE1BPd6TrZN49oFUnI26nOEcCcfk02cb3lz8Th2h+S6FUM1I8PnJ8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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