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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迁，这种变迁可以从党和国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论断中得以观见。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是对世情与国情变化的一种重要观念写照与理性定位。
就国际形势而言，首先，从国际社会发展大势来看，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联结成为相互融通的有机整体，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而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 努力构建起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具有自身发展的优势和不足，唯有坚持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宽阔的视野，积极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发展中做到求同存异、合作互惠，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起总体稳定、均衡的国际发展环境，才能协调各方利益，实现由不平衡向平衡的转变，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多元开放、相互融通、合作共赢的时代浪潮，既为中国发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一方面，“经济低迷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 [2]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较长的调整期，而在这一调整期之中，世界经济在整体上呈现出增长乏力、各类风险挑战持续性增加的发展特征，如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出现严重的内部分化，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那般内部趋向统一的集合体。动荡不稳成为国际市场的突出特点，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生态环境问题、安全问题持续蔓延，增加了世界未来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作为一种讨论公共秩序问题的新话语首先在西方国家迅速兴起，成为公共问题理论与实践中最受关注的概念之一。” [3]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更迭发展，治理理念与全球治理体系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从全球治理格局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逐渐打破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话语，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所倡导的治理理念对全球治理格局的重构不断产生重要影响。从全球治理的时代背景来看，信息化已成为基本发展趋势，由信息化引发的全球数字性革命对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了重大挑战。
其次，和平与发展仍旧是当前世界的时代主题，而要发展就必然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引领支撑，科技创新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潮流。一个国家要想在时代浪潮中做到抵御风险并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要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当下，科技发展与创新在发展形态和速度上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总的来看，“集成电路、基础软件、通信网络、互联网应用、信息处理等主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取得整体突破，科技创新从单点突破演变为体系化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推动信息处理与应用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网络、平台、业务、内容和终端的相互促进，开辟了技术扩散、知识共享的新方式，大大缩短了科技创新的周期，设备和技术更新换代之快前所未有。” [4] 同时，世界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越演越烈。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在全球的流动速度加快。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聚焦世界科技重大问题、面向发展与安全，努力在基础理论与原始创新领域实现新突破是世界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要构建开放创新生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 [5] 。
总之，创新是引领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唯有把创新摆在首要位置，才能更好应对时代环境的新变化，做到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占据发展的制高点和引领发展的新常态。纵观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复杂性，科技、制度、理论、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系统性影响，创新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所处地位。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成为题中之义。承担大国责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时代语境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充分说明在历经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都已经发生了质的跃迁，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获得了长足改善。但同时，应当明确一个共识，那就是当前的发展仍旧是一种“未完成”的发展。
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共同助力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新发展理念得以形成的重要时代基础。总的来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得到稳步推进，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6] ，它体现出“常道”与“变道”辩证统一的基本特征。其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带来的深刻变化突出地表现为：“一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二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四是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但在这些深刻变化的同时，中国经济也有不变的一面。主要表现也是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二是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三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四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7] 可以说，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和创新表达。它的客观性就在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尊重发展规律、体现发展必然性，所代表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的时代转变，要求我们以“新常态”所表征的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把握我们的发展现实，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它的创新性则在于根据中国的国情，创新思维方法，变革发展模式，大力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深化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推动结构调整、以创新推动转型升级，使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动力。
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新发展理念重要的形成背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变道”与“常道”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发展依旧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特征、条件等发生了深刻变革，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新时代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耦合迫切需求发展理念的革新。” [8] 首先要深度强化自主创新。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样态呈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不仅要利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完备体系的产业优势、企业数量众多的主体优势、开放包容的环境优势，在推动自主创新攻关的同时，有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效益；也要强化资金投入和高端人才引进、培养高精尖的创新团队、深度改革创新制度和环境，充分释放人才潜能，深度推动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转化同行并轨，着力打造自主创新的人才优势。其次，深度强化协调发展，建构完善的内需体系。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指向即是需要形成完善的内需体系，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以完善的内需体系升级产业链、供给链和创新链。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建构完善的内需体系的重要推动力。中西部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具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消费市场。加快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发展，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进而促进他们消费能力的提高、实现美好生活，是建构完善的内需体系需要深刻发思的重要内容。再次，深度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长期以来的发展实践已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们富起来、强起来的正确道路。但对外开放不是一成不变、固定僵化的，随着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不断深化、优化是它根本的实践质性。面对变化快速、风险陡生、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需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对外开放打开新格局。最后，深度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内在要求的社会治理制度。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成离不开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这有赖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在本质上所体现和所要求的就是共享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首次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9] 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联组会上正式指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10]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起到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指导作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以先进的、优越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基本内涵的新发展理念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要价值，是我们对求索人之美好生活所做出的具有高位格品质的时代努力，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实践引领。
新发展格局不是随意提出的，它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 [11] 。我们在外部环境上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矛盾新挑战新风险不断滋生，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不断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更使国际格局风云诡谲。世贸组织在2020年4月发布的年度《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中强调，“考虑到 ‘史无前例的’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今年全球贸易缩水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同时，我们的国内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时代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内发展环境，我们坚定不移地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不仅开创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也取得了深度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成就。
从社会发展现实来看，截至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 [12] ，城镇化率为63.89% [13]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 [14] 。在2021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1.7% [15] ，且居民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环境、消费意愿呈现出明显的提升、优化、改善和提高。这不仅反映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明显，也显示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的潜力巨大。在深刻践履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势头强劲。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的创新指数位于全球第14位，是唯一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城乡以及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打开新局面。2020年，我国农村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6.9% [16] ，实际增长3.8% [17] ，两者的增长率保持着连续快于城镇居民的可喜势头。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特别是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取得新的成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引，并在实践中转化为了巨大的社会综合效益。对外开放、共享发展也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开拓新格局。
总之，深刻践行新发展理念为建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基础，我们要加快进度、拓展深度，有效促进这一基础向形成新发展格局聚焦发力。仍然需要清楚认识的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一个长期且充满着变化的过程，发展安全和安全发展成为我们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实践议题。与此同时，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问题依旧突出，创新能力、创新质量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低，城乡区域在打开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同时，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仍旧较大，农业基础的稳固性不足，以生态环保和绿色经济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存在着强弱项、补短板的现实需求，要求更高质量、更加公正、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安全地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就是对上述问题重要的实践回应，从根本上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趋向。
新发展格局对发展安全的实践诉求也在客观上延展了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安全是我们人类历来所追求的具有基础意义的伦理价值，也构成衡量发展重要的价值标准。我们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就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而言，这首先表现为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安全问题。从邓小平的“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一系列重要论述，无不体现着发展根本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安全，发展是硬道理，能对安全起到保障和保卫的根本作用，需要依靠发展应对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敌意。其次，表现为需要把握住、解决好发展中的安全问题。可以说，在发展之中一直都存在着安全问题，只是安全问题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风险系数。诚如风险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8] 。安全问题也愈发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之中的重要显性问题。“发展就是硬道理”到“发展改革稳定”，再到“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一发展理念的时代变化就蕴含着处理好发展与安全辩证关系的鲜明问题意识。
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是在来自世界和自身的各类风险日益错综复杂，并不断叠加出现的发展环境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求索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的重要实践。这将在客观上把“安全发展”深刻地融入发展理念之中，深度开掘出新发展理念现有基本内涵的潜在意指，即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建构出安全发展的实践可能。因此，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实践需重视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引领。
总之，社会存在发生的诸多时代性变迁，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社会意识的相应转变。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这种广泛性不仅反映在物质文化生活层面，同时也反映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维度。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中国发展既要充分尊重实际国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又必须要具有开放的世界视野，紧跟时代步伐，在时代的发展浪潮中保持有利之势。在尊重和认可时代变化的同时，应积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发展理念，因为“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19] 。新发展理念立足于历史基础与现实问题的结合，揭示出发展实践中包含的困惑、误区、冲突及尚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了在新时代、新矛盾、新形势下要实现何种发展、怎样发展和为谁发展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