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事实上，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具有跨学科、多角度的特点，因而其研究涵盖的范围很广，涉及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因此，媒介素养研究拥有深厚的理论根基，研究学派也相当的多。笔者根据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将本书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做了简单归纳。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大众传播效果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该理论将媒介使用者置入宏观的社会环境或社会规范，从微观的角度对其进行心理和行为层面的研究。其核心要点是将媒介的使用者看成了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的媒介使用行为被看作是为了某些特定的需求和动机来“使用”媒介并从中获得“满足”的过程。
该理论在报纸和广播媒体兴起的20世纪40年代被提出，但当时的研究仅关注与“使用”和“满足”的基本类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直到电视媒体时代，传播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条件因素在媒体选择、使用等方面的作用，并认为成人媒介接触行为不仅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还会受到社会地位、人际交往、价值观、群体归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E.卡茨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他将媒介接触使用行为看作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媒介期待（由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形成）满足需求的因果连锁过程，之后日本学者竹内郁郎对这个模式进行了若干补充和完善。
该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魔弹论”“受众是信息被动接受者”的垄断地位，将人们看成是积极主动的信息使用者，关注媒介使用者的主动性，着力探讨人们使用大众媒介的不同需求及大众媒介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使用与满足论的主要含义包括：受众是主动的；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目的而非盲目的，他们出于某种社会或心理的需求而使用大众媒介或与之竞争的其他信息源；大众传播可以满足受众的许多需求。
也就是说，使用与满足理论主要研究人们使用媒体的动机和大众传媒的内容与功能。信息接受者不再被动，也不再是媒介信息的奴隶或牺牲品，他们的需要和期望应当得到充分的考虑。德国媒体教育学家、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乌维·赞德曾这样评价使用与满足理论：当接受者变成积极主动的接受者，交流行为就变成了对称且平等的。一次成功的交流，不仅需要积极的信息传播者，还需要积极的信息接收者，也就是媒体的使用者和消费者。 [1]
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框架下，媒体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和消费行为由媒体的某种具体功能来决定，而这种功能势必满足使用者某种生理、心理或社会需求，对这些功能的选择也是由媒体使用者所在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因此，使用与满足理论完全适用于本书对媒介素养中“媒介接触和使用”内涵的研究。
根据施拉姆于20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信息或然率公式，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人们在对信息传播途径选择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选择更省力、快速且最大限度的获取所需的信息的方式。但受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农村地区的居民要想跟城市地区的居民获得相同的使用满足感，其费力程度要更大，结果也未必能达到他们满意。因此，相较而言，影响农民群体媒体接触和使用行为的因素更为复杂。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大大提高，基础设施水平也有大幅提升。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居民已经依靠自媒体成功实现了信息接受者到信息生产者的转变，甚至已经有人正在借助新媒体手段改善自身的经济条件。但仍有一部分农民空有借助于媒体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对新媒体望而生畏，农村地区媒介接触行为水平的差异已经显现。笔者较为关心的是，在自媒体时代，农民群体的媒介接触动机和行为除了受政治、经济、文化、人际交往、价值观等基本因素外，是否还受其他个人或群体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问卷设定的过程中，笔者总结出了基本的媒体选择动机类型，以考察农民特定生活环境下对媒体类型的选择、接触、使用频率，试图总结其选择和使用背后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的重要作用。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理论”认为，“惯习（habitus）是人类大脑中长期存在的一种体系，是人类思维、行动和认知的共合体” [2] 。“惯习”一词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空间和个体建立关系，并通过自身的学习掌握拥有，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惯习”使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情景中，有不同的反应。换句话说，人们在不同的情景中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进而采取不同的行动，但是绝不会超出惯习这个系统。
生活方式的不同、个人喜好的差异使得人们获得的社会资源有所不同，进而形成了特定群体或阶级的惯习。换句话说，生活习惯、品位爱好和消费方式相同的人会形成一定的阶级，而惯习则成为区分阶级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布尔迪厄认为，习癖并不是与生俱来或者随随便便就可以获得的，人们所拥有资本的数量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习癖的形成。而这里的“资本”，是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扩展，它不仅包括了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经济资本”的形式可以符号化为金钱，“社会资本”的形式是社会声誉和头衔，而“文化资本”则是指学历、作品等等。其中，这三种资本和媒介素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实证性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事实上，在我国，很多领域都可以用布尔迪厄的惯习和资本类型理论来解释，经济水平、文化程度和社会关系的多少，甚至决定着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社会地位。
而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不同类型的资本在社会上单一个体的分配并不是偶然的。一般情况下，经济资本占有量较高的人，其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量往往也会较高。同时，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还可以进行相互转化。举例来说，人们利用学费、社交经费等经济资本来获得自己所需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旦取得了学历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工作中假以时日，这两种资本又可以转化为工资或者业绩等经济资本。再比如，如果一个人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即社会资本，就可以利用丰富的人脉和社会关系便利地获得各种社会资源和权利，进而转化成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只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进行转化的条件、过程和复杂度有很大的不同。
从资本类型理论的视角看，农村地区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条件远不如城市，因此其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先天不具有优势，其与城市地区的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不足，直接导致其社会资本拥有上的劣势和各类型资本之间转换的不便。十年来，随着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量与城市地区逐渐拉近。但是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容乐观。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的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互助正在逐渐减少，人际关系较为单薄，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正在不断流失，这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较为不利。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在研究农村地区媒介素养的过程中，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十分明显：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占有量是否会影响农村地区媒介素养水平的差异和知沟的变化？如果影响，哪些资本在他们的媒介素养培养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与此同时，本书的调查跨度为十年，十年间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再加上媒介参与全民化浪潮的推动，是否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村地区媒介素养水平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哪些资本对自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更有帮助？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未来有针对性地进行农村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有一定的启发。
作为传播学宏观效果论之一，知沟的存在和扩大主要侧重于研究媒体发展带来的潜在的、消极的长期社会效果。该理论由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提出，他认为：“当大众媒体的信息流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增长时，一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比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更迅速地掌握这些信息，结果，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知沟趋向于不断增大——而不是减少。” [3]
这就意味着，信息占有量较大的社会群体可以有效利用媒体获得更多的信息、知识和技能，而那些在信息占有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在同等的信息接触条件下获得的信息量就更少。随后，越来越深入的知沟研究表明，不仅社会经济地位，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社交活动等因素也会导致知沟的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知沟的大小和发展趋势的变化。
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媒体的不断普及，知沟扩大理论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传播学者将知沟具体化为三类：接受信息所导致的知沟、信息供应导致的知沟和媒体使用所导致的知沟。这三种类型的知沟在新媒体的语境下被强化，尤其在城乡和地域差异中得到了印证。与此同时，网络技术引入后，“知沟”扩大还是缩小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崛起后，这一讨论逐渐白热化。
知沟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可以更快速、高效地获得信息。与资本类型理论相结合，一般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甚至是社会资本，因而在媒介信息接触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在新媒体时代依旧是适用的。 [4]
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那些经济地位高、接收过良好教育、掌握一定社会权力的强势群体在媒介接触和使用方面，拥有社会底层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会更快更轻松的获取知识与信息。比如一些农民工，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拥有智能手机，自媒体使用行为与其他群体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受教育程度较低，信息使用以实用性为主，对新事物和新的媒介样式持排斥和回避的态度，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知沟的扩大。
值得欣慰的是，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崛起，降低了媒介信息接触的技术和地域门槛，公众拥有了更多的信息接触、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机会与平台。在高度冗余的媒介信息面前，公众可以有机会接触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信息，也可以选择性回避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或不感兴趣的信息，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知识沟可能在新媒体时代逐渐缩小。但与此同时，“信息茧房”和“回声壁效应”也表明，社交媒体兴起导致的群体激化倾向可能会加剧公众在认知上的差距。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在社交媒体使用目的上存在差异，也印证了这一倾向。社会地位较高的强势群体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往往更加重视媒体的信息性、工具性属性，而社会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则更倾向于选择媒体的娱乐化属性。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媒体使用动机和目的差异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知沟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新媒体时代的地域“知沟”依旧存在。受经济条件的影响，中国媒体发展本身就存在地域的差异。东南沿海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吸引了诸多的媒介人才，许多高质量的媒体都在东南沿海扎根并形成了良好的传播环境，为该地区的居民带来了优质的传播渠道，使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获取知识和媒介信息。但在西北及偏远地区，媒体的发展环境较为恶劣，信息传播渠道较少，传媒业的落后使该地区的居民与东南沿海地区居民之间的知沟逐渐显现。因此，在网络媒体时代，东西部地区居民的“知沟”问题成了国内学者们广泛讨论的话题。
随着东西部差异的不断减小，城乡之间的“地域知沟”问题开始引起了关注。新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往往是从城市开始，逐步扩散到城市。农村地区受地理条件、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没有信息接触的设施和设备条件，很多贫困山区网络接入较难。近些年，随着惠民政策和网络扶贫效果的显现，城乡的数字鸿沟有了显著的缩小。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城乡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为23.9%，较之前缩小了6.4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在中国4.16亿的非网民中，农村地区占比为62.7%，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人群为主，而技能缺乏、文化程度偏低、年龄成为限制他们接触网络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随着“90后”和“00后”的长大，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代际知沟”也逐渐凸显。由于生活时代和成长环境的差异，不同年龄层次之间的人们在生活习惯、行为和思维模式甚至是价值观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其媒介接触及使用方面的差异。在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洪流中，年轻一代思想开放，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和理解速度往往更快。而年龄较大的人往往不愿尝试新事物，再加上对媒介技术适应能力弱，在媒介信息获取、媒介信息的批判接受方面明显不如年轻一代。
总结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地域、年龄、社会圈层、接触使用媒介的机会和能力的差异都可能造成不同社会群体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知沟”的扩大。农民和农民工群体作为弱势群体，在新媒体时代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别显露的愈加明显，且“知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而本书的目的在于，借助“知沟”理论和“知沟”扩大理论，对比农民媒介素养现状在十年前后的变化，并通过其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区分所存在的知沟的具体类型，以期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达到缩小“知沟”的目的。
[1] Sander，U.and Vollbrecht，R.， Kinder und Jugendliche im Medienzeitalter ，Opladen：Leske+Budrich，1987，S19.
[2] Bourdieu， Entwurf either Theorie der Praxis auf der ethnologischen Grundlage der kabylisch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Suhrkamp，1979，p.164.
[3] Tichenor，Ph.J.and G.a.Olien， Mass Media and the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C.N.：PQQ，1970，p.159-170.
[4] Treumann，K.P.，Baacke，D.，Haacke，K.，Hugger，K.and Vollbrecht，R.， Medienkompetenz im diqitalen zeitalter ，Opladen：Leske+Budrid，2002，S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