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著名思想家和新闻记者李普曼认为，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会越来越依赖于大众媒介。公众接触媒介越多，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受媒介中形象构建的影响就越大，进而影响其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按照他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行为将越来越依赖于媒介。受众接触的媒介越多，越有可能根据媒介中的形象构成自己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从而形成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大众媒介已成为大众认识社会、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人们对信息的解读、对现实的理解、对价值的判断，无一不受到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传播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对信息传播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产业化的浪潮中，大众传媒的全球化、商业化趋势日渐明显，媒介可能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操控，其所传播信息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在新媒体时代，面对更加复杂的媒介环境和良莠不齐的媒介信息，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驾驭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能否理性使用并有效利用媒介，不仅关系公民媒介化生存的质量，还将对其个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媒介素养逐渐被视为公民基本文化素养的延伸，成为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交通、教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的信息接触和媒介使用能力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伴随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农民使用和参与媒体的机会大大增多，信息接触渠道得到空前地拓展。为了让中国农村及偏远地区贫困群众跟上互联网的步伐，2019年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了《2019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加大网络扶贫力度。网络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组成部分，在精准扶贫及“扶智”“扶志”方面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

在国家“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如何利用网络扶贫成果，逐步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不仅有利于激发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从根源上实现脱贫不返贫，还直接关涉“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在新的网络环境下，媒介素养水平作为公民的基本素养，不仅关系到农村地区人口的数字生活质量，还关系到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内生动力的激发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

目前通过网络扶贫工作，我国已初步实现了全球领先的农村网络覆盖。但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地区居民的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农村网民人数为3.09亿人，占中国网民整体的31.3%，农村宽带用户总数为1.42亿户，仅占全国固定互联网宽带用户的近30%。尽管近十年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正在逐渐缩小，但是互联网使用上的地区差异、群体差异仍然明显。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农民对媒介信息的需求明显加强，想要独立自主地处理媒介信息、利用媒介信息的愿望很迫切，但在城镇化、市场化背景下，相较于其他的市场主体，农民群体具有天然的劣势。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中，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技术手段远不如城镇居民。因而，在媒介接触使用能力方面，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知沟”。

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传受方式，跨地域、双向、开放性的传播，使新媒体成为农村地区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但传受关系的模糊，也使得传播环境更加复杂。尤其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崛起，大大降低了媒体参与和表达的工具门槛，更多普通人的媒介表达内容可以被看到。但在短视频全民化参与的背后，信息传播者的素质良莠不齐，直接导致虚假信息、低俗新闻、色情暴力内容的泛滥。对于接收到的新闻信息，农民群体由于经验及文化知识等方面的局限，缺乏必要的识别能力。

而他们的子女作为青少年，对新媒体工具和传播平台的运用能力要远高于父辈。根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20年5月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未成年网民人数为1.75亿人，城乡未成年人网络普及率分别为93.9%和90.3%。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的媒介素养教育教学体系，加上农村地区的未成年人在生活经验、视野开阔度甚至是文化知识储备方面远低于居住于城市的同龄人，使得他们更易受个人偏见、血腥暴力等负面内容的影响。一旦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对有害传播内容盲目跟风模仿，不仅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将影响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一部分农民家长由于自身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水平的局限，缺乏对媒介的科学认识，无法充当孩子的媒介向导。也就是说，作为我国最庞大的受众群体，农村地区居民的的媒介素养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当前中国国民整体的媒介素养水平，势必还将间接影响其子女及后代的媒介素养水平。

河南省是我国人口第一大省，总人口1.09亿，农村常驻人口达4511万，占全省常驻人口的46.79%，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1%。作为全国的农业大省，河南省处于“中部崛起”的重心位置，其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与全国几乎持平，农民媒介素养水平在中部乃至全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本书在中西方媒介素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法和个人访谈法，将农村地区的媒介素养置于当前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的变化之中，对农民群体媒介认知理解、接触使用、批判评价及参与创作能力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试图总结新媒体环境下农村地区媒介素养的新变化，找出影响农村地区媒介素养水平的因素，并提出改善农村地区居民媒介素养现状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感谢方雪琴、郑素侠、李凌凌三位老师在书稿撰写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同事董岩、陈海峰给与的鼓励和支持。本书中的调查数据收集时间跨度较长，2010年问卷调查由常敏、张乐、郭晓静、王维静、王倩、闻亚丽、贾雪等郑州大学同门进行。2020年的问卷调查则在张肖云、翟宏宇、王艳明、赵欣悦、焦晨燕、谷雨洁、彭璨、崔梦丹、韩艳红、陈慧杰、陈曼茹、符旌旗等14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和本科生调查员的帮助下完成，在这里一并感谢。

由于书稿编写时间有限，调查研究时间跨度较长，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尹晓楠
202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