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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老公》由唐晓白执导，梁振华担任编剧，2016年1月13日在CCTV-8上星开播。该电视剧主要以梁鸿名为中心，讲述了当代高校青年教师的家庭、生活以及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等方面的故事。梁振华的小说《我的博士老公》于2015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当代小说中跟湖南有关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已有不少，如钱钟书的《围城》、阎真的《沧浪之水》等。这些创作于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映衬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风貌。
据李江涛和朱秉衡的《人格论》，“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persona，它的原意是“面具”或“脸谱”，指的是在戏台上表演的角色显示给观众的脸目，代表着戏中角色的特定身份。这个词的含义几经繁衍、扩充和引申，变得抽象和内涵复杂，被广泛应用于宗教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乃至临床医学等几乎所有以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之中。
狭义的人格通常指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人格。李江涛和朱秉衡认为：“人格作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一个组成内容，依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逻辑思路，人格应该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某一部分——伦理关系、道德关系的一种自我塑造过程。人格的本质是主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进行的人际关系规范创造活动的凝聚结果，也是作为客体的人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和自我确立的价值评价；主体人的创造活动与客体人的自我价值评价的统一，就是人格。”
本节所谓的“人格”是指狭义上的人格。正如朱义禄所指出，所谓理想人格是指“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制度中，出于现实的需要，人们的利益、要求、期望集中于某一个楷模身上”
。“理想人格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文化中人们最推崇的人格范型，这种人格范型最典型地体现了该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标准。由于理想人格是以美轮美奂的形态出现，对人们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理想人格往往同现实有一段差距，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样。不同派别关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各有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想人格类型。就高校知识分子理想人格而言，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和叙事偏重。《我的博士老公》通过对梁鸿名及其相关联的人物的剖析，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进行了深度审视。
在探讨高校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时，《我的博士老公》注意到了其内涵的复杂性和多变化性。它注意到了其中既有“君子”的成分，同时也包含着“小人”的要素，二者并不能截然分开。高校的知识分子们以“君子”人格为修养目标，但无法完全摒弃“小人”人格。孔子的理想人格观具有层次性，包含了圣人、贤人、君子、士人不同的层次和类别。这几种理想人格类型具有从高到低的层次性。那么，高校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定位在哪个层次较为合适呢？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体系中，“圣人”居最高层次。孔子认为这类人极少，包含尧、舜、禹、孔子等。
孔子指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
。“贤人”居第二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王杰认为孔子在当时不多讨论贤人问题，是因为当时很多人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给一般人的理想人格修养之路设置了障碍。更现实可行的是第三层次的“君子”型理想人格。
王杰认为孔子对“士”也讨论得较少。较低层次的是“士”类型的理想人格。王杰认为，“士”主要指具有一定道德修养、社会地位和知识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士”是较受重视的阶层。
换言之，即便不倡导，“士”也会受到推崇，因而较高层次的“君子”更适合大力倡导。结合《论语》原文和王杰的阐释以及当代的时代特点可见，贤人或君子类型的理想人格较为适合高校知识分子的追求。因为他们既担负着科学研究的重任，同时肩负着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所以，高校知识分子不可能只是以“独善其身”为目标，必须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也即他们不可能像普通的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的民众那样，只关注个人，他们还必须关注学生的成长和人类的命运，还必须肩负起促进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使命。既然已有比较明确的定位了，那么，在名利的诱惑和现实的困难面前，高校知识分子应该坚守君子型人格，还是应该选择小人型人格呢？
梁鸿名只因在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上顶撞了与自己导师素有过节的某答辩委员，结果论文不能评优，根据规定，他由此失去了留校任教的资格。作为知识分子的某答辩委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学术权威对年轻后辈进行打压，既不仁，也不义，是小人行径。梁鸿名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全保持“君子”路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利益面前，他也不得不选择做小人。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梁鸿名虽然看不惯小人们的作风和做法，但他在工作、住房、职称晋升等人生重大事件上都曾设法“求人”，都曾效仿小人的做法。假如没有担任校人事处处长的师兄孙旭东以及没有担任该市副市长秘书的表弟田衡的帮助，梁鸿名极有可能无法获得徽州师大的教职。孙旭东是梁鸿名的师兄，梁鸿名原以为孙旭东能够帮忙解决他在徽州师大任教的问题，但见面后孙旭东嫌梁鸿名的要求太高太多借故推脱。梁鸿名的表弟田衡是副市长的秘书，适时出面给人事处处长孙旭东施压，梁鸿名的入职问题才得以解决。
儒家在讨论君子与小人之别时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孙旭东也借此要求田衡在学校申报项目方面给予支持。孙旭东的爱人是校医院的院长，他找机会将梁鸿名的老婆邹琴安排进了医院做护士，再送师弟一个顺水人情。梁鸿名的科研能力不可谓不强，然而，单凭书稿的质量，竟无法在校出版社出书。凭借师兄夫人与出版社社长的交情，他不但提前拿到了书号，而且还免掉了出版费用。换言之，如果不走小人路线，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发表将会严重受阻。剧中，梁鸿名成为各种关系的纽带，各方人马围绕他互提要求，互输利益。孙旭东请求文学院院长张之野帮梁鸿名决职称问题，张之野则趁机要求人事处多拨经费给文学院。田衡请求孙旭东帮梁鸿名解决工作问题，孙旭东则希望市政府能多给学校支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整个剧集的展开过程中，梁鸿名时常在君子与小人之间徘徊。值得注意的是，梁鸿名这种人格上的两面性，都是被动为之，而非主动为之。那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局部问题还是整体性的问题，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分配、考核等体制出现了问题？还是人的思想认识出了问题？依靠高校知识分子保持君子型人格是否能够把“梁鸿名们”遇到的系列难题一一妥善解决？《我的博士老公》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
“义”是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的重要构成要素。无“义”之人即可称为失“格”之人。《我的博士老公》通过言“商”的形式，来表达对“利”与“义”的认识。其中既有学生涉商，也有学者及教师夫人涉商。学生李乐为了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并给家里提供支持，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来到酒吧做歌手。梁鸿名的妻子邹琴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顿，积极学跳肚皮舞，并最后辞掉医院护士的职位下海经商。梁鸿名为了早日买房，积极给房地产商出谋划策。他还走穴担任电视台“名家讲坛”的主讲人和“文化人生”栏目的主讲嘉宾。在育人与商业的交融性叙事中，《我的博士老公》逐渐厘清了“利”与“义”在高校知识分子身上的分量和学者们应该持有的立场。
正如王杰所指出，“君子”型理想人格的核心是“仁”“义”和“礼”，其他还包括忠、信、孝、敬、惠等品质。《论语·里仁》指出“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虽然梁鸿名一贯强调“正气”和“正义”，但他也曾一度身兼数职，成为逐利的代表。他既是徽州师大文学院的副教授，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同时，他还挂职于市教育局就任副处长。他还任校出版社副总编辑。梁鸿名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各个领域都做得风生水起。表面看来，梁鸿名的人生似乎从此一片坦途，这当然不是《我的博士老公》叙事的真正用意。其背后隐藏着对这种逐利行为的忧思。剧集给梁鸿名安排了一系列“恶果”。由于备课不充分，所讲内容老套而陈旧，学生们纷纷逃离他的课堂。他在给电视台做节目时，莫名其妙地成为假酒徽州大曲的代言人。出版社想借梁鸿名的名气做畅销书，他去找刘一伦写推荐信，招来恩师一顿训斥。《我的博士老公》通过梁鸿名的案例告诉观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过犹不及”。如果无道或失度，必将导致育人之心荒废、学术品格沦丧，所谓的文化引领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质为假酒广告。
除了关注以梁鸿名为代表的高校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追求。《我的博士老公》对高校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追求也予以了表现。它同样借助于对“利”与“义”的辨析对他们的理想人格进行了剖析。批评了其中的重利轻义行为。该剧直接描写了部分政府官员与商界人士的“互助”。在剧中，房地产开发商希望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田衡秘书于是要求房产老总给予金钱回报。市长喜欢书法艺术，想要刘一伦的书法手迹，田衡秘书于是找房地产商胡总想办法用重金去购买。人才项目获教育局批准之后，因为缺乏资金，孙旭东便要田衡想办法找企业家赞助。胡总答应赞助200万，同时借机要田衡帮他竞标市里的基建项目。两种互补的力量紧密结合，使得种种困难都迎刃而解。表面看来，这种种合作是取长补短，双赢互利，可是，这些结合又很难避免变味为钱与权的交易。羊毛出在羊身上，商人天生重利，他们失去的金钱总会想办法在其他地方捞回来，最终的受害者，仍是普通老姓。在《我的博士老公》中，胡总的施工队超时赶工，导致两名农民工命丧工地，人命关天，其代价不可谓不巨大。实际上，丧生的可能远远不止两位农民工。作为一部轻喜剧，《我的博士老公》有意减少和淡化了其中的悲剧事件和悲惨程度。《我的博士老公》借助一系列反面事例，强调了“舍利取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仁”为其核心。正如杨荫楼所指出，无为而治、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即复归于人的自然本性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人格。道家最重视以真为基础，构筑超越仁义礼乐及一切世俗束缚的真善美的统一。
也正如杨玉辉所指出，在人格实现方面，道、儒、释对修行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认识上各有不同：道家的神仙境界是形神俱妙、自在无忧；儒家的圣人境界是至善无我、内圣外王；佛教的佛陀境界是心性空寂、烦恼皆无。
换言之，道家强调“顺其自然”，强调物我两忘。儒家强调积极入世，强调达者兼济天下。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
对于立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们来说，做主观诗人显然比做客观诗人更合适。因为“主观诗人”在工作时，可以只专注研究对象本身，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和干扰，这种研究状态容易取得相对公正客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博士们同时生活在世俗社会之中，他们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需要与普通人交往。如果完全以“主观诗人”的心态以及方式来处理世俗中的事情，肯定难以融入世俗社会。梁鸿名很轻松地化解了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从积极入世的角度看，他所追求的应该属于儒家类型的理想人格。
也应该注意到，高校还存在着一大群“晏群书们”。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带有较强的道家色彩。在剧中，晏群书老师与梁鸿名形成鲜明对比，他一世清高，可视为“主观诗人”的典型。然而不幸的是，晏群书老师却以病死于讲台而收场。而且，他至死都未能评上教授职称。他去世前两年所得到的房子，还是因为梁鸿名的同情转让而获得。堂堂的大学老师，不仅仅在本单位长期郁郁不得志，就连菜市场的小贩和痞子都可以欺负他。此种情形让人心酸，令人反省。摆在高校的知识分子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放弃清高成为强者，要么坚持清高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观众，儒家的理想人格更适合高校知识分子。
梁鸿名、孙旭东、田衡等人是《我的博士老公》中重点塑造的人物形象。从该剧的结局看来，主创者们显然不大认同他们的理想人格追求，给他们安排了美梦破碎的结局。孙旭东被免去了校长助理的职务。胡总的基建承包商伪造资质，超期赶工导致两农民工死亡。田衡被市政府停职调查。梁鸿名因为内心的煎熬和外界的压力，辞掉了教育局的工作和学校的职称；他暂时离开文学院，期待借去香港中文大学教普通话之机走出人生的低谷。当然，作为一部充满正能量的作品，本剧也给了观众希望和信心。结尾之处，梁、孙和田三人再次相聚，他们互相鼓励，决心重新奋斗再次起航。这些人最终将以哪种理想人格作为自己的最终选择，《我的博士老公》留下了悬念。或者，对高校知识分子而言，由于他们属于高智商群体，对各类文化都有接触，有着较强的应变能力。假如外界生态在不断发生变化，那么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也很可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也很可能并不限于儒家或道家。
个人的思想总是与外界社会相互联动，高校知识分子能否树立恰当的理想人格追求目标，关系到以教学和科研为主导的基本评价机制的形成，也关系到教职工的整体生存环境和高校生态环境的建设。在高校中因为知识分子的不当追求而产生的一系列难题需要政府、学校以及教职工们协同解决。否则，悲剧将无法避免。正如《我的博士老公》中的故事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梁鸿名将分到自己名下的房子转给了晏群书，也无法使晏群书从绝症中起死回生。《我的博士老公》是一部长达38集的“喜剧型”电视剧。可以说，“喜剧”色彩也正是当代中国赋予博士群体的主要色彩。然而，观众们不得不注意到，虽然剧集中笑料不断，但笑中有泪，笑中有思。换言之，当前中国的博士群体的生存境况虽然整体乐观向上，但人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潜在隐患。对其中所存在问题，应该及早发现，及早作出应对。
高等院校是思想文化的承传和创新之处，是社会精英的培育之地，是广大知识分子精神栖息的家园。高校的健康发展依赖其独特的良性生态，过多“名”和“利”因素的介入，必将对其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果国家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不注意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入手保护高校的良性生态，“教学”“科研”以及“文化引领”这些高校的基石将不复存在。教师所真正向往的理想人格也只能成为空想。如果高校的良性生态遭到破坏，即使教师群体全都是博士，单凭博士们的道德和良心，也终将难以挽回校园的颓败之势。假如学风遭毁，道风不古，甚至还有可能导致高智商群体的集体沉沦，进而使得整个高等院校的生态系统遭到更多更严重的破坏。对博士们而言，身为社会精英，任重而道远，需要坚守传道授业解惑的底线，尽力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电视剧《我的博士老公》以点带面，以局部折射整体，刻画了典型的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并对其理想人格进行了深度审视，展现了浓浓的现实关怀和道义担当。
黄瑶
自20世纪80年代起，传记片逐渐成为影视界的热点，政治束缚的消解、大众传媒宣传功能的强化、广大受众的期待以及乐观的市场前景加速了传记片的繁荣。作为一种集历史性、文学性、艺术性和技术性为一体的艺术形式，人物传记片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允许一定程度的合理虚构，也提倡以截取重要人生阶段而非流水账式平铺直叙的方式为人物树碑立传。2016年1月11日起，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时播出的《少帅》正是这样一部既有历史担当又有文化内涵的人物传记题材电视剧。该剧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携手华彬集团、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集结了当时电视剧制作领域的黄金班底：由导演过《人间正道是沧桑》《走向共和》《圣天门口》等多部佳作的著名导演张黎执导；多次获得白玉兰奖最佳编剧奖、飞天奖优秀编剧奖的江奇涛担纲编剧；实力派演员文章、李雪健领衔主演，宋佳、黄品沅、余皑磊、张歆怡、白宇等青年演员加盟，三方携手为观众讲述了千古功臣张学良辉煌而又坎坷的前半生。《少帅》一经播出便取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同名话题迅速登上实时热搜榜，取得了台网双赢的佳绩，打破了历史正剧有口碑无收视的魔咒。该剧取得良好成绩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传统人物传记片的继承与革新，即，以另类独特的主题思想、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大胆新颖的演员选角呈现给观众一个前所未有的张学良，同时勾勒出近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作用的传奇人物，张学良的故事已经不止一次被搬上大小荧幕。奉系军阀首领长子、“西安事变”发起者、民国四大美男之一、赵四小姐等关键词使其一生戏剧性十足，再加上这位百岁老人在晚年不断自述的诸多往事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均让张学良成为一个常说常新的传奇人物。
“西安事变”的发生地——西安一直很重视这个文化资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安话剧院就曾编演过话剧《张学良与杨虎城》，1978年又演出了话剧《西安事变》，198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西安事变》并通过电视转播的形式使张学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1991年3月22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和《当代电视》编辑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张学良影视艺术形象”研讨会，呼吁广大艺术工作者在还原历史真实面目的同时进行合理虚构以达到艺术形象与历史形象和谐统一，力争拍摄出一部全方位展示少帅形象的电视剧。
国家层面的支持与引导、学术界的建议与呼吁使得张学良题材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张学良与郭松龄》（1994）、《远东阴谋》（1996）、《张学良将军》（1997）等电视剧标志着张学良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进入小高潮。进入21世纪之后，张学良的故事仍热度不减，陆续出现了《张学良》（2003）、《西安事变》（2007）、《追梦》（2008）、《少帅》（2016）等一系列既适应市场又注重人文内涵的收视与口碑齐佳的电视剧。其中，《西安事变》获得第24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少帅》更是斩获第11届全国电视制片业十佳表彰大会电视剧优秀作品奖和第22届华鼎奖中国电视剧满意度调查百强名单第三名两项殊荣。
从1981年的电影《西安事变》到2016年张黎导演的电视剧《少帅》，每部剧作虽然中心内容大不相同，但都能引发全民热议。有的影视剧重视再现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如成荫执导，金安歌、辛静、王铁成联合主演的电影《西安事变》（1981）以及2007年由叶大鹰执导、胡军主演同名电视剧均详细讲述了张、杨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并重点刻画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在民族危难时刻表现出的舍小节取大义的民族精神。有的电视剧则关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的被囚遭际，如由金钊导演执导，尤勇、何涌等主演的《张学良将军》（1997）真实再现了这位千古功臣传奇的一生及其被囚后与蒋介石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由宋业明执导，何琳、刘劲主演的《张学良》（2003）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拍至张学良先生在夏威夷溘然长逝，诉说了张学良在漫长的软禁时日中的心路历程。也有的电视剧在塑造一代名将张学良之余关注其风流韵事，如由丁一民执导、寇振海主演的五集电视连续剧《少帅传奇》（1983）以普通传奇的路子讲述了少帅张学良传奇的一生以及他与赵四小姐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不难发现，以往以张学良为传主的传记片多着眼于“西安事变”及其之后的少帅故事，塑造的多是已经成熟定型的民族英雄形象，极少有剧作关注“西安事变”之前的张学良，揭示成长环境、家庭教育对他历史选择的重要作用。虽然早在1984年，《少帅传奇》中就曾出现过张学良“西安事变”以前的故事，但因为该剧说教意味浓厚且篇幅有限（只有五集），故未能完整呈现张学良的成长历程。
《少帅》则与前面的剧作均不相同，人物虽然还是那些人物，但全剧紧扣“另类生命成长史”这个主题展开。在张学良长达101年的人生旅程中，《少帅》仅将张学良故事讲到36岁和杨虎城策划发动“西安事变”为止的原因有三：首先，张学良在口述自传中说过，“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其次，故事，即戏剧性是影视剧的命脉，若是以流水账形式平铺直叙讲述张学良完整而漫长的一生，既需要主创团队花费大量心力，也会牺牲其可看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所以只讲述张学良的前半生，与《少帅》主创团队的艺术理念有关——客观塑造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人物传记电视剧中，如何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之间维持平衡是摆在所有创作者面前的难题。但该剧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张学良的一生本就异常传奇且丰满，剧中看似虚构的剧情几乎都是真实历史。当然历史的“真实”也不是绝对原生态的真实，必定带有审美主体的主观投射，毕竟任何艺术创作在本质上都是对事实进行的审美化选择和重塑，即使最要求忠实于原生态的人物传记片也是如此。故而，与《走向共和》以“当家难”为基调一样，《少帅》在构思阶段就决定以“另类生命成长史”为故事主题，力图为观众还原一个格外真实的张学良，讲述他如何从叛逆少年小六子成长为一代名将、如何在内忧外患之下勇担家国大义，揭开他在众多关键历史时刻做出艰难抉择的深层动因。因此，《少帅》以个体生命成长为切入点，通过对传主心路历程的揭示，力求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且真实可感的张学良。
自影视传记片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到当下，虽然历经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但因其传主身份的特殊性，历史人物传记片在创作上依然饱受桎梏。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伟光正”“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古代历史人物、近现代革命人士还是当代英模，传主一出场就是成熟的、已然定型的榜样。他们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努力奋斗，无暇顾及私人情感生活，虽然可能犯过工作错误或存在性格缺陷，但这并不会使他们头顶的光环变得暗淡。这种人物塑造模式短时间内难以扭转，其原因十分复杂：首先，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业大潮席卷中国，与之对应的是影视行业的泛娱乐化，这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视剧一度陷入尴尬境地。为了扭转不利局面，1987年广电总局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提出了“主旋律”概念，号召艺术家积极创作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作品和表现党和军队光辉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力求起到既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又满足观众英雄梦想的作用，因此需要回避传主相关的敏感事件或不确定故事。而对传主人生污点或者错误事件进行表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人物传记电视剧“树碑立传”的创作初衷。
其次，文化传统方面。人物传记题材电视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文学异曲同工，“为尊者讳”的思维模式深深影响着中国传记影视片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格。主要表现为竭力刻画历史人物积极和优秀的一面，刻意回避他们的过错、缺点等不太体面的事实，尽量避免给英雄形象“蒙灰”。最后，法律意义上的考量。大多数革命伟人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直系亲属依然健在，如果作品不能获得传主亲属的认同，则很可能卷入“侵犯名誉权”的官司之中。如“建国三部曲”系列影片第三部《建军大业》中饰演叶挺将军的演员欧豪就曾受到叶挺之孙、著名导演叶大鹰的严厉批评。
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张学良一直以潇洒英俊、骁勇善战、爱国上进的“民族英雄”形象示人，是一个标签化的意识形态符码，但《少帅》却一反常态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张学良。该剧着眼于这位民族英雄的“前历史”，致力于从个体生命体验角度出发，关注作为儿子、丈夫、将领的张学良，讲述“少帅”的成长史，毫不避讳其生活劣迹、情感纠葛和军事过失，力图还原一个真实、饱满的张学良。与受到传主后代苛责的《建军大业》不同，《少帅》获得了张学良后裔的认可，不仅剧本得到张家后人张闾蘅女士、张闾芝女士的认可与支持，张学良外孙、华裔歌手黄大炜也为该剧倾情献唱主题曲《在此刻》。
《少帅》所塑造的“不完美”张学良获得传主后代和广大观众的认可，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首先，随着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材料的出版以及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人们逐渐发现历史舞台上的张学良并未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英雄气概，更多的是后人根据历史结果的想象。其实，作为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奉系军阀首领长子，张学良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数不清的风流韵事、中东路事件的莽撞、“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都是不能否认更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
其次，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宽松和艺术理念的逐步更新，影视传记片不再一味歌功颂德，也不再一味强调教化意识，转而关注客观历史事件中人的命运遭际和其真实的心路历程。表现在传主形象塑造上，就是强调 “英雄的世俗化”，即“在创作中将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做‘人’而不是‘神’来描写，显示他们超凡风采背后与常人一样的情感和生活状态”
。最典型的表现是传主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以真正的“人”的面貌活跃在银幕上，呈现无异于常人的情绪和心理。如《董存瑞》（1995）通过生活细节表现了董存瑞好胜、执拗的个性，《曾克林出关》（2004）塑造了一个语言粗鄙、性格直爽的莽夫司令，《第一大总统》（2011）通过孙中山与黄兴的激烈争执表现出他的天真和坏脾气，与宋庆龄的爱情故事也体现了他和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如此一来，接受度逐渐宽容的观众自然也能接受一个玩世不恭、风流荒唐的张学良。
最后，编剧的重要性。与文学传记一样，传记类影视剧也是审美主体对各种记忆的选择、组合和加工，是编导对史实的审美化选择、整理和重塑。正如导演张黎所说的那样，影视剧最难的不在于导演，而是在于编剧，“一个编剧对一段历史事件、对几个历史人物的兴趣，对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包括整个主题定位、情节、趣味性，是最难的”
。即，编剧是整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核心和灵魂。如果《少帅》的主题是“另类生命的成长史”的话，那么它的剧眼则是一个“情”字。该剧展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张学良，更是一个生命个体在情感和性格上的成长史。《少帅》从张学良的12岁一直讲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剧中既有张作霖与张学良的父子情、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师生情、张学良与部下的战友情，也有张学良与于凤至的伉俪情、张学良与赵四的青春激情，可以说创作团队正是通过再现张学良与周围人物的关系，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军二代”形象。
中华民族含蓄、内敛的文化形态使得传记片较少表达人物的情感和个体生活，对享有崇高政治地位历史人物的私人生活的表现更是十分有限和节制。《少帅》则一反常态地分四个阶段大肆渲染张学良的情感纠葛：首先，性启蒙阶段毫不避讳地讲述了张学良与表嫂通奸的事实，虽然由于审查等多方面原因，戏份被大幅度删减，但仍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春心萌动的少年形象。其次是与原配妻子于凤至的悲剧婚姻，这段不幸的包办婚姻展示了在父权压制下的儿子张学良。再次，与随军夫人谷瑞玉的爱情故事再现了“少帅”的诞生过程，不仅揭示了张学良初上战场的心态变化，也勾勒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北方战局。最后是在父亲去世后与赵一荻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不难发现，《少帅》中张学良的所有感情戏都被放置在他人生的四个阶段里来把握，体现了剧眼“情”与主题“另类生命成长史”的融合，真正做到了个人成长与家国命运的结合。一方面，张学良的四段情感经历为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增添了些许浪漫气息和人情味道；另一方面，以“情”入手、分四个阶段展现传主的成长历程令张学良的形象鲜活而真实、多面而具体，也暗合泛娱乐化语境中广大观众的观剧口味。
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历史是人物传记影视片的基本前提和最终目的，因此，为了在银幕上真实再现著名历史人物或当代名人的音容笑貌，影视传记片中的传主多选取容貌相似或经过化妆达到形似的演员来饰演。有的传主由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本色出演，如《黄宝妹》（1958）由女工黄宝妹本人主演，《神探李》（2016）也由李昌钰博士本人饰演。有的影视剧则有幸邀请到传主的直系后代参演，如《赵树理》（2006）中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由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饰演，《建党伟业》（2010）中由相声演员冯巩饰演其曾祖父冯国璋。但总体来说，影视传记片，尤其是历史名人传记片的传主多由特型演员来饰演。特型演员，即特殊造型演员的简称，指的是在外貌、身型、举止、神态与某个知名人物比较相似，从而在影视剧中专门饰演该人物以营造真实感，达到重现与还原历史效果的专门演员。
作为一个从苏联引进的影视概念，特型演员逐渐发展为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演员类型，他们由于和某个知名人物外形相似，因此被视为“担任某某人的不二人选”。这是特型演员的殊荣，也是他们的悲哀，因为外形原因他们戏路受到严重限制，只能出演固定角色。据不完全统计，古月因为容貌、身型酷似中年时代的毛泽东，故从1981年初次亮相到2005年逝世，他曾在将近四十部影视剧中饰演毛泽东，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出演过的影视角色。除了对演员演技生涯的影响，特型演员制度也严重限制了人物传记影视片的发展。因为大家默认某个特型演员是饰演某个角色的唯一人选，为了口碑和收视，主创团队必然会将该特型演员作为唯一选角，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千剧一面”的场面。作为扮演邓小平的第一特型演员，卢奇曾四十余次出演邓小平，仅2011—2013年短短三年间，他便在《东方》（2011）、《王稼祥》（2011）、《聂荣臻》（2012）、《决战前夜》（2012）、《八七会议》（2013）等近十部影视剧中饰演邓小平。这种单一固定的邓小平形象虽然有利于塑造国家领导人在观众心中的正面形象，但也必然会影响邓小平题材影视剧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影视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为实现主旋律与市场的共谋，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开始思索变革，表现在演员选择上就是扮演者从特型演员转为偶像明星，这一转变既暗合“去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也是消费文化语境下吸引青少年观众的明智之举。不同于仍在使用特型演员的《建国大业》（2009），“建国三部曲”的后两部影片已经开始大胆启用偶像明星。《建党伟业》（2011）由刘烨饰演毛泽东、陈坤饰演周恩来、张震饰演蒋介石，《建军大业》（2017）更是云集了一众“小鲜肉”——饰演周恩来的朱亚文、饰演粟裕的刘昊然、饰演林彪的马天宇等。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多项提名及获奖
均说明革命历史题材与偶像明星融合的可行性。综上所述，传主饰演者从特型演员向偶像明星的转变，与其说是市场的呼吁，不如说是传记片人物塑造观念的更新：从追求刻板的外在形似到强调精神气质方面的神似。
作为在中国历史上画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重要人物，虽然截至目前，业界没有饰演张学良的专属特型演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饰演者的演绎，张学良的形象在观众心中已然有了理想模板：高大威猛、风流倜傥。所以当《少帅》将文章饰演的略带痞气的张学良推到观众眼前时，大多数观众并不买账，他们认为文章从内到外都不像张学良，主要意见集中在演技不佳和形象不符两方面。但笔者以为，文章版张学良恰到好处地呼应了传记片选角观念更新的行业趋势。
关于演技不佳。《少帅》是文章继《小爸爸》（2013）之后，时隔三年再次担任主演的电视剧作品，也是他在经历情感风波之后首次回归大众视野。为了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文章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接下角色之后，他很快进入“备战”状态，不但深入阅读了所有导演提供的书籍和资料，身为西安人的他还找到一些东北朋友取经，专门琢磨东北人的言行特点。虽然该剧内容从张学良12岁初到帅府至36岁发动“西安事变”为止，极少涉及其晚年生活境况，仅穿插了几幕老年张学良在海边追忆往事的画面。但文章仍坚持重走少帅路，“他不仅先后到夏威夷、纽约、旧金山，体会着少帅晚年时期的人生轨迹，还祭拜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墓碑，探访了张学良当年最喜欢的餐厅，找到了张学良当年的棋友、球友和曾经照顾过他的护士”
。演员去深入了解所饰演人物的生平经历，立志在演绎中还原历史的专业态度值得被肯定。由于该剧关系到复出成功与否，文章明显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所以在与李雪健、黄品沅等老戏骨对戏时稍显吃力，有时会拿捏不好情绪。但总体瑕不掩瑜，演技尚且合格，如听闻父亲死讯却必须对外保密时那种压抑悲伤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都演绎得十分到位。
关于形象不符。作为传奇性和历史性兼具的影视题材，张学良的故事已经不止一次被搬上大小屏幕，众多知名演员根据自己的理解为观众诠释了不同的“少帅”形象。1981年的电影《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故事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金安歌自然成为最令人难忘的“张学良”，因为该片讲述的是张学良36岁发动“西安事变”时的故事，由37岁的金安歌演绎非常合适。此后，自1984年《少帅传奇》起，寇振海陆续在《张学良传奇》（1984）、《少帅春秋》（1987）、《杨虎城》（1992）、《张学良与郭松龄》（1994）、《李克农》（1999）等近十部影视剧中饰演张学良，成为名副其实的“张学良代言人”。周恩来的特型演员刘劲也曾在《宋家王朝》（1995）、《张学良》（2001）、《远去的飞鹰》（2011）中三次饰演张学良。2007年，曾扮演过萧峰、项羽、赵子龙等威猛英武角色的胡军在历史剧《西安事变》中饰演张学良，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散发着男子气概的少帅。在胡军之后，刘奕君也在电视剧《追梦》（2008）中塑造了一个怀揣“强国梦”的张学良。
可能会让观众跳戏的刘劲、与英俊潇洒“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形象不符的胡军、以心机深重“侯谢玉”形象深入人心的刘奕君都饰演过张学良并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为什么大众却笃定文章不像张学良呢？其实，观众认为“不像”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外貌，而是源自心理上的落差，因为观众对文章饰演的“80后”都市青年印象过于深刻，导致对他扮演“一代名将”的信心不足。不得不承认，和《建党伟业》中陈坤饰演的周恩来、余少群饰演的汪精卫一样，文章版张学良也算得上是本色出演，其年龄相当、颜值相当，演绎起来更加自然。而且，偏于瘦小的身材和天生的孩子气质使得文章十分符合张学良在该剧的定位，“体验张学良”的过程让他抓住了饰演《少帅》版张学良的精髓：不能太刚硬也不能太软弱。他不是张作霖那种圆滑世故、老辣精明的枭雄，而是一个被时代推到东北保安总司令位置上的温暾平庸，甚至有点软弱的“军二代”。这也正是观众觉得文章气场弱、演技青涩的原因，毕竟他塑造的是一个立体真实的成长期张学良而不是历史教科书中稳重潇洒的“少帅”。
电视剧《少帅》以“情”为核心、“成长”为主题，从民族历史变迁的角度展示了一个民族英雄的成长史，讲述了张学良从顽童小六子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少帅”，从奉系军阀首领长子蜕变为影响民族历史进程的千古功臣的过程。它通过再现张学良成长过程中从情感到事业再到人生的重大抉择及一系列反差事件，塑造了一个既传奇又平凡、既伟大又普通的“正在成熟”的张学良，是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也是张学良题材的新探索。此外，《少帅》的热播正值“西安事变”八十周年纪念之际，对“西安事变”的还原不仅是为张学良树碑立传，同时也致敬了为国共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意义非凡。契合热点的精准定位和全方位的创造革新使得《少帅》取得了台网双赢的佳绩，打破了人物传记片有口碑无收视的魔咒，为中国历史正剧树立了新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