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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由于存在苏联这样一个能够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的敌人，国会两党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能够保持一致，总统在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上的政策比较容易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对少数党总统同样如此，分歧主要体现在国内问题上。总的来看，少数党总统的外交政策在国会取得支持的概率也高于国内政策。这主要得益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和面临的核威胁，国会两党存在共识——美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总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代言人。
冷战后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开始动摇，国会对少数党总统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支持下降，这与党派政治影响的上升密切相关。国会对总统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投票更多以党派划线，跨党派的投票在冷战后明显减少， [9] 这在克林顿总统政府的军控政策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外交事务本来是总统的职责范围，但冷战结束后国会充分利用其权力介入外交，尤其军控事务，国会介入军控事务的方式多种多样。第一种是塑造公众舆论进而影响政府在军控问题上的政策，国会多数党领袖公开反对政府的军控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其他议员和公众舆论对总统军控政策的支持。第二种是在批准条约的程序上，多数党控制的委员会阻止军控条约进入国会表决，阻挠行政决议的通过，对多边或双边军控条约附加单边保留条款或者发表改变条约法律效力的声明。第三种是在拨付用于实施军控条约或协议的款项方面采取同行政部门相左的政策。第四种是通过立法变更行政部门的职能或权限。 [10] 在克林顿任期内，共和党保守派代表人物杰西·赫尔姆斯在1995年夏提出将军控署并入国务院以节省开支，起初遭到总统拒绝。后来，他利用职权停止召集外交委员会会议，致使30名大使的任命和400名外交官的提升得不到批准，十几个国际条约和协议被搁置， [11] 最终白宫做出妥协，军控署并入国务院。尽管军控署在1961年成立时并非国务院的一个局也不是完全独立的政府机构（因为署长要接受国务卿的指导） [12] ，但它的确促进了军控和裁军的进展并在美苏裁军和军控谈判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实现了军控问题的制度化。军控署并入国务院后，军控问题成为外交问题中的一部分，缺少独立的代言人，容易成为各种政策协调的牺牲品。
克林顿就任之初，白宫和国会的关系并不紧张，这主要与克林顿在外交事务上采取的偏向保守派的立场有关。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形成了长时期的民主党总统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对峙的局面。为了党派利益，共和党同克林顿总统较量的领域主要是防务政策。对于国会中的党派政治倾向，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曾在1999年10月21日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国会中的保守派议员属于“新孤立主义”，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凡是别人拥护的决议，我们就不加入”，不相信别的国家能够信守诺言。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敌人美国就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愿意花数以亿计的美元用于防御，却不愿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制止地区冲突上花一分钱。 [13] 他们更注重加强美国自身的防务，维持或者加强美国优势，根本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一般来说，在对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上有两种政策选择：一是努力削减核武库，增进信任，降低核危险，从而防止核扩散；二是努力加强美国自身的核优势，反扩散。换言之，是采取多边主义的手段还是单边主义的手段解决扩散问题。“新孤立主义者”更愿意选择后一种政策，比如，提出修改甚至退出维持战略稳定和促进战略武器削减的《反导条约》，强力支持研发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克林顿总统说，可以从拒绝支付联合国会费、外交经费严重不足、拒绝继续致力于销毁并保障俄罗斯的核武器及核原料问题上看到这种新孤立主义。 [14] 共和党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认为，“我的一些同事的哲学是反对军备控制，他们只想为美国筑起堡垒” [15] 。
另外，一向保守的共和党派别构成的变化加强了党派政治的作用。共和党内温和派力量下降，强硬派力量上升。一些重要的温和派参议员如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在1996年就退出了参议院，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也在1996年离开了参议院。相反，一些重要的委员会均为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控制，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情报委员会、武装力量委员会（Armed Force Committee，又译“军事委员会”）。由于共和党在涉及外交和防务问题上的投票基本上以党派划线，少数党总统难以在军控问题上争取到跨党派的支持。
国内政治因素在军控政策上影响日益上升的典型例证是1997年4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以74对26票在参议院艰难获得批准和1999年10月13日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例。从提出表决的时机来看，美国是最早签约的国家之一，1996年9月克林顿总统签署条约，次年初提交参议院表决，但参议院两年来一直没有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将条约搁置两年后突然提出表决，是因为他们断定目前时机成熟，克林顿可操作的时间非常有限，条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绝无可能，提出表决相当于否决民主党总统这项外交成就，不让民主党得分。从表决票数的比例来看，45名民主党议员中有44人投了赞成票，只有1人投了弃权票；55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51人投了反对票，4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甚至连一些本来就支持军控的共和党参议员也没有支持批约，参议院表决结果几乎严格以党派划线。为了推动参议院批准条约，克林顿总统甚至表示参议院可以给条约附加一些安全保障条款，如果未来需要，美国将准备退出条约，恢复核试验。但共和党刻意要给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制造难堪，克林顿在表决前的动员工作完全无济于事。 [16]
冷战后党派政治深度介入军控事务，尽管两党均从更好促进美国安全的角度对军控问题做出支持或反对的决定，但军控问题更容易在党派政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 [17] 从而延迟美国签署的双边或多边条约的批准、影响已有条约的执行、阻碍新条约的谈判。党派政治在军控问题上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很自然地被国际社会解读为美国的政策立场，它必将对其他国家在军控和裁军问题上的政策产生负面影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是未来美国军控政策能否顺利得到贯彻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