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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会具备了影响美国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意愿并具有影响手段之后，美国每项军控和不扩散政策均可能打上国会的印记。通过这些影响手段，国会能够对美国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产生以下影响。
对军控和不扩散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增加军控和不扩散政策的重要性，也包括减少或者降低军控和不扩散政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比重。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军控署的命运。在军控署成立之前，美国主要通过一些非正式小组来处理面临的军控和不扩散问题，只在1955年3月19日到1958年2月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经任命哈罗德·史塔生负责军控问题，但后来因为国务卿杜勒斯和史塔生的矛盾导致史塔生辞职，此后直到军控署成立，一直没有专门的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军控政策。史塔生辞职后，国会的若干议员曾经质疑美国的裁军努力是否有效，而且多数批评是针对美国的机构性的缺失，其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裁军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的批评尤其引人注目。1959年秋发生的一件事情更是表明非正式小组在处理军控和不扩散问题上的缺陷。波士顿律师查尔斯·库利奇受命组织一批人评估美国的裁军政策，最后提交的这份库利奇报告被参议员汉弗莱评价为“毫无用处，国务院必须从头开始形成一项政策，而这距离同其他国家的高层会谈只有数天时间” [9] 。因此，国会不少议员认为应该适当提高军控政策的重要性并且有必要成立一个主管军控事务的机构。汉弗莱和约翰·肯尼迪都是当时积极推动此事的著名参议员。1960年1月众议员查尔斯·贝内特提出了建立国家和平署的议案，同样的议案在参议院也由参议员汉弗莱提出，很多议员提出类似议案并表示支持这一动议。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继续其建立主管军控事务机构的努力，并得到了汉弗莱等议员的支持合作。1961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有关控制和削减军备的准备远远不够。” [10]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发展也让很多国会议员认识到实施军备控制的重要性，军控署终于在1961年9月26日正式成立。军控署从事军控问题的研究、准备并处理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军控和裁军谈判、参与多边国际军控和裁军论坛，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政策，的确很大程度上使美国的政策更加明确、更加协调一致。
与军控署成立相对应的是该署的合并。最初裁撤军控署的倡议是由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提出的，但因为当时民主党控制国会，这项提议遭到了广泛的反对。1994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军控署的裁撤问题成为国会共和党的重要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认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机构设置过于庞杂，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提出改革外交机构的倡议，并认为冷战结束后的重点应该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不是军备控制；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必要再进行军备控制。赫尔姆斯利用其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批准以及《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当成筹码，迫使政府执行重组计划。1995年12月，国会通过立法要求解散军控署、新闻署和国际开发署，但遭到总统否决；参议员赫尔姆斯同民主党参议员凯利谈判妥协，同意五年内削减国务院和三个署的预算17亿美元。这项妥协在两院的联合委员会中转变为1996—1997财年国务院拨款法的修正案，明确要求总统要裁减一个部门。军控署因为规模小、人员少、预算少而容易成为裁减对象。军控署的命运因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日期的临近而更加麻烦。1997年重新当选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赫尔姆斯再次提出外交机构重组的问题，并声称在总统提交机构重组方案之前，他不会考虑《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批准问题。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生效规定，匈牙利在1996年10月批准条约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生效时间将是1997年4月29日。克林顿总统希望在公约生效之前批准条约，以成为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组织的成员，因此时间非常紧迫。最后，克林顿总统协同多数党领袖洛特和少数党领袖达斯勒迫使赫尔姆斯采取行动，付出的代价是同意在两年内进行外交机构重组，其中军控署将合并到国务院。至此，军控署的命运已定，直到1999年4月1日作为独立机构正式消失。 [11] 军控署合并到国务院后，人员、预算、规模上的缩小和地位的降低导致军控和不扩散问题容易湮没在国务院众多的外交事务当中，军控的重要性受到极大削弱。
国会还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对美国的军事力量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任何一项武器系统的研究、开发、试验、评估、采购、部署都需要经费，而经费来源于每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这些行政部门提出的预算都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国会通过控制钱包来影响美国的军事力量结构。有关武器费用的支出主要受到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的影响。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各项武器费用的授权，然后由拨款委员会提供拨款。另外，预算委员会负责为每年的防务支出确定一个限额。20世纪70年代国会改革之前，国会基本上没有专业能力挑战行政部门提出的国防预算，但此后通过创建技术评估局和国会预算局，国会相关委员会就可以得到立场中立的深度武器系统分析，借此辨别哪些武器研发、试验、评估、采购和部署是必要的，哪些是可以削减或者限制的。例如，1970年，参议院通过了布鲁克决议（Brooke Resolution），要求停止多弹头分导再入运载工具的试验。80年代，国会取消了海军和陆军发展新一代战术核导弹的计划，阻止发展反卫星武器，限制MX导弹的部署，迫使空军发展侏儒导弹。90年代，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更好的例证。克林顿总统主张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不主张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但共和党在1994年中期选举控制参众两院后，积极推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以及未来的部署，拨款就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加速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并进而为部署作准备的手段。在1996财年，克林顿向国会提出的国防预算中用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费用是3.71亿美元，而国会最终拨付的达到了7.46亿美元，呈现出101%的增幅；1997财年提出的相关预算是5.08亿美元，而最终拨款是8.33亿美元，有64%的增加；1998财年的拨款则比预算增加了94%；1999财年也有81%的增幅。 [12] 通过拨款，国会当中主张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多数议员基本上达到了推动行政部门加速发展其不愿意发展的武器系统。
国会还可以确保其政策偏好在美国军控和不扩散政策中得到体现。如果国会认为行政部门进行的军控谈判有可能规避国会的监管，它可能通过立法或者通过决议案的方式使国会介入军控谈判，也可以为军控谈判设定某种前提。例如国会在批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同时通过的杰克逊修正案就明确规定，在未来关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中不可使美国洲际战略力量的水平低于苏联的限额。国会还曾介入第二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对于军控条约，如果国会认为当前的军控条约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它可以阻止行政部门破坏或者规避条约。1987年，当里根政府为了发展星球大战计划，要求广义解释《反导条约》条款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在国防授权法中明确限制空军从事的相关试验不得违背《反导条约》的狭义解释。1993年国会修改了《1991年导弹防御法》，强调美国要信守《反导条约》，并督促行政部门同俄罗斯谈判澄清反弹道导弹系统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之间的区别。而1995年之后，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则进行种种努力，反对克林顿加强《反导条约》的努力，并要求任何对条约的修改必须交付国会批准，意在废除该条约。
国会还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强化不扩散政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国会基本上存在共识，通过倡导不扩散政策、立法、修正案、拨款等形式，国会推动美国的不扩散政策逐步得到加强。由于国会不少议员非常关切南亚的扩散危险，共和党议员拉里·普雷斯勒曾在1985年提出了普雷斯勒修正案，要求总统在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之前必须向国会证实该国并不拥有任何核设施。这项政策得到了实施，并的确影响到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布什总统就任后，由于显然巴基斯坦正从事相关的核活动，总统无法向国会证明巴基斯坦没有核设施，因此也就无法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20世纪90年代，国会一度怀疑俄罗斯和伊朗之间从事较为频繁的核合作而行政部门迟迟不采取行动遏制这种核能力的扩散，所以在2000年年初通过了《2000年伊朗不扩散法》，要求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交报告，了解哪些个人或团体向伊朗提供了违禁物品，并据此要求政府对相关个人或团体实施制裁。这些措施都是旨在推动国会认为不愿意采取行动的行政部门，同时国会为了强化美国的不扩散政策，曾经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推动“合作削减威胁”项目，该项目最后成为美国持续时间最久、获得支持最为广泛的不扩散政策，这就是《纳恩-卢格法》。
[1] 约翰·纽豪斯：《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6页。
[2] Alan Platt，“Congress and Arms Control：A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9-1976，”in Alan Platt and Lawrence D.Weiler edited， Congress and Arms Control ，Boulder：Westview Press，1978，p.2.
[3]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6页。
[4] Alan Platt，“Congress and Arms Control：A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9-1976，”in Alan Platt and Lawrence D.Weiler edited， Congress and Arms Control ，Boulder：Westview Press，1978，pp.10-11.
[5] Thomas A.Dine，“Potics of the Purse，”in Alan Platt and Lawrence D.Weiler edited， Congress and Arms Control ，Boulder：Westview Press，1978，pp.65-66.
[6] Stubborn Things ： A Decade of Facts about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 Report by Senator Thad Cochran，September 2000，p.6，https：//www.hsdl.org/？view&did=437971.
[7] Duncan L.Clarke， Politics of Arms Control ： The Rol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U . S .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London：The Free Press，1979，pp.182-185.
[8] Duncan L.Clarke， Politics of Arms Control ： The Rol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U . S .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London：The Free Press，1979，p.222.
[9] Duncan L.Clarke， Politics of Arms Control ： The Rol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U . S .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London：The Free Press，1979，pp.12-14.
[10] Duncan L.Clarke， Politics of Arms Control ： The Rol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U . S .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London：The Free Press，1979，p.16.
[11] 有关军控署的裁撤详见Ralph G.Carter，ed.， Contemporary Cases in U . S . Foreign Policy ： From Terrorism to Trade ，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2002，pp.109-130。
[12] Stubborn Things ： A Decade of Facts about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 Report by Senator Thad Cochran，September 2000，p.6，https：//www.hsdl.org/？view&did=437971.